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4-22 19: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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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宪庭,1949年生吉林省,1978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1979-1983年任《美术》杂志编辑,正值中国刚刚改革开发,力图从文化战略的角度把握当代艺术的新变化。推出"伤痕美术"、"乡土美术"和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上海十二人画展"、"星星美展"等。

基本信息

  • 中文名

    栗宪庭

  • 国籍

    中国

  • 民族

    汉族

  • 出生日期

    1949年12月22日

  • 毕业院校

    中央美术学院

折叠 编辑本段 人物简介

栗宪庭栗宪庭栗宪庭(1949年12月22日-),出生于吉林,是一位中国艺术批评家,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时期的重要评论家,对中国现代艺术运动的发生和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八十年代初栗宪庭在官方《美术》杂志上首先介绍了“星星画派”和其他一些前卫艺术的作品。八十年代中期至1989年担任《中国美术报》编辑,为“八五运动”的传播和组织工作做了大量工作。这一时期栗宪庭推崇的艺术家是南京艺术家丁方,并撰写了中国批评史在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批评文章:“时代呼唤大灵魂的生命激情”,以肯定丁方的艺术。

1989年以后,栗宪庭为新的艺术现象定名并做了比较系统的研究,推出了“政治波普”、“玩世现实主义”、“艳俗艺术”等艺术流派。

90年代末,栗宪庭担任过“尸体艺术”展览《对伤害的迷恋》的策划人,以支持更年轻的艺术家所从事的激进行为。

2000年以后,栗宪庭的艺术活动逐渐减少,2003年在北京大山子地区的东京画廊所策划的展览《念珠与笔触》是近年来极少数的展览之一。

折叠 编辑本段 人物履历

1978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

1979年至1983年担任《美术》杂志编辑。

1985年至1989年任《中国美术报》编辑。89之后,《中国美术报》在京被迫停刊。

1990年以后一直以自由批评家活动。

1992年后还担任过《艺术潮流》编辑。

折叠 编辑本段 人物经历

栗宪庭栗宪庭

栗宪庭,1949年生吉林省,1978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

1979—1983年任《美术》杂志编辑,正值中国刚刚改革开发,力图从文化战略的角度把握当代艺术的新变化。推出“伤痕美术”、“乡土美术”和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上海十二人画展”、“星星美展”等。并在杂志上组织过“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艺术中的自我表现”、“艺术中的抽象” 等理论讨论。

1985—1989年任《中国美术报》编辑,并把该报改变成为推介新思潮和新观念的主要阵地。诸如推出“’85 美术思潮”、“新文人画” 等艺术思潮 。同时对一些敏感的艺术观念问题,如“后现代主义”、“大灵魂和语言纯化”、“现代设计”、“城市雕塑”等艺术问题组织过讨论。

自1979至1989,主要通过编辑刊物和报纸,对新艺术的发展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配合这些工作,发表过多篇艺术批评文章,有文集《重要的不是艺术》。

1990年以来以独立批评家和策划人的身份活动至今。

1989年2月, 作为主要策划人策划《中国现代艺术展》, 中国美术馆,北京。

1990年3月, 策划《中国现代水墨展》,世田谷美术馆,东京,日本。 1993年2月, 策划《后89中国新艺术展》,香港艺术中心和大会堂,香港。

1993年5月, 策划《Mao Goes Pop.》,当代艺术博物馆,悉尼,澳大利亚。

1993年6月, 参与策划《第45届威尼斯双年展:走向东方》,意大利。 1994年10月,出席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组织的《当代艺术讨论会1994——亚洲思潮的潜能》国际学术讨论会,作《文革后的三代艺术家》、《中国近代艺术思潮》的演讲。

1995年5月,应温哥华美术馆、西蒙·菲莎大学当代艺术学院的邀请,到加拿大讲学。

1995年5月, 应纽约当代艺术新博物馆和纽约市立大学皇后学院亚美研究中心的邀请,到美国访问讲学。

1995年9月, 策划《从国家意识形态出走》中国当代艺术展,国际前卫文化中心,汉堡,德国。

1995年12月,出席韩国95年艺术组委会组织的《远东亚洲艺术——今天和明天》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作《引进与再创作》的演讲。

1996年5月,与廖雯共同策划《大众样板》、《艳妆生活》艺术展,北京艺术博物馆画廊和云峰画廊,北京。

1996年10月,出席德国世界文化宫组织的《形象的空间:文化的地志和乌托邦》国际学术讨论会,作《当代艺术,挑战艺术的西方概念》。 栗宪庭栗宪庭

1997年5月,应新加坡艺术博物馆、南洋艺术学院、LASALLE SIA艺术学院、’97宝藏国际艺术博览会的邀请,赴新加坡作关于中国当代艺术的演讲。

1999年1月,《时代转折》国际艺术展策展人之一。德国,波恩艺术博物馆。

1999年5-6月,策划《酚苯乙烯》展览,北京,中山公园。

和廖雯合作策划《跨世纪彩虹》展览,天津泰达艺术博物馆。

1999年10月-2000年4月,获得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ACC(亚洲文化协会)的研究基金,在美作当代艺术研究。

