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8-15 19: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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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铸 - 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国务院副总理 锁定

陶铸(1908年1月16日-1969年11月30日),又名陶际华,号剑寒,化名陶磊,湖南祁阳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1926年考入广州黄埔军校,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宣传部部长,在中央政治局中位列第四,前三位分别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于文革初期遭迫害,后因胆癌病逝于安徽省合肥市,享年61岁。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陶铸平反。12月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致悼词。

基本信息

  • 中文名

    陶铸

  • 别名

    陶际华

  • 国籍

    中国

  • 民族

    汉族

  • 出生日期

    1908年1月16日

  • 逝世日期

    1969年11月30日

  • 毕业院校

    黄埔军校(1926年-1927年)

  • 政党

    中国共产党

  • 妻子

    曾志

  • 女儿

    陶斯亮

折叠 人物简介

陶铸(1908年1月16日-1969年11月30日),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祁阳石洞源人。1926年入黄埔军官学校,同年参加中国地方做兵运工作。1929年到1933年,先后担任中共福建省委秘书长、书记漳州特委书记,省委组织部长,福州中心市委书记等职务。在这期间,他出色地组织和指挥了闻名全国的厦门劫狱斗争,先后建立了闽南工农红军游击总队和闽东地区的人民武装力量,后来这些部队的一部分编入新四军。1933年5月,由于叛徒的出卖,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在被监禁的四年期间,他团结和鼓舞被囚战友,同敌人不断地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陶铸陶铸1937年经党营救出狱后,即被派往湖北担任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创建了鄂中游击区。后来,鄂中游击区和游击队扩大为鄂豫边区和新四军鄂豫挺进队,担任政治委员。1940年到延安,先后任中央军委秘书长,总政治部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出席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平津战役中,他化装进入北平同傅作义将军谈判。以后又担负了改编起义部队以及组织和领导南下工作团的工作。建国后,先后担任中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中共广西省委代理书记,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书记,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委员。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并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他还曾当选为三届人大代表,二届、三届全国政协委员。1969年11月30日,因遭受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含冤去世。陶铸同志的一生是鞠躬尽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为共产主义事业艰苦奋斗数十年,深得党和人民的信任。他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坚持真理,无私无畏,在“文化大革命”中,同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78年底,中共中央为他召开追悼大会,高度评价其革命的一生。[2]

折叠 生平经历

陶铸陶铸陶铸同志出生于湖南省祁阳县一个贫苦知识分子家庭,从青年时代起就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1925年,他奔赴广州,投身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洪流。1926年春入黄埔军校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陶铸同志参加了著名的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1929年至1933年,他先后任中共福建省委秘书长、福州中心市委书记等职,组织指挥了营救共产党人和红军指战员的厦门劫狱斗争,参与组建了闽南工农红军武装力量和闽东人民武装力量。1933年5月,陶铸同志在上海被捕。在狱中,他组织共产党员建立秘密支部,团结难友,同敌人展开英勇斗争,并系统研读政治、经济、历史、文艺等著作。后来他曾戏称自己是“监狱大学毕业的”。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陶铸同志经党组织营救出狱,被派到湖北工作。他坚决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积极培养抗日骨干力量,点燃了鄂中抗日烽火,和李先念等同志一道在豫鄂边地区建立起各级民主政权和抗日根据地。1940年,陶铸同志为参加党的七大来到延安。在延安期间,他先后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厅党史资料编辑委员会委员,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秘书长、宣传部部长,参加了延安整风的有关工作和军队政治工作。他参与选编的《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和《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是延安整风运动中的重要学习材料。他主持编写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和《领导作风》三本工作手册,是当时指导人民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文献。1945年,他出席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抗日战争胜利后,陶铸同志奔赴东北,历任中共辽宁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辽西、辽吉、辽北省委书记等职。他领导创建的辽吉根据地,成为东北战场对敌斗争的重要前哨阵地。1948年8月,他出任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随即参加了辽沈战役等解放东北全境的军事斗争。之后,随部队南下入关,参加平津战役。其间,作为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的全权代表,参与了同傅作义将军的谈判,为和平解放北平作出了重要贡献。三大战役胜利后,陶铸同志继续随军南下,先后任第四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南下工作团副团长等职,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负责武汉三镇的接管工作,还曾赴长沙接收起义部队。陶铸陶铸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陶铸同志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员,中南军政(行政)委员会委员,中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中南军区党委常委。1951年2月,担任中共广西省委代理书记,主持广西剿匪工作。他紧密依靠人民群众,正确执行党的政策,胜利完成任务,受到党中央嘉奖,使广西顺利进入了全面土地改革和国民经济恢复的新时期。随后,陶铸同志奉调广州,于1951年11月出任直接领导广东省工作的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四书记。1953年5月,任华南分局代理书记和广东省人民政府代理主席。1955年7月起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第一书记,同年起兼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并曾经兼任广东省省长。1956年9月在党的八大上,陶铸同志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1960年10月至1966年8月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

