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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豪 - 周恩来五四时期笔名 锁定

伍豪 即 周恩来。

周恩来(1898年3月5日-1976年1月8日) ,字翔宇,曾用名飞飞、伍豪、少山、冠生等 ,原籍浙江绍兴,1898年3月5日生于江苏淮安。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周恩来同志的卓著功勋、崇高品德、光辉人格,深深铭记在全国各族人民心中,在国际上也享有很高威望。

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他的逝世受到极广泛的悼念。由于他一贯勤奋工作,严于律己,关心群众,被称为“人民的好总理”。他的主要著作收入《周恩来选集》。

基本信息

  • 中文名

    周恩来

  • 别名

    伍豪

  • 国籍

    中国

  • 民族

    汉族

  • 出生日期

    1898年3月5日

  • 逝世日期

    1976年1月8日

  • 毕业院校

    天津南开学校大学部

  • 主要成就

    党的创建人之一和核心领导成员

  • 人民军队的创建人和领导人

  • 探索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

  • 对党的统一战线巨大贡献

  • 中国特色外交的奠基人

折叠 人物生平

周恩来周恩来周恩来,1917年在天津南开学校毕业后赴日本求学,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发生重要转折。1919年回国,9月入南开大学,在五四运动中成为天津学生界的领导人,并与运动中的其他活动分子共同组织进步团体觉悟社。1920年去欧洲勤工俭学。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坚定了共产主义的信仰。1922年和赵世炎等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翌年改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书记,为中共旅欧支部领导人。1923年被国民党本部委任为国民党巴黎分部筹备员、国民党驻欧支部特派员和代理执行部长等职,主持国民党驻欧支部的工作。

1924年秋回国,在国共合作期间任广东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第一军副党代表等职,并先后任中共广东区委员会委员长、常务委员兼军事部长,两次参加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东征,创建了行之有效的军队政治工作制度。1927年3月在北伐的国民革命军临近上海的情况下,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赶走了驻守上海的北洋军阀部队。同年5月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共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7月12日中共中央改组,他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务委员会委员。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后,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一起于8月1日在江西南昌领导武装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1928年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后任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委书记。为保证中共中央在上海秘密工作的安全,为联系和指导各地区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为发展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秘密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这一阶段的大部分时间内,他实际上是中共中央的主要主持者。

1931年12月,离开上海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任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33年春和朱德一起领导和指挥红军战胜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对实际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并继续被选为中央主要军事领导人之一。1936年12月张学良和杨虎成发动武力拘禁蒋介石的“西安事变”后,任中共全权代表与秦邦宪、叶剑英等去西安同蒋介石谈判,和张、杨一起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促使团结抗日局面的形成。

抗日战争时期,他代表中共长期在重庆及国民党控制的其他地区做统一战线工作,努力团结各方面主张抗日救国的力量,并先后领导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的工作。他坚持国共合作,积极团结民主党派、进步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国际友好人士,制止反共逆流,克服对日投降的危险。在1945年的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制止内战率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谈判,并领导了国民党统治区内党的工作、军事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1946年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协助毛泽东组织和指挥解放战争,同时指导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运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一直任政府总理,1949~1958年曾兼任外交部长;当选为中共第八、九、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第八、十届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届副主席,第二、三、四届主席。担负着处理党和国家日常工作的繁重任务。1949~1952年他成功地组织领导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到1952年底,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均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1953~1957年“一五”计划期间,他领导了以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的工业建设,为中国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1954年他提出建设现代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的四化目标,组织制定了《1956年至1967年科学发展规划》,推动了国家科技事业的迅速发展。1961~1965年为纠正“大跃进”带来的失误,扭转经济困难局面,他和刘少奇、邓小平领导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使国民经济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他强调建成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主张经济建设必须实事求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积极稳妥,综合平衡。他特别关注水利建设和国防科技事业发展,并为此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对社会主义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知识分子工作、文化工作和人民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也给予特殊的关注,指导这些工作取得了重要成绩。

