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5-23 18:3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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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诗序》,古代中国诗歌理论。著者一说为孔丘弟子子夏作,一说为汉人卫宏为《诗经》所作的序,分为大序和小序。大序为《关雎》题解之后作者所作的全部《诗经》的总的序言,小序是诗经三百零五篇中每一篇的序言。一般而言《毛诗序》是指大序。作者有争议。

基本信息

  • 作品名称

    毛诗序

  • 创作年代

    西汉(一说为东汉)

  • 作品出处

    诗经

  • 文学体裁

  • 地区

    中国

折叠 编辑本段 全序简介

产生于春秋中期的《诗经》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所收录的是中国最早出现的纯文学作品,因此诗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实际上是文学的代称,关于诗的理论批评也就具有文学批评的普遍指导性。先秦诗论起于儒家,宗法儒学,从理论上强调言志,很早就提出了"诗言志"这一开山的纲领(朱自清,《诗言志辨》)。《尚书·虞书·尧典》曾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即便《舜典》绝不是三代之文,可能出于战国,甚至更晚,然而"诗言志"的观点则肯定由来已久。《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即载文子告叔向曰:诗以言志;到战国时,《庄子·天下》与《荀子·儒效》也都分别讲过"诗以道志、诗言是其志也"的话。而这里所说的"志",是指与修身、治国也就是政治、教化密切相关的志向、怀抱,属于理性的范畴。由此可见先秦诗论尚未明确涉及诗歌情感性的特质,没有抒发内心情绪的"诗缘情"的自觉认识,故此是片面而不完整的。首先接触到诗的情感特征,并将其与言志联系在一起予以较系统地论述的,则是完成于汉代的《毛诗序》。

另一说"志"所表达的内容不仅限于理性的范畴,即不限于修身、治国也就是政治、教化密切相关的志向、怀抱。

案:志,《说文》从心之声。志者,心之所之也。

《毛诗序》有所谓大序、小序之说。小序是指传自汉初的《毛诗》三百零五篇中每篇的题解,大序则是在首篇周南《关雎》题解之后所作的全部《诗经》的序言。这里所说的《毛诗序》即指大序。关于《毛诗序》究竟出于何时、何人之手,这是自汉代以来一直聚讼纷纭的一段公案,至今也未能圆满解决。据《汉书·艺文志》的著录,当时就有《毛诗》二十九卷与《毛诗故训传》三十卷两种,而班固只说: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在《儒林传》中还是只说:毛公,赵人也。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均未指明毛公的名字。后来从郑玄到三国时吴人陆机,又相继传出有鲁人毛亨为大毛公,赵人毛苌为小毛公,皆在汉初先后治《诗》。至于《诗序》,则有孔子弟子子夏所作的说法。一直到清代,就呈众人各持一辞争执不下的局面。综合各议,《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序首二语,也就是《关雎》题解的小序,为毛苌以前经师所传。小序之后的大序,为毛苌以下弟子所附。这种看法大体近是。也就是说《毛诗序》总结概括了先秦以来儒家对《诗经》的理论主张,经汉景帝时赵人毛苌之手又有重要发展,并形成文章,其后再由毛苌弟子辈不断加以修订完善而成。

《毛诗序》实际上是文学批评上的真知灼见与谬误保守主张的矛盾混合体,而无论是堪称卓越的情感阐发,还是落后错误的以志反情,都对后世诗论有深远影响。一篇专论中所以出现如此的自相矛盾,这大抵就是因为它并非出于一人之手的缘故。南朝宋时范晔著的《后汉书》,在《儒林列传》中说:初,九江谢曼卿善《毛诗》,乃为其训。(卫)宏以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于今传于世。又提出了卫宏于西汉、东汉儒学复古、谶纬之风最盛时期作《毛诗序》,与东汉、三国时说法不一致。倘卫宏确实参与了《毛诗序》的文字加工,以当时的儒学甚至走上以神话为王权统治服务的程度,对西汉初期毛苌的论点妄加篡改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在中国诗歌理论史上,《毛诗序》具有特殊意义。尽管它文字篇幅不长,不过区区六七百字,但却是一篇具有开创意义的不折不扣的诗歌理论专论文章,内容极为丰富。在短短几百字中,《毛诗序》对诗歌的性质、内容、分类、审美特征、表现方法、社会作用等等方面都作了比较系统而明晰的阐述。

