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9-24 23:3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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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河间(刘完素)、丹溪(朱丹溪)之学广为传播之后,明代时医用药每多偏执于苦寒,常损伤脾胃,克伐真阳,又形成了新的寒凉时弊。鉴于此,以薛己为先导的一些医家在继承李东垣脾胃学说的基础上,进而探讨肾和命门病机,从阴阳水火不足的角度探讨脏腑虚损的病机与辨证治疗,建立了以温养补虚为临床特色的辨治虚损病证的系列方法,强调脾胃和肾命阳气对生命的主宰作用,在辨证论治方面,立足于先后天,或侧重脾胃,或侧重肾命,而善用甘温之味,后世称之为"温补学派"。

代表医家有薛己孙一奎赵献可张景岳李中梓等。

基本信息

  • 中文名称

    温补学派

  • 代表医家

    张景岳、薛立斋、赵献可、李中梓

  • 目的

    抵消滋阴药的寒凉

  • 原因

    肠胃消化机能减弱、食欲不振

折叠 编辑本段 形成背景

肠胃消化机能减弱、食欲不振、性机能衰退、身体怕寒等等、衰弱性反应,为了改进这些临床上的反应,所以演变出桂附地黄丸、右归丸等方剂。方内喜用肉桂附子干姜鹿茸等等温热性的药物,加入滋阴药中作治疗。

一方面可以抵消滋阴药的寒凉,和抑制人体生理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可以增强病者的新陈代谢作用,对虚弱性的疾病治疗大大增加其治疗功效。为了将这种用药方式与滋阴派(以朱丹溪为代表的)的用药方式区隔,所以称之为"温补学派"。

折叠 编辑本段 代表医家介绍

其中最杰出的医学名家有薛立斋、赵献可、张景岳、李中梓等多位名家,

温补学派的发起人--薛己

薛己,字新甫,号立斋,明吴县人,生于公元1488年-1558年,自幼即承继祖传之医术,其父亦为名医。

薛己初为疡医(中医外科医师),后却以内科驰名,正德年间选为御医,擢太医院判,嘉靖年间迁太医院使,由于在禁宫多年,得以阅览群书,网罗各家概要而精通各科医技,中年告归之后,即肆力于著作及删著名家著作,其治学的中心思想是以脾胃命门肾为主,为温补学派的发起人。

薛氏之学术思想:

薛氏之学术思想可以区分为两个系统

一个是继承李东垣补土学派的补土培元体系:

「盖脾胃为气血之本,阳气虚弱,弱而不能生阴血者,宜用六君子汤。 阳气虚寒而不能生阴血者,犹需用六君子汤加炮姜;若胃土燥热而不能生阴血者,则宜四物汤。 脾胃虚寒而不能生阴血者,当用八味丸。」(薛注明医杂着 医论按)

又根据东垣饮食自伤,医复妄下,清气下陷,浊气不降,随之而生也。就是由于胃脘之阳不能升举,陷入中焦之故,应当用补中益气升其清阳,使其浊气得降而不治自安。 这种脾胃升降失常的观念,薛立斋把它应用到饱食致血崩的血症中治疗,认为这种症候亦往往是因为伤了脾气,下陷于肾与相火相合温热下迫所引致,治疗就当用甘温之剂,调理脾气使气血归经而自止,而反对乱用凉血止血之药物。

恐损伤胃气而血失所摄,则欲止血崩就很困难了,这种调理脾胃止血的思想,在薛注的妇人良方大全中,亦有见之「故东垣先生云:『凡下血症须用四君子以收功,厥有旨哉。若大吐血,毋以脉论,当急用独参汤求之,若潮热咳嗽,脉数乃元气虚弱,假热之脉犹当用人参温补,此等症候无不由脾胃先损,故脉洪大察其有胃气能受补则可救,苟用寒凉止血之药复伤脾胃,反不能摄血归源,是速其危也。』」(薛注 妇人良方大全 暴崩下血不止方论)

按薛氏这种观点后来对清代名医唐宗海影响甚深

另一个系统是继承滋阴学派而来的肾与命门学说,但其思想之启源却来自王冰重注内经的按语: 「大寒如甚热之不热,是无火也!热来复去,画见夜伏,夜发画止,时节时动,是无火也!当助其心。

又如大热而甚寒之,不寒是无水也。 热而动止,倏忽往来,时动时止,是无水也,当助其肾。」 (王冰补注黄帝内经素问至真要大论注) 「益水之源以消阴翳;壮水之主以制阳光,故曰求其属也。 夫粗工偏浅,学未精深,以热攻寒,以寒疗热,治热未已而冷疾已生,攻寒日深而热病更起,热起而中寒尚在,生而外热不除,欲攻寒则惧热不前,欲疗热则思寒又止进退,交战危极已臻。 岂知脏腑之源,有寒热温凉之主哉,取心者不必济以热,取肾者不必济以寒,但 益心之阳,寒亦通行;强肾之阴,热之犹可观斯之,故或治热以热,治寒以寒万举万全。」(王冰补注 黄帝内经素问 至真要大论注) 滋阴学派治寒热的体系,在戴元礼的手中虽然已有雏形,但薛氏则更进一步将滋阴之法,和王太仆(王冰)的意见结合,引用在临床治疗上发展出下列的运用方法: 「察其无火,便当用八味丸,即益火之源以消阴翳之法。