他参与制定和亲自执行重大的外交决策。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他协助毛泽东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并担负了后勤保障的组织工作,领导了中国代表团的停战谈判。1954年率中国代表团参加日内瓦会议,经过谈判达成协议,使越南(除南方外)、老挝、柬埔寨三国的独立获得国际承认。他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作为国与国关系准则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5年在万隆会议上主张和平共处,反对殖民主义,提倡求同存异、协商一致,使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得到积极贯彻。他先后访问过亚洲、非洲、欧洲几十个国家,接待过大量来自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和友好人士,为增进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友谊,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做出了重要贡献。[1]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在非常困难的处境中,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使党和国家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勉力维持国民经济建设;为保护大批领导干部和民主人士,恢复和落实党和国家的政策,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他同林彪、江青集团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在挫败林彪、江青集团种种分裂和夺权阴谋活动中,起到了控制和稳定局势的重要作用。他为开拓外交新局面,实现中美缓和、中日关系正常化和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做出了卓越贡献。

1972年他被诊断出患有膀胱癌后,仍然坚持工作。在1975年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代表中国共产党重新提出在中国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目标,鼓舞了人民战胜困难的信心。

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他的逝世受到极广泛的悼念。由于他一贯勤奋工作,严于律己,关心群众,被称为“人民的好总理”。1976年4月清明节前后,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大批党员、工人、学生、干部甚至士兵和农民,为了纪念他,也为反对当时还当权的“四人帮”,举行自发的集会,被称为“天安门事件”,并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反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抗议运动,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群众基础。[2]

折叠 主要贡献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周恩来同志为我们党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创建人民军队、创建革命统一战线、创建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建立了不朽功勋。1924年,他回国后即投身大革命洪流,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是我们党最早认识武装斗争重要性和最早从事军事工作的领导人之一。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同志作为党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领导发动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从此诞生。在极其严酷的白色恐怖下,周恩来同志积极开展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秘密工作,指导和支持各地工农武装割据斗争,为推动“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形成作出了突出贡献。周恩来同志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同朱德同志等一起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并取得胜利。在遵义会议上,他坚定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为确立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为在危难中挽救红军、挽救党,为中国革命实现历史性转折,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同志根据党中央的方针,亲赴西安,多方斡旋,推动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团结御侮的新局面。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同志代表我们党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坚持工作,广泛团结和争取各界爱国人士,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有勇有谋的斗争。抗日战争胜利后,周恩来同志陪同毛泽东同志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随后率领我们党代表团同国民党当局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谈判斗争。解放战争时期,周恩来同志协助毛泽东同志部署指挥一系列改变中国命运的战略大决战,并推动国统区形成第二条战线。周恩来同志代表我们党同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共商建国大计,筹备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主持起草《共同纲领》,为新中国的筹建作出卓越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同志为积极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奠基性贡献。周恩来同志担任政府总理长达26年,既是国家建设总体蓝图的重要设计者,又是将它付诸实施的卓越组织者和管理者。周恩来同志提出:“国家面貌的改变要从经济面貌的改变做起。这样,我们的国家才能永远站立起来。”“经济建设工作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的地位。”周恩来同志强调,要正确处理各种关系,分清轻重缓急,做到统筹全局、综合平衡、协调发展,社会主义不仅要有经济建设,还要有政治建设和精神建设,必须全面发展。周恩来同志提出科学是关系经济、国防和文化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我们必须急起直追,力求尽可能迅速地扩大和提高我国的科学文化力量,而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他高度重视国防现代化建设,强调“我们要搞尖端国防。尖端和国防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亲自组织领导“两弹一星”大规模科技攻坚取得重大突破,极大提升了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周恩来同志高度重视对外经济交往和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强调“敢于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就是最有自信心和自尊心的表现,这样的民族也一定是能够自强的民族”。

周恩来同志作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主席,高度重视发挥统一战线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出了重要贡献。周恩来同志念念不忘祖国统一大业,为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做了大量基础性、开拓性工作。周恩来同志是新中国外交事业的主要奠基者之一,卓有成效领导了党和国家外事工作。他首倡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我国外交政策的基石。他推动我国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使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周恩来同志博大精深的外交思想、丰富多彩的外交实践、独具一格的外交艺术和外交风格,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和国际友好人士普遍尊敬,为党和国家赢得了很高的国际声誉。