从1949年随军南下到1966年离开,陶铸同志在中南地区工作达十七年之久。这十七年的大部分岁月,陶铸同志在广东度过。作为省委主要负责人,他认真贯彻党中央的部署,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积极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他注重发展工业生产,领导建立了一批工厂企业,为广东的经济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他注重农业发展,特别重视农业科学研究,在培育良种、发展经济作物等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他注重加强城乡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要求把祖国的南大门建设得更加美丽。他重视宣传和文化工作,领导创办了《羊城晚报》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报纸,建起珠江电影制片厂等一些重要的文化设施,关心作家、艺术家的工作和生活,支持他们创作了一系列优秀文艺作品。在他和省委一班人领导下,新中国建立后十余年间,广东省的工农业生产和各项事业迅速发展,南粤大地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自1960年担任中南局第一书记后,陶铸同志把更多精力放到了领导中南五省区的工作上。60年代初,面对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形势,陶铸同志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1961年春,毛泽东同志在广州主持制订《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陶铸同志被指定参加起草工作。他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提出了许多有远见、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1962年,他和中南局第二书记王任重同志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分户管理、耕种统一、联产计酬、增产归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构想。在他的支持下,广东一些地方较早地推行过农村生产责任制。陶铸同志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因地制宜的工作思路,使“大跃进”运动之后整个中南地区的经济社会得到了平稳恢复,并有所发展。他十分重视中南全区的水利建设和绿化工作,多次视察各地水库和林区,鼓励兴修水利,发展林业。他尊重知识,爱护人才,善于团结知识分子,关心他们的政治进步和工作生活困难,并多次指出,我国知识分子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广大知识分子是革命的,不要再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词了,“应该叫人民知识分子”。1965年,他领导组织了很有影响的中南区戏剧观摩演出大会,推动了文学艺术的繁荣和发展。

陶铸陶铸1965年1月,在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陶铸同志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开始直接参加中央的工作。他分管宣传和文教等方面事务,做了大量工作。1966年5月后,陶铸同志相继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并兼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等重要职务,协助周恩来同志处理党和国家日常工作。在“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全面动乱形势下,陶铸同志的工作异常艰难。但他坚持原则,刚直不阿,竭尽全力协助周恩来同志支撑大局,努力保护老干部、党外人士和受害群众,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勉力维持全国工农业生产的运转和交通运输的通畅,尽量减轻“文化大革命”对党和国家的冲击和影响。为此他遭到江青陈伯达等人的陷害和打击,成为“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大冤案。1969年11月30日,陶铸同志在合肥含冤病逝。1978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为陶铸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致悼词,对陶铸同志的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1]

折叠 个人著作

陶铸主要著作有:《理想,情操,精神生活》、《思想·感情·文采》和《随行纪谈》等。 陶铸《赴延安途中二首》:

“沔上巍峨此庙祠,才高管乐命何之。车行风雨催人急,何必低徊两“出师”!

停车闲步瞻遗容,敢效亡秦抒所衷。遥望延城光万丈,轮生欲起夕阳红。”

这是陶铸在1940年去延安途中写的两首诗,意在通过历史上四个著名政治家的作为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

《满江红·赠斯亮》:

指点江山,有无数英雄俊杰。鼓风云,斗争深处,凯歌声烈。螳臂挡车终被碎,铁轮滚雷即成辙。看全球到处展红旗,莫疑择!
      伤往事,何悲切?女长成,能班接。喜风华正茂,豪气千叠。不为私情萦梦寐,只将贞志凌冰雪。羞昙花一现误人欢,谨防跌!

