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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人物|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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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1836年1月9日-1908年9月28日),字东明,美国宾夕法尼亚人,美国基督教长老会来华传教士。近代教育家、翻译家和慈善家,中国近代科学教育的先驱。

在山东从事宣教、教育长达45年之久,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现代高等教育机构文会馆、广文大学(齐鲁大学之前身);开设博物馆,传播西方的科学与文化,被誉为"十九世纪后期最有影响的传教士教育家"。在其人生最后十八年,担任圣经翻译委员会主席,主持翻译了流传至今的圣经中文译本"和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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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 中文名称

    狄考文

  • 外文名称

    Calvin Wilson Mateer

  • 出生日期

    1836

  • 逝世日期

    1908

  • 信仰

    基督教

折叠 编辑本段 人物介绍

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1836-1908),字东明,美国宾夕法尼亚人。基督教北长老会传教士。1863年底来华,1864年1月到登州传教,开办蒙养学堂。

该学堂1876年改称文会馆,由小学升为中学,1881年开设大学预科,1904年迁潍县,与英国浸礼会在青州办的广德书院大学部合并,改称广文学堂(后成为齐鲁大学一部分)。

他多次利用回国休假机会为文会馆募集资金和实验设备。1880年获汉诺威大学荣誉神学博士学位。1888年获伍士德大学荣誉法学博士学位。1890年基督教来华传教士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推选他为"中华教育会"首任会长。1895年辞去文会馆校长职务。1902年获华盛顿大学和杰斐逊大学荣誉法学博士学位。1908年卒于青岛。

狄氏精数学,编有《笔算数学》《代数备旨》等,成为当时中国初办学堂时的数学教科书。此外,还编有《官话课本》(A Course of Mandarin Lessons based on Idiom),是当时外国人学习汉语必备之书。

折叠 编辑本段 早年生活

狄考文于1836年1月9日出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坎伯兰县(Cumberland, Pennsylvania)一个基督徒家庭,父母皆为美国长老会教会的信徒,靠开垦经营农场谋生。狄考文年少时,家境清苦,作为家中的长子,课余时间常常帮助父母做农活。同时继承了父母的许多优点,具有虔诚的信仰,聪明的头脑,健壮的体魄,善良的心,和吃苦耐劳的心志。狄考文在家乡读完小学后,入读根托斯中学,一年后转学到费托邑中学。

1854年中学毕业后,受洗成为基督徒,同年考入宾州加农斯堡杰弗逊学院(Jefferson College, Canonsburg, PA)。1857年,他以第一名的荣誉从杰弗逊学院毕业。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和筹措继续读书的费用,狄考文独自经办起一所中学,两年时间就把一所只有 20 名走读生的学校,办成了拥有 30 名寄宿生共 90 名学生的学校,为他带来可观的收入。正当学校办得有声有色之际,他却决定要走传扬福音之路,于是他毅然卖掉了学校,进入阿利根尼的西方神学院(Western Theological Seminary in Allegheny)学习。在神学院期间,他就立下了远赴海外宣教的志向。在俄亥俄州的特拉华(Delaware)传道期间,狄考文认识了邦就烈小姐(Miss Julia A. Brown)。邦就烈出生于俄亥俄州特拉华(Delaware, Ohio)附近的一个地方,年少时很不幸,8岁时丧母,14岁时丧父,偕妹妹寄居舅父家中。艰苦的生活造就了她独立的、不为困难所屈的性格。18岁那年,她就开始了教学生涯,且在教学上极具天赋。经过两年多的交往,狄考文和邦就烈于1862年12月在俄亥俄州基列山(Mount Gilead)结为伉俪。同年,狄考文获得神学博士学位,亦被按立为牧师,并接受美国北长老会差会的派遣,远赴中国宣教。