在“文化大革命”极端复杂的特殊环境中,周恩来同志作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忍辱负重,苦撑危局,维护党和国家正常工作运转,尽一切可能减少损失。周恩来同志保护了一大批党的领导骨干、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协助毛泽东同志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妄图夺取最高权力的阴谋,同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批判和纠正极左思潮的错误,使各方面工作有了转机。他全力支持邓小平同志领导对各方面工作进行整顿,这不仅深深影响了当时中国的政局,而且为后来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准备了条件;他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重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极大鼓舞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周恩来同志从1927年起就是党中央的核心领导成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参与领导了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各项重大工作,为党和人民事业取得的每一个重大胜利付出了巨大心血。周恩来同志注重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善于总结党领导革命和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善于发现和总结人民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世界文明中汲取智慧,善于进行实事求是的理论思考和深刻阐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等领域都作出了理论建树,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重要思想启迪。[3]

折叠 大事年表

1898年

3月5日,生于江苏省淮安府山阳县(今淮安市)。原籍浙江省绍兴县(今绍兴市)。

1910年

春,到奉天省银州(今辽宁省铁岭县),入银岗书院读书。秋,到奉天府(今沈阳市)入奉天第六两等小学堂(后改名东关模范学校)学习。

1913年

春,到天津。8月,考入天津南开学校。

1917年

6月,南开学校毕业。9月,赴日本留学。在日期间,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

1919年

4月,离日本回国。参加五四运动,是天津学生界主要领导人之一。9月,参与组织进步团体觉悟社。入南开学校大学部(后改为南开大学)学习。

1920年

1月,在领导天津学生爱国运动中被捕。在狱中宣讲马克思主义。7月出狱。11月,赴法国勤工俭学。

1921年

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八个发起组之一的巴黎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

1922年

6月,和赵世炎等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负责宣传工作。

1923年

2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其“旅欧之部”,任书记。11月,国民党驻欧支部成立,当选为执行部总务科主任。

1924年

7月,奉调回国,9月抵广州。10月,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宣传部长。11月,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1925年

1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2月,在中共广东区委内改任常委兼军事部长,参与领导黄埔军校校军进行第一次东征。8月8日,和邓颖超结婚。9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第一军第一师党代表、东征军总政治部总主任,少将军衔。10月,参与领导第二次东征。11月,被任为广东东江各属行政委员。

1926年

2月,任第一军副党代表。3月,“中山舰事件”后,和毛泽东等主张反击蒋介石,未被采纳。12月,至上海,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兼中央军委委员。

1927年

2月,任中共上海区委军委书记。3月,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任总指挥。“四一二”事变后,主张“迅速出师,直指南京”,“政治不宜再缓和妥协”。5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7月12日,任中共临时中央常委。8月1 日,作为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领导南昌起义。

1928年

夏,筹备并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作组织问题报告和军事报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任常委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长。11月回到上海。此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是中共中央工作的实际主持者。

1929年

8月,兼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长。起草中央8月给红四军的指示信,口授并审定中央9月给红四军的指示信,阐明红军的任务、前途、战略、发展方向等,指出毛泽东仍应为红四军前委书记。

1930年

3月,离上海去莫斯科。7月,在联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8月回上海。9月,和瞿秋白一起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

1931年

1月,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12月,到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

1932年

10月,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1933年

春,和朱德领导红军战胜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5月,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1934年

2月,当选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0月,参加长征。12月,在贵州黎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决定红军西渡乌江北上。

1935年

1月,出席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议委托周恩来为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在四川省懋功以北两河口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代表中央提出红军应北上川陕甘创建根据地,得到会议一致通过。此后经过与张国焘的斗争,和毛泽东等率红一方面军主力于10月到达陕北苏区。

1936年

4月9日夜,和张学良会谈,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共识。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任中共代表到西安和张学良、杨虎城一起迫使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1937年

代表中国共产党在西安、杭州、庐山、上海、南京等地同国民党、蒋介石谈判,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7月,起草《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到山西开展华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和对日作战工作。12月,率中共中央代表团到武汉,为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成员。

1938年

参与领导长江局所属地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推动国民党统治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建和发展。3月,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中将副部长。9月,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12月到重庆。

1939年

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任书记,领导南方各省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推动国民党统治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2月,到皖南新四军军部,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确定新四军的发展方向和战略、方针、任务等。3月,回祖籍绍兴,并指导浙江等省中共地下党工作。6月返延安。7月,因坠马右臂骨折。8月,赴苏联就医。

1940年

3月,回到延安。5月,到重庆继续主持中共南方局工作。

1941年

1月,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封锁消息,周恩来为《新华日报》书写题词和诗:“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正抗议,并在中共南方局内部署应变措施。