如察其无水,便当用六味丸,是为壮水之主以镇阳光。 左尺脉虚弱而细者,是肾水之真阴不足,宜用六味丸。 右尺脉沈迟、或沈细而数欲绝者,是命门真火之常亏,宜用八味丸。 至于两尺微弱,是阴水阳火俱虚,当用十补丸。」(薛注 明医杂着卷六) 薛氏这种临床的治疗主张,是张丹溪发展尚未成熟的滋阴学说,连接到肾和命门的关系上发展。 一方面保留滋阴补肾的原则,而另一方面则加入了温补命门的方法,使到滋阴派的学术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和表现,因而促使温补学派的技术,能够独当一面地成一家者言,其实薛己之贡献非常大。

命门学说的创立人--赵献可

赵献可字养癸,明代鄞县人。精于医学,其术宗于薛己,治病以补火为主,其他的生平则不详。

因为薛己治症虽然多用滋阴之术,却不泥于丹溪寒凝之剂,而以温化命门为主。这种医术在临床上,取得相当优异的功效,所以赵献可继承了薛氏这种学术后,对命门的研究就特别有兴趣,最后更创立了命门学说,而成为温补学派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学说。

滋阴和温补之间的学术演变

其实丹溪在创立滋阴学说的时候,已经指出了相火为人身的动力来源,但当时丹溪却只有注意到相火妄动,会煎熬人体内的真阴;而未曾往相火为人体生命动力的方面作研究,再加上丹溪所说的相火,只是泛指人身活动机能而言,乃一无形而又无根之物,经过戴思恭之修饰后,此种无位的相火才变成了有根的命门相火。但在临床上的运用,却尚未有清楚交待,一直到薛氏采用六味丸和八味丸的交替运用之后,才显示出命门学说和滋阴学说的结合已经成熟。 何以由六味丸和八味丸的运用上,可以表示出滋阴学说的成熟呢? 由于滋阴之义,是在于滋润及补充人体内的细胞液,但滋阴之术在运用时,会碰,到二个极难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在疏泄观念尚未诞生前,如果只是采用增加液体的药物作为配方,就犹如灌水于泥泞之中水,虽然不断加入水份,但只能令泥泞中更加胶着和泛滥,不能吸收而无法达到滋阴的真正目的,有了疏泄的观念后,则有如以水灌入沙中,水份虽多而不妨碍吸收和分散,这样水份才能扩散到身体中任何一个部位,才真正的达到了滋阴的目的。 另一方面就是温度的影响,由于天寒则水凝,若果人体的温度(应该指人体的代谢能力)过低,对寒凝之滋阴药的吸收,是有相当的阻碍。所以对身体虚寒者,是需要加入适当的温热性药物,才能够达到滋阴的目的。 而薛氏的常用方剂中,六味丸的的疏泄,和八味丸的温补,正表示出当时的临床运用,已经解决了上述的两个难题,所以说温补学派的发展,是比滋阴学派为成熟。

赵献可之命门学说

命门的功用,最早记载于难经第三十难中,其文如下:「然,肾两者,非皆肾也!其左者为肾,右者为命门,命门者谓精神之所舍,原气之所系也,故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故知肾有一也。」

由这段文字上的记载,可见汉代以前,对命门之了解甚,除了左肾右命门的观念需修正外,在功能方面记载,已经非常清晰。 但赵献可更进一步的,把命门的重要性阐发,认为人之所以有生,生命之所以能持续,实属于火,火为阳之体,造化以阳为生之根,故人身亦以火为生命之门--命门之最佳解释。

命门所以称为性命之本,赵氏即认因其中有火之存,在并且认为火强则生机可由之而壮,火衰则生机可由之而弱,火灭则生机竟由此而止。 同时他认为命门君主之火,是涵于肾水之中,两者之间是相依而永不相离,如果病了的话,火之有余实缘于真水之不足,在治疗上丝毫不可泻火,只能补水以配火,即王冰:壮水之主以镇阳光之意;火之不足因见水之有余,亦不必泻水,就宜于水中补火,即王冰所谓:益火之源以消阴翳之意。 因为六味丸和八味丸的功效优异,更充份地证明命门和肾水之间的温补,是非常重要,所以赵氏更认为命门之火,为人身之宝,并非六淫之邪火可,比因此在治疗之时就更加强调,命门有:可补而不可泻的特点。 由于赵氏如此重视命门,因此阐发命门之学说时,不免借用内经原文以求自重,所以又作了以下的阐述: 他认为素问灵兰秘典论中,虽然曾说:『心者君主之官,但下文又明言:主不明则十二官危。心既然已包括在十二官之内,则主不明之主必定不是心主,而是另有所指,如系心主则内经条文应当云十一官而不是十二官,既然作为十二官之主的既不是心,那应该是指人体的什么器官呢?赵氏认为所指的应该是命门,但内经不称之为命门而称之为小心,那是素问刺禁论所说的:七节之傍中有小心。亦因为内经有这样的记载,所以赵氏更进一步的指出,难经左肾右命门之说,于理不合而认为:

「两肾俱属水,但一边属阴一边属阳,越人谓左为肾右为命门,非也?命门即在两肾各一寸五分之间,当一身之中,是为真君真主。」(医贯 内经十二官论) 赵氏之假说,是根据内经七节之傍中有小心而来,但是这种假说并未被当时的医学家所接受,其中明代孙一奎对此说就极之反对。孙氏根据难经所载,命门者诸精神之所舍,原气之所系一语,悟出中医学说,人体中本来就有左血右气之说,所以孙氏认为难经言右肾,则表示元气即在其中,另外孙氏又认为素问七节之傍中有小心的注解中,扬上善云:脊有三七二十一椎(3×7=21),肾在下七节之旁。肾神曰志,但孙氏则认为七节应该从上而下数,不能从下逆数,如果由上数下,则志心即心包络,而非命门!何况针灸的经穴,命门乃在十四椎上,从下逆数亦当在第八节而非第七节,由于这样的辩论之下,命门的位置就一直被争执不休,而无法定位,更加使到命门这个器官,让后世增加了不少的神秘感。

命门与现代生理学的关系

(1)命门的位置

命门之位置,在当时虽然争吵不休,但认可的部位只不过是在右肾或两肾之间的脊椎之处,从现代生理学的解剖之中,了解这个位置附近的组织,具有类似命门功用的器官,除了肾上腺这个特殊的内分泌组织之外,并无其他的组织有类似的功能,但其实际上的位置,却是在于两肾之上缘,而非右肾或两肾之间!

(2)肾藏水火之矛盾现象

命门包含着水火两种相反的特性,当火强则水弱,水强则火弱,互相牵制而又互相交融,不能失一,这种相反而又相成的特性,在肾上腺分泌出来的肾上腺素,和副肾上腺素,就真的存在这一种功能。

当两者被分泌出来之后,在某些器官上,它们有时是两者协调性的作用,有时候 在另一个器官上,所产生的功能却是相反的、相互抑制作用。这种矛盾的特性,有如水火之两极,所以是很相似的作用功能。

(3)命门为生命之主宰

命门的作用,可说是人身之主宰,性命之根本,此因其中有火的存在,火强则生机由之而壮,火衰则生机可由之而弱,火灭则生机竟由之而止。(见前文)肾上腺在生理功能方面,髓质所分泌的醣固醇,可以刺激肝脏醣质的新生作用,使其作用之速率增加六至十倍,因而使肝细胞所贮藏的肝醣增加,流到血液中,提供生理之急性需要。

另一方面却可以降低细胞,对蛋白质的合成,增加既存蛋白质的异化作用,另外也可以促进脂肪组织中,脂肪酸的动员。即可以增加血浆中游离的脂肪酸的浓度,增加他们被利用的机会。

上述这种生理作用,都在于供应全身最大的可用能量,因此生命的动力来源,可以说是来自肾上腺的正常分泌功能上,而这种策动体内能源的现象,和中医所说的命门为人身主宰,及命门有火的意义相接近,又因为醣固醇对人体有消炎作用,及抗过敏作用,在动物试验中,若果动物的肾上腺被移去后,则他的身体对碳水化合物蛋白质,以及醣类的利用,皆发生错乱,不但如此这一只动物,还不能够忍受各种皮肉及精神上的压力,只要有一点点微恙,例如呼吸道的感染,即可以使它死亡。另一方面肾上腺分泌的留盐激素,对人体之影响甚大,若果留盐激素的缺乏,会导致钠离子的流失,无论吃多少盐都无法弥补体内的流失,最后终会死亡,这一种情形就与火衰则生机之由之而弱,火灭则生机竟由之而止,的情形相似。

(4)命门盛衰与人体性能力的关系

在难经的记载中,命门的功能有:故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的记载。

表示出命门的功能,会影响到人类的性能力,但现代生理学上的观点来看,肾上腺皮质素中,虽然有雄性贺尔蒙的分泌,却只会影响到人体的男性第二性征,而对性器官及性欲方面的影响不大,不过当醣固醇及留盐激素的分泌不正常时,却会严重的影响到人体的新陈代谢失常,致体力容易衰退,并因为体力和能量都无法供应以作性交中之能量消耗,所以房事之后会特别疲倦,进一步的会影响到病者失去性欲功能,或正常的性能力。若从这种情形去看,则命门和肾上腺的功能就更相似。

由于以上的种种关系,命门与肾上腺的功能,都有很相似的地方,其相等的关系可以说是呼之欲出,再加上近年来临床上的发现,一些慢性疾病如哮喘病患者,其肾上腺的分泌功能,大都出现衰退性反应,若给予所谓补命门火衰的中药服食后,其痊愈或减轻的统计,竟达至显着的关系。

鉴于古人于生理解剖方面的智识较差,而在内视法的观察能力上却极强,所以在两千年前,就可以透过身体的感受,去发现人体两肾之间,有一个生命之门的器官存在,但位置则无法测定,原因是从解剖的人体上,是无法直接用肉眼去发现肾上腺的位置和真实的功能。所以才做成这一种猜测的方式,只能够猜测它的虚拟位置,和实际功能。所以临床治疗是有用的学说,但是在实际的位置上,则找不出答案。