折叠 编辑本段 奉差来华

1863年7月3日,狄考文携新婚妻子从纽约乘船来华。临行前,狄考文发下誓愿:"我决意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中国,生于斯,死于斯。"后来他果真以自己的一生实践了他的誓愿。狄考文夫妇与其同乡郭显德博士(Hunter Corbett)夫妇同乘一船,经过长达165天的航行,行经好望角和澳洲,终于1863年底抵达上海;翌年1月15日再从上海搭船到山东登州(今蓬莱),从此开始了漫长的宣教生涯。

登州于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成为开放口岸之一,西洋人可以来此宣教。最早到达这里的是美国北长老会的倪维思博士(John Livingston Nevius)夫妇。他们于1861年到登州,买下一座残破的观音堂,开始了宣教工作。当他们看到中国妇女饱受压迫,缠足且多不识字,迷信且愚昧之情形,即把她们作为传福音的对象。同时为使她们受教育,并学习维生之技能,遂于1862年,创办了一所女子学校。这在当时的中国北方,堪为创举。当狄考文夫妇到达时,正赶上倪维思因夫人病重,需返国就医,于是狄考文夫妇就接替他们的工作。

折叠 编辑本段 教育生涯

时年28岁的狄考文看到,传福音不仅要救人的灵魂进入将来的天堂,也要救人的肉身脱离现在的地狱。于是他在原观音堂四合院的地址上,创办了男校"蒙养学堂",当地人称之为"蒙塾"。"蒙"即启蒙,"养"是寄宿并教养之意。当时风气未开,创办洋学堂实属不易,首先招生就是个问题。蒙养学堂第一批只招收到六名中国穷苦家庭的孩子来读书。在学校初创时期,不仅免收学费,还免费供应学生饮食、住宿、衣物、书籍、文具,以及回家路费等,以吸收贫苦学生就读。狄考文和妻子既是教师又是家长,甚至给孩子们当保姆,做饭、洗衣、梳头、洗脸等等,什么都干。但因为穷人家的孩子往往十多岁后就要帮助解决家庭负担,再加上对外国人的不信任,入学就读者很少,能坚持读完六年毕业的就更少。即使这样,学生往往因为早婚,未毕业而退学,甚至有"逃学"之情况发生。所谓"逃学"不仅是旷课而已,真的是逃走不见了。这种事当时不乏其例。据称"自一八六四年至一八七二年设学九载,教习五易,共收生徒八十五名,而学满六年者仅四人"(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第21页,广文学校印刷所,1913年)。1872年起,狄考文在"蒙塾"的基础上扩大校舍,增加课程,称前3年为备斋,后6年为正斋。1873 年起,狄考文改变了过去只在穷苦的非基督徒中招生的方法,注意招收年龄稍大,基础较好的基督徒家庭的子弟入学,并鼓励学校中成绩较好者参加蓬莱县考,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好成绩,蒙养学堂因此在当地民众中逐渐赢得了声誉,前来求学者日益增多。1876年,第一批三名十年学习期满,成绩优秀,狄考文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毕业典礼,颁发了文凭。毕业典礼的同时,蒙养学堂改名为"文会馆", "取以文会友之意"。文会馆成立后,学生来源已不再成为问题,许多邻近郊县的学生,慕名前来求学者多,也有少数来自省外。1882年,决定增设高等学科,创立大学,是为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

除招生及生源问题外,就是师资和教材问题。当时的长老会宣教士,多学识渊博,不仅能合格充任教师,而且胜任编写课本。狄考文亲自或督率他人,在中国译员和学生协助之下,编写了一系列现代各级学校用教科书,供他所办的学校和清末民初大批教会学校及中国政府官办学校使用。到1895年,狄考文编写的教科书已达28本,其中八成是科学范围的。狄考文精于数学,一生中编有《笔算数学》、《代数备旨》、《形学(几何)备旨》、《振兴实学》、《电学全书》、《电气镀金》、《测绘全书》等中文课本。其中的《数学备旨》,是狄考文与其学生邹立文编译出版的,成书于光绪年间,内容包括加、减、乘、除、倍数、分数、一次方程、开方、方根、根几何、二次方程式等一共十三卷,行销全国各地;而《笔算数学》曾先后修订、重印达 30余次,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力。同时,狄考文在编写数学教材过程中,首次引进并采用了阿拉伯数字、+、-等国际通用符号,并将阿拉伯数码直接运用于算式,在近代中国数学界由中算向西算过渡的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有关史料证明,文会馆开设的自然科学课程"在当时中国的学校中处于领先地位",其心灵学(心理学)、是非学(逻辑学)和富国策(经济学)以及世界地理、历史课程"是在中国教育系统中最早开设的课程"。狄考文不仅重视科学课教学,也重视学生的实验能力。学校经常举行地理知识旅游、天文观察、以及物理实验等。