1942年

组织中共南方局干部参加整风学习。

1943年

为配合整风教育,多次召开中共南方局、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和新华日报馆党员干部会议,讲述中共党史。7月,回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和中共七大筹备工作。

1944年

5月,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为主席团成员。10月,在延安各界举行的双十节庆祝会上发表《如何解决》的演说,指出挽救当前国内危机的唯一正确方案是召开紧急国是会议,取消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11月,赴重庆同国民党谈判。12月,回延安。

1945年

1月,再到重庆谈判。2月,回延安。4至6月,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作《论统一战线》的发言,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仍任中央军委副主席。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和毛泽东、王若飞代表中国共产党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 10月10日,和王若飞代表中国共产党在《会谈纪要》上签字。

1946年

1月上旬,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同马歇尔、张群组成的三人委员会,通过谈判,达成停止军事冲突的协议。1月10日至31日,率中共代表团参加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5月3日,率中共代表团由重庆迁至南京。随后与军事三人小组其他两方人员赴湖北宣化店阻止国民党军队向中原解放区进攻,并同中原部队领导人研究、部署了突围方案。这期间,周恩来极力防止内战,争取实现国内和平,但国民党军队终于在6月26日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11月19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返延安。12月,兼任中共中央城工部部长。

1947年

3月18日,和毛泽东等撤离延安,之后转战陕北,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各战场的人民解放战争,同时领导国民党统治区的第二条战线斗争。8月,代理中央军委总参谋长。

1948年

4月下旬,到河北省建屏县西柏坡(今属平山县),协助毛泽东组织指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1949年

3月25日,和毛泽东等率中共中央机关进入北平。4月,率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在北平谈判,提出《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接受。21日,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6月,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上当选为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共同纲领》起草小组组长。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会上作《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的起草经过和特点》的报告;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10月,当选为第一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被任命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2月,指出中国经济建设要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领导。

1950年

1至2月,和毛泽东在莫斯科同苏联领导人会谈,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准备越过“三八线”。30日,周恩来指出“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10月上旬,美军越过“三八线”向朝中边境进犯。周恩来协助毛泽东组织和领导抗美援朝战争。

1951年

2月,周恩来、陈云等六人领导小组成立,组织领导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编制工作。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开始,直接领导中国方面的谈判工作。12月,兼任中央转业委员会主任。

1952年

4月,作《我们的外交方针和任务》的报告,指出我国坚持和平的外交政策。8月,主持拟出《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提出“全党的领导和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方面”。

1953年

1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选举法起草委员会主席。12月,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54年

2月,主持研究国家体委工作,提出要为保卫祖国、建设社会主义锻炼身体。4月,率中国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6月下旬,访问印度、缅甸,与两国总理分别发表联合声明,共同倡导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处理国家关系的指导原则。7月,日内瓦会议达成印度支那停战协议。回国途中访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苏联、蒙古。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在我国“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在会上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仍兼外交部部长。12月,当选为第二届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

1955年

3月,主持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西藏工作,指出要想方设法减轻西藏人民的负担,由国家给以财政补助。4月,率中国代表团抵印度尼西亚万隆参加亚非会议,在会上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促进了会议的成功。会后访问了印度尼西亚,双方签订了《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6月,在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上讲话。

1956年

1月,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指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会后,主持制订十二年科技规划。5月,谈文艺要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9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务委员。11至12月,访问越南、柬埔寨、印度、缅甸、巴基斯坦。

1957年

1至2月,访问苏联、波兰、匈牙利、阿富汗、印度、尼泊尔、锡兰(今斯里兰卡)。8月,在青岛出席民族工作座谈会,系统阐述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工作的理论和政策。12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上海陆海空军军官大会上作《进一步提高军队的政治素养》的报告。

1958年

2月,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宣布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出朝鲜。6月,批准创办中国科技大学。

1959年

1至2月间,率中共代表团参加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4月,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继续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继续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

1960年

4月,访问缅甸、印度、尼泊尔。5月,访问柬埔寨、越南、蒙古。8月,接见日本日中贸易促进会专务理事铃木一雄等,提出对日贸易三原则。8至 9月间,主持制定对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个方针在翌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通过。10月1日,和缅甸总理吴努签订中缅边界条约。

