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会 - 中国现代文学社团 免费编辑 修改义项名

五四运动以后，一些经受新思潮冲击并且怀着美好希望觉醒过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渴望通过文艺来表述自己的政治苦闷和人生理想;文学革命的发展也要求在创作实绩上有新的突破。新的文学社团于是应运而生。文学研究会不但是成立最早的文学社团，而且因其成员多、影响大，在流派发展上具有鲜明突出的特色，成为新文学运动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的小说创作占有重要比例，曾有沈雁冰、郑振铎先后主编了《小说月报》。文学研究会的发起者与参加者后来有许多成为对中国新文学运动有卓越贡献的人物。

文学研究会成立宣言带有著作工会色彩，它宣称，文学研究会的成立"是建立著作工会的基础"，希望"著作同业的联合"，以"谋文学工作的发达与巩固"。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他们后来的活动未能完全按计划进行﹐组织相当松散。1932年初《小说月报》停刊后，该会活动即基本停顿。

文学研究会于1921年1月4日在北京正式成立，发起人为:郑振铎、沈雁冰(茅盾)、叶绍钧(叶圣陶)、许地山、王统照、耿济之、郭绍虞、周作人、孙伏园、朱希祖、瞿世英、蒋百里。后来陆续发展的会员有谢婉莹(冰心)、顾毓琇、黄庐隐、朱自清、王鲁彦、夏丏尊、舒庆春(老舍)、胡愈之、刘半农、刘大白、朱湘、徐志摩、彭家煌等，共达170馀人。成立时发表有《文学研究会宣言》及《文学研究会简章》。会址设在北京。

文学研究会成立初期﹐除出版刊物、编辑丛书外﹐还组织成立了"读书会"。"读书会"设中国文学组、英国文学组、俄国文学组、日本文学组(以上按国别分组)、小说组、诗歌组、戏剧文学组、批评文学组(以上按文学类别分组)。规定凡文学研究会会员均须加入读书会。这对提高会员文学素养和创作及研究水平起了积极的作用。

《文学旬刊》(《文学旬刊》有北京和上海各自编辑的两种，上海《文学旬刊》自1921年5月作为《时事新报》副刊出刊，到1929年第9卷第5期止，共出380期;第81期改名《文学》，每周一期，第172期又改名《文学周报》，始脱离《时事新报》单独发行。北京《文学旬刊》自1923年出刊到1925年共出82期)、《诗》月刊(1922至1923年﹐共7期)等刊物。出版了以介绍外国文学作品为主同时也注重本国新文学创作的《文学研究会丛书》。

文学研究会十分重视外国文学的研究介绍。他们的目的一半是为了介绍外国的文艺以促进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一半是为了介绍世界的现代思想(茅盾《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他们著重翻译俄国(包括后来的苏联)、法国、北欧及东欧诸国、日本、印度等国的现实主义名著，介绍了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高尔基、莫泊桑，罗曼·罗兰，易卜生，显克维奇，阿尔志跋绥夫，安特莱夫，拜伦，泰戈尔，安徒生，萧伯纳，王尔德等人的作品。该会会刊《小说月报》出过"俄国文学研究"、"法国文学研究"等特号和"被损害民族的文学"专号，出过"泰戈尔号"，"拜伦号"，"安徒生号"等专辑，在介绍外国进步的现实主义文学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

我们应该认识到，文学研究会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新文学团体，对中国现代文学和白话诗歌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文学研究完成了其部分目标。

文学研究会奉行的原则是:"反对把文学作为消遣品，也反对把文学作为个人发泄牢骚的工具，主张文学为人生。"(沈雁冰《关于文学研究会》)从"为人生"出发﹐他们主张"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反对唯美派脱离人生的"以文学为纯艺术"的观点。文学研究会宣称要"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他们的创作大都以现实人生问题为题材﹐产生了一批所谓"问题小说"。因此被称为"人生派"或"为人生"的文学。他们相信从事小说戏剧等的创作也是"一种工作，而且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这种"为人生"的"新文学"思想成为文学研究会的基本文学主张。 文学研究会在反对封建主义﹑反对鸳鸯蝴蝶派的游戏文学方面采取了一致的态度，不仅反对旧礼教，也反对旧文学，对《礼拜六》﹑《游戏杂志》一类刊物进行了有力斗争。但会员们在建设新文学的具体主张上意见并不一致。如有部分成员抽象强调"善"和"真";有的虽然提倡"血和泪的文学"，但在反对藉文学"阐道翼教"封建观念的同时，却又承认"作者无所为而作，读者无所为而读"的"非功利"的观点。另一些成员则比较明确地鼓吹进步文学的主张，提出"表现社会生活的文学是真文学"，"在被迫害的国度里"，作家应该注意观察和描写社会的黑暗﹑人们生活的痛苦及新旧两代思想上的冲突。

在创作方法上，文学研究会继《新青年》之后，进一步高举现实主义的旗帜，强调"新文学上的写实主义﹐于材料上最注重精密严肃，描写一定要忠实"。由于当时的时代限制和理论局限，他们分不清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界限，理论主张中常夹杂著自然主义的成分。

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文学主张是作为针对、破除鸳鸯蝴蝶派的旧派文学的娱乐、消遣作用而严肃提出的，在二三十年代持续地与之斗争并占据了优势。但此后整个现代文学都着眼于严肃的社会现实而相当程度地忽略了娱乐作用。这种态度不仅一直贯穿新文学作家的创作中，也限定了现代文学的研究领域，通俗文学的创作的研究被轻忽了。

因此文学研究会这个社团的局限可以用一句话归结，即夸大了文学的现实社会作用，过分强调文学的社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