在办学思想上,狄考文是比较开明的,主张向中国社会广泛传播西方的科学和文化,以促进中国的进步。他坚持用中文教学,坚信中国语言完全能够阐释和宣传西方的科学,费尽心力汇通中西,编订出版《官话类编》(A Course of Mandarin Lessons based on Idiom),成为当时外国人学习汉语必备之书。他认为:文言悦目,白话悦耳,达成教育普及的工具不是文言,乃是白话。文会馆除要求学生必须要读千字文、四书、诗经、书经等中国经典外,还要求学生在学校过艰苦的生活,以便培养适应中国生活、为中国人服务、引领中国进步的人才。

除了教书、写作和出版工作以外,狄考文关心学生合作精神的启发,组成学生青年会,以德,智,体三育为宗,学术探讨与辩论会及其他会社。他禁止学生吸烟饮酒,不拘在校内或校外。结果学生对狄考文既敬爱又惧怕,给他起一绰号"狄老虎"。每届喧闹的场面,只要经一人喊出"老虎",顿时全场鸦雀无声,由此可见狄考文的威仪如何了。但他不论讲道或授课,语词恳切简明,无可挑剔。

文会馆的成就,引起中外人士瞩目。美北长老会予以重点支持,不仅增加物力的投入,也有人力支援,差派杰出学者来华。狄考文的四弟狄乐播(Robert M. Mateer)夫妇在其兄感召动员之下,于1881年至登州,从狄考文学习汉语,并汲取办学经验。狄乐播在1883年,去到潍县,开办格致院和文华馆,完全采用文会馆的教材和体制,并购地建校,称"乐道院",成为以后广文大学的基础。

赫士博士(Warson McMillen Hayes)于1882年到登州,在文会馆任教,后接任馆主(校长)职位。伯尔根博士 (Paul D. Bergen)继来,与郭显德,梅理士(Charles Roger Mills) 等人,组成强大的教师阵容。1897年,又有路思义(Henry Winters Luce)前来加盟。著名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 (William A. P. Martin)亦曾在文会馆任教。文会馆昔日规模,虽然不能与现今的大学相比,但其师资设备,却是第一流的;文、理、工、化各科仪器齐全。从1890始,狄考文出任圣经翻译委员会主席,文会馆馆主一职由赫士接任。赫士曾写出数本关于对数表、声学、光学、热力和天文等方面的著作,并且创办了《山东日报》,完善内地的邮政系统。他还上书清廷建言全国参照世界的习惯宣布星期日休假,清廷采纳了他的意见,通令全国一体遵行,并致书赫士表示嘉奖。

1900年,义和团乱起,潍县乐道院被焚毁,变成一堆瓦砾。在那次震动世界的大动乱之中,由于山东巡抚袁世凯加意保护洋人,山东传教士得免于伤亡。拳乱招致八国联军之役,结果,中国赔款四亿五千万两银子。全美国教会联合抗议,迫使政府不接受赔款,全部三千二百九十三万九千零五十五两,用于在华兴办教育,从其中拨归乐道院一万四千七百七十三两;美国长老会复在本国募集三万馀两,用以复建;匹茨堡信徒共捐助二万六千一百二十五美元;袁世凯再予地方赔偿四万五千两。狄考文夫妇一生没有子女,拿出自己历年的积蓄,用于办学。狄夫人的妹妹,也变卖父母遗产相助,并在美国教会中募款,来支持学校开支,及供应学生的费用。