1961年

1月,率友好代表团访问缅甸。4至5月,到河北省邯郸地区农村调查研究。10月,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参加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

1962年

1至2月,出席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在会上提倡“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指出:“这四句话归纳起来就是:实事求是。”3月,在全国科学工作会议、戏剧创作会议上作《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并在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肯定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4月,在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致闭幕词,着重讲我国国内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发展,提出“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动员更多可以动员的因素,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扩大我们的民主生活”。11月起,主持领导尖端科技的中共中央专门委员会的工作。

1963年

1月,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提出:“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12月,访问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今埃及),阐明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关系的五点立场,随后访问了阿尔及利亚、摩洛哥、阿尔巴尼亚。

1964年

1至2月,访问阿尔巴尼亚、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缅甸、巴基斯坦、锡兰(今斯里兰卡),提出中国政府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10月,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郑重宣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并提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建议。12月,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报告,宣布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我国将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提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分两步走和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1965年

1月,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继续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继续当选为全国委员会主席。3至4月,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今埃及)、巴基斯坦、缅甸、印度尼西亚。6月,访问巴基斯坦、坦桑尼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今埃及)。7月,到新疆视察。

1966年

3月,赴河北邢台地震灾区视察、慰问。6月,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5月后,进入“文化大革命”时期。在“文化大革命”中,为维护党和国家正常工作的继续进行,为尽量减少损失,为保护大批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

1967年

1月,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抓革命、促生产大会上讲话。2月,主持在怀仁堂召开的中央碰头会,会上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批评。7月,在江青、康生等煽动下,“造反派”在中南海西门外成立“揪刘(刘少奇)火线”,围困中南海。“揪刘”活动持续近一个月,周恩来多次批评“造反派”,并坚持不搬出中南海,使他们的罪恶企图未能得逞。

1968年

极力维护工农业生产,制止武斗,解放干部,促进联合。12月4日,向新华社指示:对外宣传中极左思潮一定要批判。

1969年

4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9月,会见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就举行中苏边界谈判、防止武装冲突等达成谅解。

1970年

4月,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6月,批示:“防保守,排极左,仍是当前主要任务。”

1971年

3月,访问越南。4月,指出:否定一切“是极左思潮”。7月,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在北京秘密会谈。9月13日起,连续三天三夜处理林彪叛国事件,使国家转危为安。之后,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工作有了转机。10月,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得到恢复。

1972年

2月,同美国总统尼克松会谈,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5月,发现癌症。7月,提出要加强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8月,再次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9月,与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会谈,签署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1973年

8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和中央副主席。10月,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敦促加速解放干部工作。本年国民经济逐步回升,是“一五”计划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

1974年

6月1日,病重住院,此后,在医院中仍工作不止。9月30日,出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招待会。这是他最后一次出席国庆招待会。

1975年

1月,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重新提出向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前进。在会上继续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9月7日,在医院最后一次会见外宾。12月20日,最后一次约中央部门负责人谈工作。

1976年

1月8日,在北京逝世。[4]

折叠 人物著作

主要著作收入《周恩来选集》。

折叠 人物评价

周恩来同志是不忘初心、坚守信仰的杰出楷模。周恩来同志在确立共产主义信仰时就说过:“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他还说过:“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要以誓死不变的精神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周恩来同志一生都遵奉自己的誓言。不论革命力量多么弱小,白色恐怖多么残酷,对敌斗争多么激烈,政治局势多么复杂,党和国家事业面临的挑战多么严峻,担负的责任多么艰巨,个人的处境多么困难,他都始终保持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旺盛的革命精神。正如他在自我解剖时说的那样:“我做工作,从来没有灰心过。”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光明前途、对复兴中华民族的伟业始终充满必胜信心。在他心中,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共产主义的信仰坚如磐石。

周恩来同志是对党忠诚、维护大局的杰出楷模。周恩来同志为党和人民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他从不计较个人地位和得失,任何时候都能够正确处理个人和组织的关系,始终对党绝对忠诚,把维护和巩固党内团结、维护和巩固党的政治大局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周恩来同志始终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绝对领导。为警惕和“反对把自己领导的地区和部门当做独立王国,反对把个人放在组织之上”,周恩来同志在战争年代担任红军主要领导时强调,“党的领导作用要绝对的提高。红军中只能有党的领导,党要运用集中指导的原则来建立权威”。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负责政府工作时,周恩来同志提出必须加强“各部门的党组工作”,必须加强“向党中央的请示报告制度”。周恩来同志总是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维护毛泽东同志的领袖地位,坚决反对和抵制不利于党的团结和损害党中央权威的言论和行动。周恩来同志反对任何派别思想、小团体习气、地方主义、山头主义、本位主义,从不搞小圈子、小集团,要求党员领导干部在任何条件下都首先要过好政治关。