《狱中》:

秋来风雨费吟哦,铁屋如灰黑犬多。国未灭亡人半死,家无消息梦常过。
      攘外空谈称绝学,残民工计导先河。我欲问天何聩聩,漫凭热泪哭施罗。

《大洪山打游击》:

寇深日亟已无家,策马洪山踏月斜。风自寒人人自瘦,拼将赤血灌春花!

折叠 人物名言

1、理想问题,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对社会主义社会里的青年人来说,更是一个大问题。

2、在我国的历史上,许多民族英雄、人民英雄、大发明家、科学家,都是一些有伟大理想的人。

3、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社会,是树立和实现崇高理想的最好社会。生活在我们这样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青年,没有崇高的理想是可悲的。一个没有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的人,好像迷失了路途一样。

4.做学问的功夫,是细嚼慢咽的功夫。好比吃饭一样,要嚼得烂,才好消化,才会对人体有益。

赠曾志

重上战场我亦难,感君情厚逼云端。

无情白发催寒暑,蒙垢余生抑苦酸。

病马也知嘶枥晚,枯葵更觉怯霜残。

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

注:曾志是陶铸的妻子。

折叠 成就贡献

陶铸是新中国华侨高等教育事业的开拓者之一[3]

陶铸不仅关心知识分子,还非常重视岭南的文教工作。他是新中国华侨高等教育事业的开拓者之一。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经济困难时期,许多安排好的建设项目被压缩。在院校和专业调整中,一些高等院校或撤并或搬迁。暨南大学原创办于南京,历经多次迁徙,后来又与复旦大学、上海交大合并。在1957年5月广东省政协第一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有不少归国华侨政协委员建议筹办一所新型的华侨大学。这一建议得到了陶铸的大力支持。陶铸铜像陶铸铜像

1958年,有关部门决定在广州重建暨南大学,陶铸亲自主持了学校的筹建工作,并兼任校长。尽管身兼数职,公务繁忙,但陶铸仍从多方面关心学校的发展。在陶铸的领导下,重建后的暨南大学各方面工作逐渐步入正轨。到1960年,暨南大学已初步形成一所文理科兼备的综合性大学。暨南大学成为新中国第一所由国家创办的华侨学府,也是新中国第一所招收外国留学生的大学。陶铸为新中国华侨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开创性贡献,可以说“没有陶铸办不成暨大”。

陶铸十分重视农村基层文化建设

1965年6月他在接见“乌兰牧骑”巡回演出队时,鼓励农村筹办“乌兰牧骑”式的文化轻骑队,要求这样的队伍能进行多种艺术形式的综合性演出,活动方式要轻便灵活,人员要一专多能,真正深入农村。他还就办好省一级党报的“农民版”、做好农村电影和幻灯放映等工作提出要求,促进了农村基层文化建设。陶铸同志的这些论述和提出的措施,对当前加强基层文化建设仍有指导意义。

陶铸对加强农村卫生工作和改进公费医疗制度进行了深入研究和积极探索

1965年8月他在接见广东省、广州市和中山医学院医疗队时指出,医生、医学和卫生要为农民服务,当然城市也需要,但最迫切的还是农村。对于当时的公费医疗制度,陶铸同志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认为公费医疗制度本来是一项重要的社会保险,但是实行起来还有不少毛病,甚至助长一部分人成了“吃药专家”,药物的浪费也非常严重,要设法加以改变。这些认识和思想与我们今天进一步重视农村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公费医疗制度的做法是一致的。

陶铸协助周恩来总理为限制、减少“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冲击和损失做了很多有益工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陶铸同志经常是通宵达旦,协助周总理处理来自各方面的问题。遵照周恩来和邓小平同志的意见,陶铸同志直接参与主持制定了《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以及随后制定的《补充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大抓生产,“文化大革命”不要在全国所有厂矿一哄而起。这两个文件的下发,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文化大革命”初期对城乡生产的破坏,减少了工农业生产的损失。为了防止农村混乱的蔓延,陶铸同志按照周总理的指示,于1966年秋季亲自为《人民日报》撰写《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号召各地农村“一定不要误农时,集中全力,抓好今年的秋收”,提出“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到那些地方去干预他们的工作部署”。社论发表后,陶铸同志又根据中央办公会议的精神和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亲自主持起草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即“工业六条”)和《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即“农村五条”)。这两个文件对缓解当时工交战线和农村的混乱情况,尽量维持工农业生产和其他生产建设事业基本正常地进行发挥了积极作用。[4]