那时,青岛已辟为商埠,胶济铁路亦已完成。潍县位于胶济铁路中心,发展前景看好。于是,美北长老会的登州文会馆,与英浸礼会在青州的广德书院,协议迁并至潍县,校名各取一字,合成为"广文大学",其英文校名则为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校长为伯尔根博士。又在乐道院原已广大的校址上,增购西北毗连土地一百六十余亩,建成宏伟壮观之校舍。医院经过重建,也更为宽敞,设备齐全适用。大楼中央的钟楼,高达百呎,礼堂可容六七百人,餐厅可以供四百余人进餐;有完美之图书馆及阅览室,藏书丰富;且有物理、化学、生物试验室,并有一座先进的天文台、运动场,还有木工厂、铁工厂,以及理化仪器制造所等设备,可谓应有尽有。

伯尔根于1915年病殁下葬潍县。1917年,广文大学在济南千佛山下购地六百余亩,筹集大量资金,建立大而完美的校舍,随即把潍县的文理学院,青州的师范学院和神学院;还有济南、南京、北京、沈阳和汉口四地的医专全部迁此,并汇集各地的医学人才和设备,合成为最坚强著名的医学院。就此形成了"齐鲁大学",聘任方伟廉 (William P. Chalfant)为校长,赫士为神学院院长。方伟廉不久即逝世,赫士则因信仰问题辞职离去,于1919年在潍县创立华北神学院,并任院长;1922年,又迁至滕县,成为北方最有影响力的神学院,为华人教会造就出不少人才。

大学迁济南后,原校址成为广文中学,内有礼拜堂、教学楼、医院和教职员宿舍。狄乐播于1922年病故,也葬在潍县。珍珠港事变后,日本在华北的军事当局将乐道院改成盟邦侨民拘留之所,拘英美人士约1500多人。赫士博士亦遭拘禁,在集中营里渡过近三年的凄苦岁月,于抗战胜利的前一年病逝,享寿87岁,死后葬在集中营围墙内。

齐鲁大学有"中国的哈佛大学"之誉,校园里有两座科学大楼,一座为狄考文纪念馆,另一座是伯尔根纪念馆。饮水思源,广文和齐鲁两校舍建筑经费的募集,路思义居功至伟。后来路思义北上北京,协助司徒雷登创设燕京大学,在美国又募得巨款,才有了美丽的燕园。路思义在华晚期患了胃溃疡,只好提前退休返国,后病逝于日本偷袭珍珠港(1941年12月7日)当日夜晚。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齐鲁大学被迫关闭,其校址为今日山东大学之所在。

值得一提的是狄考文夫人邦就烈,她25岁时与狄考文同来登州,此后终其生协助其丈夫宣教、办学,把全部心血都献给了蒙养学堂和后来文会馆的孩子们。除教授史地课程外,还为中国开辟了西方音乐的途径。她编写了乐理启蒙,制订了乐谱、音符,教导学生欣赏、演唱,以至创作歌曲,并收集民间曲调,配以新词传唱。有关资料显示,她很可能是近代最早把西方音乐教育引入中国的人。

在办学上,邦就烈是狄考文的好帮手,她像母亲一样照料学生们,到乡村长途旅行访问学生们的母亲和其他妇女,负责饥荒赈济,劝导和鼓励本地牧师,为持续不断前来的见习传教士安排食宿,照料病人和无助的人。虽然她不是很强健,但她总是一心一意、全力以赴地为别人做事。狄考文的成功,特别是登州文会馆的成功,实际上就是邦就烈的成功。换言之,可以说没有邦就烈,就没有登州文会馆的成功。