周恩来同志是热爱人民、勤政为民的杰出楷模。周恩来同志说过一句很形象的话:“下山不忘山,进城不忘乡”,“如果忘了,就是忘本。”周恩来同志说的这个本就是人民群众。他说:“我们是从人民中来的,我们过去的胜利都是在人民的支援下取得的,不能忘本。”“脱离我们的基本阶级群众,就会丧失党的基础。”周恩来同志把自己看成是人民的“总服务员”,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心系人民,对人民群众保持高度热爱,急群众之所急,忧群众之所忧。只要是关系群众安危冷暖之事,他总是关怀备至、体贴入微,做到了同人民群众同甘苦、共命运、共忧乐、共奋进。周恩来同志高度重视调查研究,经常深入群众、深入一线调查研究,他说:“调查研究要实事求是,不能乱搞。”“要了解真实情况,就要与老百姓平等相待。”周恩来同志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全党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辉榜样。“人民总理爱人民,人民总理人民爱”,人民群众用朴素的语言表达了对周恩来同志最真挚的感情。

周恩来同志是自我革命、永远奋斗的杰出楷模。周恩来同志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但始终虚怀若谷、谦虚谨慎、不骄不躁,他为自己立下的座右铭是“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周恩来同志把思想改造看成像空气一样,非有不可。他常说:“每个党员从加入共产党起,就应该有这么一个认识:准备改造思想,一直改造到老。”“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以为自己改造完成了,不需要再改造了,他就不是好的共产党员。”“领导威信不是从掩饰错误中而是从改正错误中提高起来的;不是从自吹自擂中而是从埋头苦干中培养起来的。”面对不同的时代任务和时代要求,周恩来同志总是以自我革命精神迎接新的挑战,参与领导和推动中国共产党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使自己始终同党和人民事业一道前进。周恩来同志的一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了这些自我革命、永远奋斗的誓言。

周恩来同志是勇于担当、鞠躬尽瘁的杰出楷模。周恩来同志一生勇肩重任,勇挑重担,呕心沥血,任劳任怨。他说:“为着我们子子孙孙的幸福,我们不能不暂时把许多困难担当起来。”“畏难苟安,不是共产党人的品质。”新中国成立后,他平时每天工作都在12个小时以上,有时在16个小时以上。“文化大革命”时期更是辛苦,夜以继日,有时一天只能休息两三个小时,即便是得了重病之后也是如此。周恩来同志说:“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他数十年如一日,即使在生命最后时期,还抱病操劳国事,心忧百姓。他说,死我并不怕。古人说,人活七十古来稀,我已是七十七岁多的人了,也算得上是高寿了。可是这二十几年的时间,总应该把国家建设得好点,人民的生活多改善一些,去马克思那里报到,才感到安心。现在这种状况去报到,总感到内疚、羞愧。周恩来同志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周恩来同志是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的杰出楷模。“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周恩来同志就是这样的人。周恩来同志毕生严于律己、艰苦朴素,只求奉献、不思回报。他告诫领导干部要过好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生活关,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操守和优良作风。周恩来同志身居高位,但从不搞特殊化,凡要求党员和群众做到的他自己首先做到。1935年6月底,红军到达两河口地区,党组织进行改选,警卫员魏国禄当选周恩来同志所在党小组的组长。有一次,周恩来同志问魏国禄为什么很长时间不开党小组会议,魏国禄回答说,党小组会议开过了,看到首长忙,就没有通知。周恩来同志用平常少见的严肃态度批评说,那怎么能行?我是党员,应当过组织生活。在我们党内,每个人都是普通党员,谁都要过组织生活,这是个党性问题。1958年1月,周恩来同志到杭州视察,随身带着自己的枕巾、棉褥子、床单、被子。被子是解放战争时期在梅园新村用的那一床,洗得已经泛白。枕巾用了又用,中间已经破损,周恩来同志就把破了的地方剪掉、两端重新缝上继续用。浙江省警卫处的同志实在看不下去,就趁他去开会的机会从后勤部门领了一条新枕巾给换上了。周恩来同志开会回来后发现换了新枕巾,就对浙江省警卫处的同志语重心长地说,我们的国家还不富裕,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即使以后富裕了,也不能丢了这个光荣传统。周恩来同志坦率地说,六七亿人口的中国就一个总理,再穷也不缺那几身新衣服,但问题不是缺不缺衣服,我这样做不光是一个人的事,而且是提倡节俭、不要追求享受,提倡大家保持艰苦奋斗的共产党人本色。上世纪50年代,为了响应党的号召,周恩来同志带头把在淮安老家几代亲人的坟墓托人平掉,把整理出来的土地交公使用。周恩来同志严格要求自己的亲属,给他们订立了“十条家规”,从没有利用自己的权力为自己或亲朋好友谋过半点私利。周恩来同志谆谆教导晚辈,要否定封建的亲属关系,要有自信力和自信心,要不靠关系自奋起,做人生之路的开拓者。他特别叮嘱晚辈,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同他的关系,都不许扛总理亲属的牌子,不要炫耀自己,以谋私利。周恩来同志身后没有留下任何个人财产,连自己的骨灰也不让保留,撒进祖国的江海大地。“大贤秉高鉴,公烛无私光。”周恩来同志一生心底无私、天下为公的高尚人格,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中国共产党人优秀品德的集中写照,永远为后世景仰。[5]