折叠 历史评价

陶铸同志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艰苦奋斗数十年,建立了重要的历史功绩。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鞠躬尽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党和人民将永远铭记他的光辉业绩和崇高风范。

陶铸同志一生忠于革命,忠于党的事业,历经磨难,百折不回。在大革命失败时,他坚信革命必将胜利,毅然投入到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在身陷囹圄时,他大义凛然,坚持自己的信仰。他在所著的散文名篇《松树的风格》中写道:每一个具有共产主义风格的人,都应该像松树一样,不管在怎样恶劣的环境下,都能茁壮地生长,顽强地工作,永不被困难吓倒,永不屈服于恶劣环境。陶铸同志的人生正是松树风格的最好写照。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对革命理想的忠贞不渝,使陶铸同志无怨无悔地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党,献给了人民。

陶铸同志具有坦荡、宽阔的胸怀。他勇于探索,善于创新,注意研究革命和建设的规律,在不少问题上提出了具有一定前瞻性的意见和建议。在革命队伍内部,同志之间,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善于深刻反思,敢于修正错误,追求真理,并对在工作中出现的偏差,主动作自我批评。他曾痛切地指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造成国民经济三年严重困难的根本原因,要严肃认真地从领导工作的缺点中去查找。他在广东的群众大会上公开指出:搞“反瞒产”,使群众饿了肚子,干部受了委屈,今后再也不能搞浮夸了,要靠实事求是过日子。陶铸同志说过:要培养高尚的情操,就要丢掉一切私有观念,与自己的个人主义思想彻底决裂;要有坚强的革命毅力和“韧性”;要有丰厚的劳动人民的感情。这样的历练和修养,成就了陶铸同志旷达的人生,也给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树立了崇高的榜样。陶铸陶铸

陶铸同志一贯注重实际,不尚空谈。对于工作中的问题,他总是注意进行实地考察,集中群众智慧,提出解决办法。他在广东省和中南局工作期间,每年都要抽出三四个月以至更多的时间,深入工厂、农村、学校,深入山区、海岛和生产第一线,解决问题,总结经验,指导工作。1959年,广东各地刮起“一平二调”风,搞“穷过渡”,在群众中引起很大的思想混乱,陶铸同志先后到东莞、曲江等地实地考察,运用调查报告等形式,向干部群众反复说明一定要保持清醒头脑,不能空谈“过渡”,要扎扎实实地发展生产。《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颁布后,陶铸同志又按照条例精神,对农村分配制度、经营管理制度等一系列问题展开深入调查研究,认真总结试点经验,加以推广。特别是,在调查研究和独立思考基础上,陶铸同志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论述和指导制订的有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政策,为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发挥了积极作用。陶铸同志曾经说:“调查研究与一切经过试验是我们工作方法中的重要方法,对于唯物论者来说,这是工作中带根本性的方法。”这是他多年革命工作经验的总结,也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陶铸同志每次到基层工作,总是事先“约法三章”:不准迎送;不准请客;不准送礼。并让随行人员监督检查,具体落实。他下乡蹲点,从来都是轻车简从,坚持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他特别反对摆阔气、讲排场,坚决反对假公济私。他在广州工作和生活多年,居住的房子从来没有更换过。住房维修时,因维修费超过了预算,他还将自己多年的积蓄上交机关,以补维修款之缺。陶铸同志主持广东省和中南局工作时期,有同志建议在广州从化温泉建楼办公,他坚决反对。在他以身作则的榜样影响下,广东省委和中南局机关一直保持了勤俭办公的好作风。陶铸同志说:“要时时刻刻地想着:我能够为群众做些什么?我为群众做了些什么?”正是基于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和极端深厚的感情,陶铸同志几十年如一日,克勤克俭,清正廉洁,始终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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