温补学派一代宗师--张介宾

张介宾,字会卿,号景岳,别号通一子。明代山阴人,生于公元1561-1639年。张氏治方好用熟地,故人称之为张熟地。 他的父亲张寿峰,是定西侯的幕僚,素通医理。介宾十三岁时即跟父亲于京师之中,并得拜名医金梦石做老师。金氏医术以扶元气为主,介宾从学时已尽得其传,但介宾却受其父职业的影响,壮年好谈兵击剑,对功名颇为向往,所以从戎幕府出榆关、履碣石、经凤城、渡鸭绿漫游各地,数年而归,却一事无成,却目睹家中亲老,为供养他四处流浪挥霍,已经变得一贫如洗,自始对功名壮志消磨殆尽,所以毅然而归,将一身精力转移在医途中发展,才能发挥出他个人的天份和才华,致声名日彰,时人更认为他的医术,可以比之河间东垣。

张景岳的学术思想,早年颇受丹溪影响,后来年龄较大,临床见识渐多之后,对丹溪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思想,就更大加反对。 他一方面提出:盖阴不可以无阳,非气无以生形也;阳不可以无阴,非形无以载气也,故物之生也,生于阳,物之成也,成于阴。(见类经图翼 真阴论) 并认为阴阳二气以载气也,不偏则气和而生物;偏则气乖而杀物。(见大宝论) 另一方面,景岳在大宝论中反辩丹溪之说的时候,却塑造了他本人温补学说的中心思想:『夫形气者,阳化气,阴成形。是形本相属,而凡通体之,温者阳气也、一生之活者阳气也、五官五脏之神明不测者阳气也、及其既死则身冷如冰,灵觉尽灭,形固存而气则去,此以阳脱在前,阴留在后,是形气阴阳之辩也,非阴多于阳乎? 二曰寒热者,热为阳,寒为阴。春夏之暖为阳,秋冬之冷为阴。当长夏之暑,万国如炉,其时也凡草木昆虫咸苦煎熬,然愈热则愈繁,不热则不盛,及乎一夕之风霜,即僵枯遍野,是热能生物,而过热者惟病;寒无生意,而过寒则伐尽。然热无伤而寒可畏,此寒热阴阳之辩也!』(类经图翼 大宝论) 张氏在大宝论的论述中,将一些自然现象提出,反斥了丹溪的阴常不足的思想,在文中却一直强调,阳气对人体生命的重要性,并指出热能生物寒无生意,热无伤而寒可畏的观点,这些意见也就形成了温补学派的中心思想。 因此后人有认为张氏,才是温补学派的创始人,但因为张氏临床所运用的治疗方法,却导源于薛己之术而来,例如:他在大宝论中就曾这样说:「所谓真阴之病凡阴气本无有余,阴病皆惟不足,即如阴胜于下者,原非阴盛,以命门之火衰也,阳胜于标者,原非阳盛,以命门之水亏也。水亏其源则阴虚之病迭出,火衰其本则阳虚之症迭生。

故治病必当求本,盖五脏之本,本在命门,神气之本,本在元精。此即真阴之谓也,王太仆曰壮水之主以制阳光;益火之原以消阴翳。正此谓也,许学士曰:补脾胃不如补肾,亦此谓也。近惟我明薛立斋独得其妙,而常用仲景八味丸,即益火之剂也,每以济人多收其效。」(类经图翼 大宝论)

左归丸与右归丸的创立原因

张氏上述之观念,其实皆由薛立斋的思想而来,但六味丸和八味丸的功效,却引发他创造出温补学派最有名的方剂--右归丸 因为张氏认为八味丸和六味丸中,均有茯苓泽泻等渗利之味,所以想到了滋阴不宜利水的问题,因此发表了他的意见: 「第真阴既虚则不宜再泄,二方俱用茯苓泽泻渗利太过,即仲景金匮亦为利水而设,虽曰大补之中加此何害!然未减去补力而奏功为难矣,使或阴气虽弱未至太伤、或藏气未滞而兼痰湿水邪,则正宜用此。若精气大损、年力俱衰、真阴内乏、虚假火等,即从纯补犹嫌不足,若加渗利如实漏?。故当察微甚缓急,而用随其人,斯为尽善方悟补阴之理,因推广其义,用六味丸之意而不用六味丸之方,活人应手之效,真有不能尽述者。」(类经图翼 大宝论) 张氏上述的见解非常合理,但在临床处方上,却没有考虑到行阴的问题。 例如左归丸中除牛膝外,其他熟地龟板等等一派纯阴之物,虽然药物确有滋补之功,但病者的吸收似乎未及六味丸的功效,其中乃因无疏泄之机,细胞内液代谢者少,则新陈代谢的吸收亦不多,药物不能被吸收,则功效自然大打折扣,由于疏泄的作用不良,左归丸的功效自然不及六味丸之快。 但是右归丸的功效,却真的是比八味丸好,此因肉桂附子的加入之后,会加速细胞内液的代谢和消耗,所以药力容易被吸收入人体内,再加上右归丸中的温补性药物,较八味丸为多,所以自然功效胜于八味丸。 由于在本草的记录之中,附子是走而不守,通行十二经无所不至,而右归丸的成功之处,就是因为附子能够带动药物,而行走于体内,而不必依赖茯苓泽泻的疏泄来帮助,就能穿透各种阻力,但左归丸则缺少了这一种药物的配伍,所以左归丸的功效,就未能达到景岳的期望和要求。