1889年山东发生大饥荒时,邦就烈深入灾区赈灾。灾后离开时,当地乡绅赠送代表崇高谢意的"万民伞",还请她坐在轿子上游行,接受民众的欢送。1898年1月18日,邦就烈在登州去世,享年61岁。临终前,邦就烈拉着丈夫的手说:"我先回天家去了,希望你将来带领许多人与我在天家相会"。狄考文后来在其70岁生日那天写的一封信里说:"在我早年的生活中,上帝对我最大的祝福是邦就烈。她与我共同承载每天的负担和心事,文会馆的成功大部分应归功于她。她的去世是我一生的最大损失。""她的儿女起来称她有福。她的丈夫也称赞她"(《箴言》第31章第28节)。

折叠 编辑本段 影响与地位

狄考文为兴办文会馆费尽了心血,也为他赢得了19世纪来华传教士教育家领军人物的美誉。在狄考文的潜心经营下,文会馆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师资队伍建设上都令当时的基督教学校难以望其项背。更为重要的是,在狄考文的辛勤培育下,文会馆培养出了一批当时中国社会发展急需的人才。人数虽然不多,却在教育、实业、文字出版等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弥足珍贵的火种。

从文会馆到广文大学,从登州到潍县,狄考文办学的宗旨,是为了要造就中国的教会领袖,亦为教会学校培养师资。早在1877年,狄考文就表明了基督教兴学的五大要点:第一,造就可靠的传道人才;第二,供给基督教教学师资并可藉他们将西方较优良的教育,介绍到中国;第三,装备人才介绍西方文化的科学和艺术给中国;第四,教育是进入上层阶级的最佳门径;第五,教育能使中国教会有自立能力,并使中国教会防止迷信侵入,且抗拒教外教育界怀疑主义者的攻击。狄考文的宣教教育方式,通常被称为"狄考文模式,"表现出其加尔文归正宗的理想:传扬福音圣道,并完成教会的文化使命;在使人灵魂得救的同时,也使文化得以道化。

文会馆毕业生的第一选择通常是作教牧,其次是教育,再其次才是从政或从事工商业。毕业生中产生出不少教会领袖,如丁立美牧师(1892年毕业),布道大有能力,有"知识分子使徒"和"中国慕迪"等美誉;在华人教会神学界影响深远的贾玉铭牧师(1901年毕业);而于1911年毕业的滕景瑞,则是滕近辉牧师的父亲。老一辈的基督徒常说,山东出了许多属灵伟人,饮水思源,其根源实在于广文大学所栽培的人才。

当文会馆于1904年迁至山东潍县时,其毕业生总数为205名,此外还有大约200名肄业生,加在一起共有400多人。其中除了少数任职牧师外,九成以上的毕业生在国家的重要机关和学校从事教育工作。在兴办现代学堂热潮中,文会馆的学生供不应求,纷纷被各省聘任为大、中学堂教师。当清廷于1898年在北京设立"京师大学堂"时,聘请当时在同文馆的丁韪良为总教习(教务长),并授权他选聘文会馆毕业生八人担任数、理、化教习,文会馆毕业生于志圣为汉学教习,可见文会馆的重要地位。其他毕业生先后任教于16个省的高等院校,如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山东高等学堂(山东大学)、北洋大学、山西大学堂、江南高等学堂、上海圣约翰大学,湖南雅礼大学、云南法政学堂等;军事学校有保定和奉天的陆军学堂,以及云南的讲武堂等,主要担任数、理、工和天文等学科的教学,为中国近现代教育的发展留下独特的一页。

义和团运动之后,慈禧太后下诏变法,继更颁谕各省兴办大学。应山东巡抚袁世凯的恳请,由当时文会馆校长赫士出任山东大学总教习,率领文会馆美籍教习四人,华人教习张丰年等九人,都是早期毕业生;并从新毕业生中选出八人,及汉学教习二人,作为教授团骨干,包括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地质各科系。至于章程条规,以至经费开支,编制预算,无一不是依就文会馆之规划,甚至连课本、教材、教学方法、仪器设备,都是沿用文会馆之成章。山东大学的成立,创下了教育史上的速成奇迹:只筹备了一个月,就于当年十月间在济南正式开学,成为中国省办的第一所大学。