折叠 人物纪念

周恩来纪念馆位于淮安市淮安区的桃花垠,于1992年1月8日对外开放。

周恩来铜像周恩来铜像纪念馆馆区由纪念岛、宽阔的水面和湖四周环形绿地组成,总面积有四十万平方米,其中百分之七十为水面。纪念岛上的主馆和附馆,是由东南大学齐康教授负责设计。主馆高26米,与南京中山陵、雨花台烈士纪念馆为同一等级高度。主馆呈四方形,内八角。四方八面体寓意着周恩来的精神普照着中华民族。四根花岗岩石柱支撑着四坡屋顶,使人联想起江淮平原上提水灌田的牛车棚,寓含着周恩来为人民服务的孺子牛精神。四根花岗岩石柱寓含着周恩来生前曾先后于1954年、1962年、1964年和1975年四次提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设想。主馆坐落在绿色草坪的基台上,象征着周总理是中国人民忠实的儿子,他将永远扎根在祖国的土地上。

主馆分三层。沿南边51级台阶就来到了主馆第二层的瞻仰大厅。51级台阶寓意: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周恩来被任命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时年正好是51岁。瞻仰大厅内设周总理全身汉白玉坐像一尊,连基座高4.7米。瞻仰大厅的蓝色天棚可以让阳光直接射到四米多高的汉白玉座像上,寓意着周恩来是一位顶天立地的伟人。主馆底层原为陈列厅,2008年改造成了影视大厅,放映周恩来生平业绩的影视片。主馆第三层为观景台,远眺可望古城和馆区风景。如果向北鸟瞰,则可见牌楼式的景门和人字形附馆合起来,正好是“八一”的图型,寓意周恩来领导八一南昌起义。附馆建筑呈人字型,面对主馆呈拱卫之势,体现了周恩来是人民的好总理,他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2008年新建的周恩来生平业绩陈列馆就在这里。陈列馆陈列面积2500平方米,分为四个部分:立志求索——为了中华之崛起,艰辛奋斗——为了新中国的诞生,鞠躬尽瘁——为了祖国的昌盛,风范长存——为了永远的怀念。

纪念馆的瞻台纪念馆的瞻台瞻台位于主馆南面,与主馆隔湖相望,是由廊亭和东、西两侧各一座高达16米的剑碑组成。剑碑由四根柱子组成棱形剑头,看似无形胜有形。

附馆向北便是周恩来铜像广场,广场上的周恩来铜像高度为7.8米,寓意周恩来走过的78个光辉的人生春秋。基座上“周恩来同志”五个金字是由江泽民同志于1997年题写。铜像由北京中央美术学院的李守仁教授设计,由南京晨光机械厂铸造,重量两吨多。其姿势取材于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周恩来与工人、农民亲切交谈时的习惯动作:双手叉腰,面带微笑,显现出周恩来平易近人的风范。