虽然张景岳不仅在滋阴学说的理论中,有突破性的思想,而且创造了右归丸等方剂。其他的温补派名家,如薛立斋、赵献可等人,只不过在六味丸八味丸的运用上有所增入,其贡献上是远不如张景岳之成就。所以后世医家,有以张景岳为温补学派的创始人,但因为张氏的医术,有承袭薛己的学术情形存在,若尊称之为创始人,则于理不合,不过一代宗师之名,张氏却可以当之而无愧。

一代儒医学士--李中梓

李中梓,字士材,号念莪,明代华亭人。(江苏省松江县)生于公元1588年-1655年。

天性聪明,十二岁就考得童子试的第一名,但因为自幼体弱多病,所以无心于利禄功名,而致力于专研医学。他没有拜过任何老师,只靠自己孜孜不倦地自学,过不多时对金元四大家的学说,有了深刻的体会,并且提出了许多修正的见解,将他所学的和自己的心得,在临床上试验,居然得到了良好的疗效。因此而声名日彰,成为当时上海四大名医中,最负盛名的人物。(参考 上官良甫编 中国医药发展史)

李氏对四大名家的评论

李氏治学主张淹通各家之长,不偏不倚,并认为医学家着书立说,所以能各持不同的理论而自成一家者言,并非见解有偏而立论有异,只不过是各有阐发,补充前人之未备。他这种见解和胸襟,正好能够说明四大名家立派之意,及纠正后世医者的学习方向和态度,为不可多得的论说之文,今引录如下:

「如仲景张机、守真完素、东垣李杲、丹溪朱震享,其所立言医林最重,名曰四大名家,以其各自成一家言,总之阐发内经之要旨,发前人之未备,不相摭舍适相发明也。仲景着伤寒方论,盖以风寒暑湿燥火,六气皆能伤人,惟寒邪为杀厉之气,其伤人更甚耳,且六经传变之难明,阴阳疑似之易感,用剂少有乖违,杀人速于用刃,故立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所以补内经之未备而成一家言者也。

然所论疗皆冬月之正伤寒,若夫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热病俱未之及也,后人不解其意,乃以冬月伤寒之方,通治春夏温热之症,有不夭枉者几希矣? 故守真氏出,始穷春温夏热之变,而谓六经传变,自浅至深皆是热症,非有阴寒盖就温热立言,即内经所谓必先岁气毋伐天和,五运六气之旬,补仲景之未备而成一家言者也。 伤寒虽繁剧之症,仲景论于前,守真补遗于后,无漏义矣!独内伤与外感相类,而治法悬殊,东垣起而详为之辨。如外感则人迎脉大,内伤则气口脉大。外感恶寒虽近烈火不除;内伤恶寒得就温暖即解。外感鼻气不利,内伤口不知味,外感邪气有余,故发言壮厉;内伤元气不足,故出言懒怯。外感头痛常痛不休,内伤头痛时作时止,外感手背热、内伤手心热。于内伤之中又分饮食伤为有余,治之以枳术丸;劳倦伤为不足,治之以补中益气汤。此即内经饮食劳倦之义,又补张刘之未备,而成一家言者也。

及丹溪出,发明阴虚发热,亦名内伤,而治法又别,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真水少衰,壮火食气,以黄柏知母偕四物而理之。此法亦阐内经之要旨,补东垣之未备,而成一家言者也。 内伤虽深危之症,东垣倡论于前;丹溪补遗于后,无余蕴矣! 嗟乎四先生在当时,诸病苦莫不应手取效,捷如桴鼓,读其遗言考取方法,若有不一者一中,所谓但补前人之未备,以成一家言,不相摭舍,却相发明,岂有偏见之弊者。

不善学者,师仲景而过,则偏于峻重;师守真而过,则偏于苦寒;师东垣而过,则偏于升补;师丹溪而过,则偏于清降,譬之侏儒观场,为识者笑。 至有谓丹溪殿四家之末后,集诸氏之大成,独师其说以为极至,又复考张刘李氏之法不知丹溪,但补东垣之未备非全书也。此非丹溪之过,不善学者误丹溪也!盖尝统而论之,仲景治冬令之严寒,故用药多用辛温;守真治春夏之温热,故用药多用苦寒;东垣以扶脾补气为主,主上升虚者多下陷,故补气药中加升麻柴胡,升而举之,以象春夏之升;丹溪以补气养血为急,主下降虚者多上逆,故补血药中加黄柏知母敛而降之,以象秋冬之降。 使仲景而当春夏,谅不胶于辛热;守真而值隆冬,决不滞于苦寒;东垣而疗火逆,断不执于升提;丹溪而治脾虚,当不泥于凉润,故知天时者,许造张刘之室,达病本者,可登朱李之堂。庶几不以辞害志,而免尽信书之失乎!」(医宗必读 四大家论) 从上文中可以知道,李中梓对四大家的了解,是非常客观和中肯,但因为当时之四大家中,是张仲景列入其中,而无张子和其人归入,所以无法了解张子和在当时的医学地位,但李氏在文中所指出,学医者对四大家之学,不应过偏亦不可以轻此而薄被,此种学习态度确是非常重要。