开学既成,袁世凯立即奏报。慈禧太后见奏大喜,遂颁谕全国各省:"立即彷照举办,毋许宕延。"于是各省纷纷彷效山东办学经验,争先罗致文会馆毕业生为教习。于是,除京师大学堂外,全国各省许多大学堂都聘有文会馆的毕业生。至于教会大学中,有文会馆毕业生任教的更占多数。但因各省大学所需师资太多,文会馆毕业生数额有限,穷于应付,后来连肄业生也被揽聘。因此,对于清末民初中国的教育体制,文会馆贡献很大。慈禧太后并授命赫士为清廷制订全国的办学规划、方针、政策,及各项规章制度,包括星期日休假制度,颁诏全国奉行。原本反洋反教的慈禧太后,如今竟然颁授双龙宝星勋章给基督徒教育家赫士博士。

折叠 编辑本段 科学活动

博物馆,作为文化舶来品,随基督教传教士传入中国,于19世纪下半叶出现在沿海城市,最初由外国教会创办。通常传教士在基督教堂内设博物陈列室(exhibition hall),实际上就是早期的教会博物馆。狄考文在宣教、兴办教育之同时,也在蓬莱、烟台等城市兴建教会博物馆,虽然是出于宣教目的,却由此带来了现代科学文明,促进了中国早期自主创办博物馆的诞生和发展。狄考文最初在简陋的教堂中设小型博物馆,作为一种宣教手段,吸引百姓来到教堂,同时也为了开阔学生和登州百姓的视野。1886年,狄考文建起西式楼房,新教堂正式投入使用,据《文会馆志》记载:博物陈列所建于学堂之前,博物馆后面为教堂,此外在登州文会馆内设立藏书室、阅报室、物理和化学实验室等,还设有观星台(天文台)等设施,同时文会馆内还配有洗澡间、发电房等附属设施。1904年,文会馆迁至潍县,其留下的教会博物馆仍然吸引着登州的各界人士。据1909年长老会山东差会的报告,通过这个博物馆,每年有12000人进入教堂听到福音。

登州文会馆不仅是中国第一所近现代高等院校,也是最早开设与博物馆课程内容相关的高等院校,其博物馆教学内容包含地质学、动物学、植物学、广博物志、百兽图说,以及观物博异等。伯尔根博士尤其擅长教授博物馆内容课程,曾在文会馆内"取草木鸟兽昆虫矿石数千件,罗列一室,作为动植物标本,学者便之。"文会馆大学部开办后不久,学校的工作房和理化室就已经具备了蒸汽动力机械、机床以及木工和锻工所应有的一切工具。据《登州文会馆志》中记载,登州文会馆所具备的水学器、气学器、蒸汽器、声学器、力学器、热学器、磁学器、光学器、电学器以及天文器和化学器等教学器材共达300多种,这些器械不但"精巧坚致不亚泰西之品",而且除本校使用外,"各省学堂亦争相购定"。山东差会在向总部提出提高文会馆学校等级及变更名称的要求中,也强调说文会馆已经拥有"大量物理和化学仪器设备"。狄考文在给亲属的一封信中说道:"我花费很多时间和相当的精力与金钱制作物理仪器设备,我在这方面有天然的兴趣,我认为在中国,自然科学将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

狄考文在登州平日的休闲处是他的工作室,每年至少对外开放一次。里面有锅炉、蒸汽机、柴油机、电动机、发电机、碹床、电镀设备等。其他还有烧焊、瓦斯灯、各种电池、各式显微镜、望远镜等。上物理、化学课时,狄考文亲自示范,教学生做检修、保养、拆卸电机、缠线圈、上绝缘漆等技术性工作。他训练出来的铁工、焊工、电镀工和电线工很容易谋到生计。他更帮助本地商人制造与装配碾谷机、磨粉机、煤球机、捻绳机,织麻包机等,概不取利,只计原料成本。他认为中国需要工业来改善民生。此外,狄考文等传教士还给山东半岛带来了压水井、自行车等先进工具。毋庸置疑,传教士在传播基督福音之同时,也以教会博物馆为平台,向当时的中国传播了近代科学技术。