折叠 编辑本段 毛诗简介

《诗经》研究著作。齐、鲁、韩、毛四家诗原本都有序,但三家已失传,此为《毛诗序》的简称,有"大序"、"小序"之分。汉代传《诗》(《诗经》)有鲁、齐、韩、毛四家。前三家为今文经学派,早立于官学,却先后亡佚。鲁人毛亨(大毛公)、赵人毛苌(小毛公)传《诗》,为"毛诗",属古文学派。《毛诗》于汉末兴盛,取代前三家而广传于世。《毛诗》于《诗》三百篇均有小序。看来很像是一篇《毛诗》讲《诗经》的总序。作者不详,约成书于西汉,很可能经过东汉经学家卫宏修改。关于《毛诗序》的作者,历来众说纷纭,尚无定论。

折叠 编辑本段 原文

《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

然则《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

(据阮元刻《十三经注疏》本《毛诗正义》卷一)

译文

《关雎》,是讲后妃美德的诗,是《诗经》十五国风的起始,是用它来教化天下而矫正夫妇之道的。所以可以用以教化乡村百姓,也可以用以教化诸侯邦国。风,就是讽喻,就是教化;用讽喻来感动、教化人们。

诗,是人表现志向所在的,在心里就是志向,用语言表达出来就是诗。情感在心里被触动必然就会表达为语言,语言不足以表达,就会吁嗟叹息,吁嗟叹息不足以表达,就会长声歌咏,长声歌咏不足以表达,就会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

情感要用声音来表达,声音成为宫、商、角、徵、羽之调,就是音乐。太平盛世的音乐安顺而欢乐,其时的政治就平和通畅;动乱之世的音乐怨恨而愤怒,其时的政治就乖戾残暴;亡国之时的音乐悲哀而思虑,其国民就困顿贫穷。所以矫正政治的得失,感动天地鬼神,没有什么比诗更近于能实现这个目标。古代的君王正是以诗歌来矫正夫妻的关系,培养孝敬的行为,敦厚人伦的纲常,淳美教育的风气,改变不良的风俗。

所以诗有六义:一叫"风",二叫"赋",三叫"比",四叫"兴",五叫"雅",六叫"颂"。上面的(统治者)用"风"来教化下面的(平民百姓),下面的(平民百姓)用"风"来讽喻上面的(统治者),用深隐的文辞作委婉的谏劝,(这样)说话的人不会得罪,听取的人足可以警戒,这就叫"风",至于王道衰微,礼义废弛,政教丧失,诸侯各国各行其政,老百姓家风俗各异,于是"变风"、"变雅"的诗就出来了。国家的史官明白政治得失的事实,悲伤人伦关系的废弛,哀怨刑法政治的苛刻,于是选择吟咏自己情感的诗歌,用来讽喻君上,这是明达于世上的事情(已经)变化,而又怀念旧时风俗的,所以"变风"是发于内心的情感,但并不超越礼义。发于内心的情感是人的本性;不超越礼义是先王教化的恩泽犹存。因此,如果诗是吟咏一个邦国的事,只是表现诗人一个人的内心情感,就叫做"风";如果诗是说的天下的事,表现的是包括四方的风俗,就叫做"雅"。"雅",就是正的意思,说的是王政所以衰微兴盛的缘由。政事有小大之分,所以有的叫"小雅",有的叫"大雅"。"颂",就是赞美君王盛德,并将他的成功的事业告诉祖宗神明的。("风"、"小雅"、"大雅"、"颂")这就是"四始",是诗中最高的了。

然而,《关雎》、《麟趾》的教化,原是周文王时的"风",(但"风"只讲一个邦国的事,文王后来是天子,应该管理天下四方)所以(只能)记在周公的名下。"南",是说天子的教化自北向南。《鹊巢》、《驺虞》的德行,本是邦国诸侯的"风",是先文王用来教化的,(文王后来是天子,应该管理天下四方)所以就记在召公的名下。《周南》、《召南》,是规范衡量初始时的标准,是王道教化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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