铜像广场位于文渠南岸,文渠是贯穿淮安城的一条古老的小河,它沟通城内的勺湖、萧湖、月湖三湖,流经周恩来故居门前。周恩来童年常在这条河里划船,到城北河下古镇去访古问今。1960年,周恩来在接见淮安县委领导刘秉衡时说:“文渠没有堵塞吧?小时候我和小伙伴们常常在那里划船打水仗……”

仿中南海西花厅是经中共中央批准,江苏省委省政府向周恩来百年诞辰的献礼工程,占地面积1万千平方米,建筑面积6200平方米,1998年3月5日对外开放。它与瞻台、主馆、周恩来的铜像位于同一轴线上,建筑面积有六千多平方米。北京中南海的西花厅原是晚清摄政王载沣的王府,在袁世凯北洋政府时期,成了国务院;到了国民党时期,又成了北平特别市市政府。周恩来是1949年11月住进去西花厅的,直到1974年6月病重离开,住进三零五医院。

仿西花厅分为上下两层。上层为晚清风格的北方四合院,按照北京中南海西花厅格局,以一比一比列设计和建造,再现周恩来生前工作、休息和会见国宾的场景,陈列周恩来生前的遗物。前客厅是周恩来当年会见外宾、举行重要国事活动的主要场所。院内由西向东依次是周恩来的活动室、办公室、总理卫士值班室、后客厅、邓颖超卧室、邓颖超办公室和周恩来卧室。东西两侧厢房分别为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周恩来亲属和烈士子女的用房。下层为纪念馆文物库房和办公用房。

在仿中南海西花厅西侧,是2008年建成的西花苑碑园。西花苑碑园占地面积26亩,基本按北京中南海西花厅前面两进园子布局设计,曾是摄政王府的西花园,有亭台、水榭、盟鸥馆等。碑园陈列了周恩来总理的手迹石刻10处、书法家等各界人士书法作品碑刻100块,暗寓碑园是为纪念周恩来诞辰110周年兴建的。镌刻总理手迹的景观石选用了产于安徽广德的花岗岩水冲石,最重的一块重26吨,位于碑园入口处,上面镌刻着周恩来的手迹“为人民服务”。

海棠林位于铜像广场西侧。海棠林里100株海棠是1998年周恩来百年诞辰之际,来馆参加演出的中央电视台“心连心”艺术团百名国内著名演员集体栽植的。北京中南海西花厅园内也栽种很多海棠。1997年,邓颖超的遗作《从西花厅海棠花忆起》公布。这篇文章是邓颖超1988年创作的,表达了邓颖超对周恩来的思念:“你不在了,可是每到海棠花开放的时候,常常有爱花的人来看花。在花下树前,大家一边赏花,一边缅怀你,想念你,仿佛你仍在我们中间。你离开了这个院落,离开它们,离开我们,你不会再来。你到哪里去了啊?”

2016年新建的情归厅也位于铜像广场西侧,文渠北岸。这里收藏了1976年“十里长街送总理”的灵车,并设有《情归大地》专题展。仿日本京都岚山诗碑位于铜像广场东侧。石碑上刻有1919年4月5日周恩来游览京都岚山所作的几首感怀诗中的一首,诗名叫《雨中岚山》。这首诗第一次发表是在觉悟社1920年出版的《觉悟》第一期上。1979年4月,在岚山龟山公园,日中友协等10个友好团体自发集资建造了岚山诗碑。诗碑是一块深褐色的鞍马石,高1.3米、宽2.2米。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邓颖超亲自为诗碑揭幕。这座诗碑是世界上第一座周恩来诗碑。1995年4月,日本关西日中朋友会在周恩来纪念馆仿建了这座诗碑。

樱花路位于周恩来纪念馆东湖东侧,因路的两旁栽植了千株日本樱花而得名。这些樱花是日本友人在1992年纪念馆开馆时栽植的。春天,樱花流光溢彩,环湖边碧绿的垂柳婆娑多姿,构成了一幅周恩来16岁时曾在诗中描绘的秀美画卷——“樱花红陌上,柳叶绿池边”。纪念馆馆区建筑为花岗岩贴面,地面由青灰水泥方砖铺盖,全部采用青、白两种颜色,象征周恩来一生两袖清风、清清白白。[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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