狄考文还是首先购置照明设备,在中国点亮第一盏电灯的人。1879年5月,狄考文第一次回国休假途径欧洲时,遇到美国商人、创建大西洋电报公司的塞勒斯·W·菲尔德先生。狄考文向菲尔德推介了他在登州文会馆的事业,最终使这位大商人产生了兴趣。当狄考文休假结束回到蓬莱后,随即给塞勒斯·W·菲尔德先生写了一封信,请求他捐赠一台发电机。1881年上半年,狄考文收到了对方捐赠的一台发电机和电灯装置,首先在文会馆内点亮了电灯,就此翻开了中国历史上电灯照明的新纪元。

据说中国皇宫里的第一盏电灯是光绪十四年(1888年)点亮的,后来在一场大火中被烧毁。待损毁宫殿重新装修好后,光绪命人又重新安装上电灯。此时宫里已经有了发电机,慈禧太后索性命人把几乎所有的后宫和嫔妃宫都安装了电灯。自皇宫用上电灯后,全国各大城市才慢慢用上了电灯。尽管1881年首先出现在文会馆的电灯并未普及,但作为一种新技术的运用,登州毕竟在中国率先迈出了第一步。

狄考文还经常应邀到各地做科学实验和现场讲学,将先进的科学和技术传到中国的各个角落。创办于1876年的上海格致书院,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科技馆,号称晚清上海输入西学的三大机关之一。1877年6月29日,狄考文应邀到该书院讲解电学原理并当场做实验演习。我国近代最早的科技刊物《格致汇编》载文说他:"讲附电气(即电流)之理甚清楚,用器具显出附电气之性情,最为灵巧。"为此,登州文会馆的名字在中国教育和科学界越来越响。狄考文声名远播,荣誉亦随之接踵而至。1880年,汉诺威学院(Hanover College)授予他神学博士学位;1888年伍斯德(Wooster)学院授予法学博士学位;1890年基督教来华传教士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推选他为"中华教育会"首任会长。1902年华盛顿-杰弗逊(Washington and Jefferson)学院授予法学博士学位。

折叠 编辑本段 翻译圣经

1890年,圣经翻译委员会成立于上海,狄考文众望所归,受选担任官话和合译本圣经委员会主席,主持中文译经的划时代工作。狄考文遂辞去登州文会馆校长职务,由赫士继任。此后狄考文兼理译经工作十八年,先后与北京通州的长老会传教士富善博士(Dr. Chauncey Goodrich)、陕西的内地会传教士鲍康宁(Frederick William Baller)牧师、四川的美以美会传教士鹿依士(Dr. Spencer Lewis)牧师,还有数位中国助手共事,付上常人难以想像的劳动代价,所得的结果就是流传至今的官话和合本圣经版本。在整个译经过程中,狄考文始终怀着敬虔、忠诚的心,竭尽全力,他是一位为了搜寻一个恰当词句,找不到他所要的就绝不罢休的人。有人说"他是个从不怕人,只敬畏神的人"。他将自己一生中最后的岁月完全奉献给了官话和合本的翻译工作,一心只望给中国人留下一本忠于圣经原意的圣经。1906年,当《新约全书》译完时,狄考文已经先后在北京、登州和烟台三地召集译经会议八次,每次历时两至六个月。他从没有缺席过一天,也从没有缺席过一次会议,他一生工作殷勤直到力尽方休。狄考文高兴地看到《新约全书》付梓,并开始了《旧约·诗篇》的翻译。遗憾的是,他没有看到诗篇译本的完成即因病去世。十一年后,即1919年,整本新旧约全书和合本才最终译就出版面世。斯时斯人去矣,却功不可没!