李氏以肾为先天之本的学说 李氏认为人身之有本,如同木之有根,水之有源一样。

故一个良医亦应该了解人体之根本,治病时才可以正本清源,诸症自然能迎刃而解。人之根本有二:一为先天之本;一为后天之本。 先天之本在于肾,后天之本在于脾,因为人之婴儿形体未成,未有此身而先有两肾,故肾为先天之本;十二脉之根,呼吸之本,三焦之源,而人资之以为始者也,故曰先天之本在肾。(医宗必读 肾为先天本脾为后天本论) 盖婴儿既生,一日不再食则饥,七日不食则死。经曰:安谷则昌;绝谷则亡。犹如兵家之饷道也,饷道一绝,万众立散,胃气一败,百药难施。一有此身,必资谷气,谷入于胃,洒陈于六腑而气,至和调于五脏而血生,而人资之以为生者也,故曰后天之本在脾。(医宗必读 肾为先天本脾为后天本论) 在治疗方面,李氏则主张:『治先又根本,则有水火之分;水不足者用六味丸,壮水之源以制阳光火;不足者用八味丸,益火之主以消阴翳,治后天根本。

则有饮食劳倦之分,饮食伤者枳术丸主之,劳倦伤者补中益气汤主之。』(医宗必读 肾为先天本脾为后天本论) 李氏这种治疗观点,及先天后天根本之说,其实乃东垣补土学说,及明代张献可的命门学说之结合,而发挥而成。但在观念上,李氏却对温补有特殊的偏好,所以他在水火阴阳论中,提出了下面的意见: 「人身之水火,即阴阳也、即气血也、无阳则阴无以生;无阴则阳无以化。然物不伏于阴而生于阳,譬如春夏生而秋冬杀也。 又如向日之草木易荣;潜阴之花卉善萎也。故气血俱要要,补气在补血之先;阴阳并需,而阳在滋阴之上。是非昂火而抑水,不如是不得其平矣。(中略)又以雨阳均以生物,晴阳之日多;阴晦之时常少也。俗医未克见此,而汲汲于滋阴,战战于温补,亦知秋冬之气,非所以生万物者乎!」(水火阴阳论) 由于李氏这种主张,亦偏于以补阳为主,所以后世亦将之归入为温补学派之中,其实整个温补学派的诞生,虽然名家甚多,其学术思想主要都建立在命门和肾上,而用药的过程中则以补命门相火为主,而滋阴为辅。因为补火之时,必定要同时壮水,所以八味丸及右归丸的运用,就是采用肉桂附子等温热性药物,再加入熟地山萸等等滋肾养阴的药物,而构成温补学派的特色。由于代医学的发展史中,不断地涌出许多温补的名家,所以更加构成温补学派在明代的影响力,致后世尊称这种治疗,为温补学派。而实质上他们之间,多无师承门派的关系。

补脾与补肾的鉴别

运用补脾的治疗观点,是宗于东垣之学说,以脾土为万物生发之母,人体一切的营养来源,均有赖于脾胃功能的健运,所以当脾胃功能衰退之时,元气随之转弱。但脾病久久不愈,则肾阳转虚,命门相火弱等病,亦随之而生而呈现出脾肾两虚的症状,治之则东垣认为补肾不如补脾。

但在温补学派的观点上,却有不同的主张,认为人体生命之门在肾及命门之中,主宰着人体一切新陈代谢的动力来源,当命门火衰则脾肺心的阳气亦会不足,最后亦会出现脾肾两虚的相同症状。在治疗上则强调补脾不如补肾,这两种不同的方向治疗方式,就是李中梓所强调的,人有两本:一以肾为先天之本;一以脾为后天之本的最终目的。 但在临床治疗时,一个脾肾两虚的患者,医师如何辨别病者需要采用补脾的方剂,抑或应该采用补肾的方剂作治疗呢? 在一般的临床症状上,偏于脾虚寒者会有比较明显的肠胃机能衰退之现象,例如神疲气弱,泄泻,清谷,腹痛,喜热喜按,舌苔淡白等症状,另外因元气虚弱,亦会导致怕冷而易患感冒之症。 偏于肾阳虚者,其症状多见四肢厥冷,极为怕寒,腰酸背痛,足膝无力,耳鸣心跳,小便清长,夜尿频频,男有阳痿,女有不孕等等现象,但因为其中的症状,会交替出现。所以在脾胃两虚的病者身上,要鉴辨出患者应采用何种方法时,会经常有一点困难,笔者感觉临床上利用一般症状,及脉象的诊断,其准确性似乎不及舌诊来得准确和简便,故提出作为讨论: 在基本的理论假设上,脾胃属土而喜燥恶湿,肾属水却喜润而恶燥,补土的目的是增加人体的元气,所以在补气的基础方剂,四君子汤中是以茯苓白术燥湿,而以人参炙草大补元气。这种排除身体过多的水份,来提高身体功能的亢奋方法,就是行气燥湿的,最基本的补土原则。 但是在补肾方面,如八味丸是以肉桂附子之温热,加入滋肾阴的熟地而构成。所以要求的是在温补中,要求滋润。一方面亢奋着人体的机能,另一方面却补充人体的组织内液,以调和身体机能,这就是温补学派所谓的水火既济的意义,虽然这两种方法,均以兴奋人体机能为主,但是在实际上却藏有绝然不同的差异--燥湿与滋润的存在。 由于补土和补肾两种差异性的存在,所以在诊断上,只要能够辨别病者内液的盈亏,就可以决定采用何法以作治疗。 一般鉴定病人体内组织内液的方法,可直接由脉象的滑濇现象来判别,如脉滑或洪均表示内液充满,如脉现细濇均表示内液不足,但这种方法有时亦不甚准确,反而在舌诊上,却最能显示出其中的差异,因为脾虚病者舌色淡白,而有苔舌,形有胖大而湿之象;肾虚病者,虽然舌苔颜色相似,色现淡白,但多无苔的显示,而且舌形较瘦而略干之象。由舌形的胖瘦干湿程度,就可以了解病者体内组织内液的多寡,由其颜色的深浅,就可以了解病者的机能旺衰,这种鉴定比之脉诊来得更简单而准确,而且由舌苔上的变化,更加可以了解到补土是否要加入升阳或解表的药物于其中,对治疗上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考之薛立斋治症,多以朝用补中益气汤;夕用八味丸的治疗情况。其实正表示薛氏尚未能掌握到其中的差异胜而矣,否则不需要如此复杂的,同在一日之中,采用两种不同的温补之剂。