折叠 编辑本段 功成名就

1908年那次的译经会议在烟台召开时,由于狄考文罹病在身,未能出席。他所患为阿米巴性痢疾,此病在当时无药可治,被视为绝症。在他去世的前一天,其弟狄乐播牧师跪在病床前为他祷告,求主使他能安然返回天家休息。但是,狄考文却从病榻上喊着说:"乐播,提高一点你的信心吧,你要为我能翻译完旧约,尤其是诗篇而祷告"。然后他请赫士博士来为他的心愿能蒙应允祷告。赫士博士来了,照他的意思祷告。最后狄考文还加上一句:"主啊,愿这祈求蒙你应允!"然而,他在世的工作已经完成了,翌日(1908年9月28日),他便安睡在主耶稣的怀里了。事后富善博士说:"我可以想象,当火车火马载着他往天上去的时候,他会以何等崇敬的心情朝见大君王,并欢呼着他在临终前的一句话:圣哉,圣哉,圣哉,全能的大君王(True and Mighty)!

狄考文是在青岛德国医院就医时辞世的,享年72岁。逝后,其遗体被海运至烟台,下葬于玉皇顶美国长老会墓地。墓碑下方书有"西历一千九百零八年十月四号,狄大牧师葬于烟台玉皇顶"字样。英国浸礼会如此评价他说:"他是一个成功的教育者、优秀的管理者、有力的布道者、杰出的学者。"亦有国人评价说:"可以说狄考文的一生与中国近代基督教传播、近现代教育事业、博物馆公益事业紧密相连。"

狄考文从创办小学开始,直到中学、大学,在华从事教育工作长达三十多年,在中国宣教史上可谓空前绝后。他在中国总共45年时间,几乎一直在山东生活、宣教、办学、救灾、着书、科研试验,备尝艰辛,不离不弃,实践了自己决心"把一生献给中国"的诺言。期间他仅返国四次,而且每次都是为学习、募款、采购、宣讲而劳苦奔波。他设法购置和制作了大量现代中、高等教育所必需的各种实验设备;为当地百姓和商人们设计制造或联系购置多种机械,努力谋求提高社会生产力,改善民众生活。狄考文在中国生活的近半个世纪,恰恰也是中国社会经历痛苦蜕变的时期,他亲历了这一蜕变过程,也为这一蜕变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晚年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他说"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有着美好的未来。我很高兴有机会做我所能做的使她迈向美好未来的事情。" 诚然,狄考文年轻时立志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中国,决心向中国传播上帝之爱,引导中华归主。为此他信守誓言,兢兢业业,忘我奋斗直到生命的终点,正因为他爱神,所以他爱中国并中国人民。他不仅给中国带来了基督福音和上帝之爱,也给中国带来了合乎时代进步要求的现代文明。人们赞誉他是"大教育家"、"大制造家"、"大着作家",说他是首批向中国人传授现代西方技艺的人中"在基督教、科学和汉语方面均有造诣的屈指可数"的人物,是一个"多才多艺"、"全面成功之传奇人物",考诸史实,可谓名至实归。

根据狄考文自述,对学生讲话除外,他一生公开演说与讲道8,000余次。他在中国旅行一万二千英里,足迹遍及山东和华北、华东某些地方。在铁路与公路全无的中国农村环境下,他行路全靠步行,或以骡马代步。而且常常夜宿小店,随时随地遭受蚊虫、跳蚤、臭虫以及各种传染病的袭击。狄考文的元配早亡,继配也未生子女。他没有私产,所留下的是中国最早的大学和对他感佩终生的学生。学生中很少有人从政,多半人终生从事教育、宣教、社会或乡村工作,守住自身的岗位,默默耕耘。

信仰、爱心、使命与工作不辍是狄考文一生的座右铭,牧者、学者、教育家、慈善家、翻译家、著作家等名号加诸其身,实在名副其实,当之无愧。山东是孔夫子的故乡,狄考文亦尊孔子为大师和圣人。其人生步伐亦与孔子同:"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终年也差不多与孔子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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