近代温补名家

谭述渠

温补学派的医术,在近代的发展史上,自明清以来不断的出现过不少名家。但当今最为著名的,却要首推香港的名医:谭述渠。

谭氏为广东新会人,数世业医,家学渊源,除悬壶济世外,以保卫中医,发扬中医药为职志,民国四十六年间,与台北自由中国半月判,争辩中医废存的问题,而曾经轰动于一时。其起因是因为立法院会议,通过了国立中国医药学院,及国立中国医药研究所的成立,但台北自由中国半月刊,在社论中却予以严厉的攻击。当时国内外之名中医,为了维护中国传统医学的存在,曾纷纷起予反击,而谭氏即为其中之表表者。(见中央图书馆编 民国四十六年中医药年鉴)

虽然此一法案最后还是被冻结,后来只成立了国立中医药研究所,由政府资助的国立中国医学院,至今尚未成立,但他维护中国传统医学的热心,已经被记录下来,而留存于青史之中。

谭氏之医术,宗于仲景伤寒金匮之学,在用药方面,对单味药,如:黄蓍、附子桂枝、白术等,用量常数以两计,其中所用附子竟亦用数两之多。

谭氏又善用伤寒论的真武汤,加减治疗血压高、心脏病、糖尿病。虽然其所用的附子,是经过特殊的泡制,以减轻其药力和毒性,但其用量之大,却非一般医师所敢于尝试者。

故某一次,在日本所开的东洋医学会议之中,谭氏提出了真武汤重加泡附子,可以用来治疗高血压的论文。曾经震惊整个日本的汉医学界,在民国五十年间,谭氏夫妇旅游于星马等地,治病无数,用药亦以真武汤、吴茱萸汤、金匮肾气丸等温热性方剂为用,临床功效非常卓著。因此使谭氏悟出地理医学上的一些特殊问题,今引录如下:

『星马地属热带,人喜冷饮,风气所及惟此。是尚以致表热里寒,外强中虚,比比皆然,而面庞跗肿,腰酸肢倦,腹胀胃逆,目眩头昏者,到处可见。多年存疑体验尽释,病有真类,治分南北,先哲明言,实非我欺,至若髫龄稚子,常患衰弱之病,丫角少女,时抱弱妇之忧。此固生平之鲜见,抑前贤所罕言者也?』(谭氏南游医案实录自序)

星马南洋等地,在地理气候因素来说,理应火热之病为多。但谭氏的观察,却发现当地的居民,都有长期冷饮的习惯,这种人为的生活因素习惯,常导致病者的内脏常有虚寒之象,虽然他们身居气候炎热之地,却是发病多为虚寒之症,因此谭氏采用温热之剂,都每能取效。此为运气医学上,所意想不到的事实。

李政育

除了谭氏外,目前喜用附子等温补药物而著名的,还有台北的李政育。

李氏原籍台湾省嘉义县人士,出生于民国四十年八月。早年对医学的兴趣不高,但自从入政治大学,念新闻学系之后,始对中医发生浓厚兴趣。

因此到其叔叔之处,学习骨科之学,大学毕业后,考取了中医师执照,而自行开业。李氏从医先习骨科为主,后来却由内经素问:「肾主骨」的思想体系之中,领悟到一切骨科折伤之症,应以补肾之剂为主。

所以用药亦喜用温补,而思想则宗于张景岳温补之说,常用的方剂以右归丸、桂附地黄汤、四逆汤、麻黄附子细辛汤等方剂为主。后期转入内科之后,对运气医学有特别的研究和爱好。李氏治病的主张,认为现代人的生活,喜欢晚睡或因为学生的勤奋、或因为夜生活的太浪漫,等等习惯。常引致肝肾阳虚,致临床上出现各种肌肉或关节的疼痛,在治疗上则强调用八味丸或右归丸等等温补之剂,临床功效相当卓著,在年轻一代的医师中,能够自成一格的确实不多。

折叠 编辑本段 温补名方

桂附八味丸 肉桂、附子、熟地、山茱萸、山药、泽泻、茯苓、丹皮

原方是崔氏袭千金方肾气丸法,易金匮肾气丸之桂枝为肉桂,故又称为八味地黄丸。原方治命门火衰而肾虚,或小便秘涩、或胞转溺阻、或夜多漩溺、或脚气入腹、少腹不仁、上气喘急、呕吐自汗、耳聩虚鸣。

李政育喜用之加减,以治疗骨折、骨伤的患者服用之后,能令病者的断骨加速愈合,所以尝见李氏之骨折病者,虽然骨折相当严重,却每每在一至两星期间,断骨即能愈合,并能拆去绷带纱布和挟板,作适当的锻练运动,其疗效常比其他的治疗方式为快,可见温补之术,在临床上的功用是相当优异,又八味丸对虚弱性的眼疾,亦有相当优异的治疗效果。

医案

曾教授,台北国立大学音乐系的钢琴教授,是一位年约六十岁的妇人。

由于多年前患有糖尿病,一直服用西药治疗,有一次于生气之后,眼中视物有一大片黑花。

眼科医生检查后,发现是糖尿病及高血压所引致的视网膜脱落,经治疗两年无效,眼前的黑花一大片,睡卧之时可觉察其移动,日间上课之时,由于视力衰退及模糊,致大受其影响,于六十八年间,在台北经友人介绍代为诊治,以桂附地黄汤加细辛、益母草、蝉蜕、菊花、附子(以上均为浓缩药粉),治疗两个月后,笔者在香港收到她的消息,谓眼前黑花已由一大片而缩成针眼般细小,视力亦比前增加,已经能够阅读报纸了。(笔者自验)

(2) 右归丸(张景岳方)

熟地、山茱萸、枸杞、鹿角胶、兔丝子、杜仲、当归、附子、肉桂。

原方用以治疗元阳不足,或先天禀衰,或劳伤过度,以致命门火衰,不能生土,而为脾胃虚寒,饮食少进,或呕恶膨胀,或反胃嗝塞,或怯寒畏冷,或脐腹多痛,或大便不实,泻痢频作,或小水自遗,虚淋寒疝,或以寒侵溪谷,而为肢节痹痛,或以寒在下焦,而为水邪浮肿。

总之真阳不足者,必神疲气怯,或心跳不宁,或四肢不收,或眼见邪魔,或阳衰无子等症,俱速宜益火之源,以培右肾之元阳。 (类经图翼 真阴论)

右归丸之创方,是根据八味丸而演变出来,其中之温补性药物,则比八味丸为多。所以两者之功效相似,而右归丸之效力则更佳,李政育喜欢用来治疗经常晚睡致病的患者,他认为晚睡之人,多患阳虚之症,所以亦有用作调补之用,谓服后可以令受伤的关节,于复原后可免再发生酸痛之苦,笔者应用之时,亦发现其效果相当优异,极之适合那些虚寒症状的患者,以作调理之用。

四 医案介绍

乳癌转移症 (李政育医案)

张太太 年龄三十三岁

疾病史:

民国六十八年四月间,病者已经发现左乳房上,有一个肿瘤,检查后证明是良性肿瘤,因此并没有接受进一步的治疗。但在民国七十年二月间,突然觉得腰疼非常,辗转不得,因此急送台大医院治疗,经过检查后,发现有子宫肿瘤,甲状腺肿大,并且在核子扫描时,发现有两处癌细胞转移之骨折,另外尚有怀孕报告,所以在四月十日,先接受了切除左乳的手术。

手术后腰疼仍然不止,并且不能翻身转侧,非常痛苦。但又不能接受物理治疗,(稍一牵动则痛苦异常)采用过一次化学治疗,但反应不良,身体不能适用,故后来又停止了化学疗法,最后请李政育医师到医院的病房中诊治。

四月十八日初诊

见其口干异常,晚上犹甚多尿,(手术以前从不喜欢喝水)三日才大便一次,血压为100/50水银柱,所以断为阳虚之症处方:

熟地、山茱萸、枸杞、兔丝子、补骨脂、鹿茸、淮山、杜仲、肉桂、附子、干姜、党参、当归、牛膝、茯苓

先用温补之方,至四月二十日时加入了生地,二十二日三诊时,口已不喝,但腰间仍痛,食欲不振,故前方再加入苍术和神?,希望改善其食欲。

五月八日四诊

病者在五月初,曾经受了人工流产后,身体更加衰弱,并且发现有输血反应,(血液交叉试验有沈积反应)因此不能再接受输血,情况非常危险,李医师认为此乃血热的反应,故将温补之方,再转为滋阴之药方,调理改用四物汤加六味地黄汤加杜仲、地骨皮以治疗。

服用后效果渐见,胃口在五月十四日见开好转,但头晕的症状却出现,而自五月十四日以后,再将前方加入天麻、党参、木香、附子、鹿茸将滋阴之剂,再转成温补之法,而病者因症状改善而出院,在家中调理。

五月十九日腰已经不痛,可以起床走动,

六月五日曾出现左胸肋骨倍疼痛,但只将前方加入山查、龙眼肉、神?

六月十六日己经能够下楼洗澡,但不能久坐,否则腰会疼胃口甚佳。

六月十九日己经能够自行来诊所接受门诊,腰痛减,而两肩胛间疼痛。

病人最后虽然仍会腰痛,及有时在肩胛间出现疼痛,但食欲和精神均完全恢复,而各种日常生活上的活动,均可以应付,所以本病亦大致上,可当作痊愈。(李政育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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