2000年5月,策划《对伤害的迷恋》展览。

2001年5-12月,策划创办《新潮》另类艺术档案月刊。

2001年9月,首届日本《横滨三年展》国际委员会委员。以及策划过《大众样板》

2001年3-10月策划《12花月》《死亡档案》展览。现任宋庄美术馆馆长。

折叠 编辑本段 策划活动

1989年策划《中国现代艺术展》,地点:北京中国美术馆。

1990年策划《中国现代水墨展》,地点:日本东京世田谷美术馆。

1993年策划《后89中国新艺术展》,地点:香港艺术中心。

1993年6月参与策划《45届国际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部分《Mao Goe`s Pop》巡回艺术展览,地点:澳大利亚悉尼当代艺术博物馆。

1993年参与策划《从国家意识型态出走》地点:德国汉堡国际前卫文化中心。

1996年参与策划《大众样板》、《艳妆生活》艺术展,地点:北京艺术博物馆。

1996年2月策划《中国!》艺术展,地点:德国波恩现代艺术博物馆。

1999年做为世界最好的33名策划人,参与策划《时代转折》,地点:德国波恩艺术博物馆。

1999年参与策划《跨世纪彩虹—中国艳俗艺术展》,地点:天津泰达当代艺术博物馆。

1999年策划《酚苯乙烯》艺术展,地点:北京中山公园。

2000年策划《对伤害的迷恋》艺术展,地点:北京雕塑研究所。

2001年策划《十二花月》艺术展,地点:北京。

2001年策划《十字路口》艺术展,地点:成都现代艺术博物馆。

2000年担任横滨三年展《横滨2001》国际艺术委员会委员,地点:日本横滨。

2001年策划《死亡档案》艺术展,地点:北京。

2002年7月参与策划《专·业·余》艺术展。地点:成都。

2003年8月策划《念珠与笔触》艺术展。地点: 北京东京艺术工程。

折叠 编辑本段 人物贡献

2007年是中国艺术界对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轰轰烈烈的现当代艺术运动集体追忆的一年,刚刚登陆北京的由欧洲著名中国当代艺术收藏家尤伦斯夫妇创办的艺术中心,投入巨资举办纪念“85新潮”的大型文献展。之前曾经力邀栗宪庭先生作为主要策划人参与此次展览,由于老先生无法认同对方由于藏品结构需要确定的以“85新潮”作为中国当代艺术运动开端的提法而严辞拒绝,反而被八十年代青岛艺术家们经历所感动,毫无保留地积极支持笔者策划的这场被美术史遗漏的边缘地区艺术家们的付出与奋斗的“1980年代当代艺术青岛梦”,彻夜无眠,含泪写下洋洋数千字的展览前言《薪传艺术梦》。并推掉同期的很多活动邀请,出席了开幕盛典,高度肯定了当年的青岛青年艺术家们为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作出的贡献,极大地鼓舞了仍然艰辛发展的青岛艺术家们。

栗宪庭今天的成就离不开现在的妻子廖雯。同是艺术批评家与策展人的廖雯常常笑言自己被老栗的光芒遮挡了。性格爽朗做事更有条理的廖雯,是老栗多次大展策划执行成功最有力的保障,一方面要操持老少成群的大家庭,另一方面还要靠策展和写书以及为收藏家做顾问的收入养家,这让廖雯承受了很多,好在可爱的小女儿“扣子”确实成为两个人最甜蜜和温情的联结。

广泛获得国际艺术界的尊重,使老栗夫妇有机会经常出国策展、讲课和参与研究,这使得他们能够尽可能多地参观各国重要的博物馆、美术馆和艺术机构,使得老栗有了更加开阔的文化视野,同时异国风情与别样的文化趣味也带给他们夫妇更多游历的乐趣。

今天的老栗在国际艺术界的眼中,更像是一个中国当下的文化象征,更多地代表了对艺术自由的不懈追求和不轻易妥协的文化态度。正因为有了栗宪庭这样一副铮铮铁骨,才使得中国的当代艺术由边缘走向主流,由受排挤到登堂入室,并且受到国际艺术界前所未有的尊重。

折叠 编辑本段 人物访谈

折叠 重建中国艺术收藏的价值标准

记者:2012年是《收藏》杂志创办20周年,也是当代中国拍卖市场诞生20周年,栗老师如何看待中国艺术市场这么多年来的发展变化?

栗宪庭:在我印象里中国艺术市场,最早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是美国哈夫纳画廊在美国纽约作了一个中国油画的展览,代理的艺术家基本是写实风格的油画家,如艾轩、王沂东、陈衍宁等人。其实哈夫纳画廊在美国艺术界没有什么地位,我还去过这个画廊在美国西海岸的分部,展出作品有点“行”。那时我们的媒体把陈逸飞的作品在美国卖了“高价钱”着实骄傲地宣传了一把。其实,这个市场行为开了中国艺术品作为“矿石”,被运送到美国由美国艺术市场炼钢炉去“冶炼” 的头。那时,我先后写过几篇小文字:《美元冲击下的中国当代油画》、《泛行画——一个新的国家性展览模式》和《近年中国艺术市场的“无价值标准收藏”》。

当代艺术情形也大同小异,只是这种“矿石”不是先由商人做起的,那时,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当代艺术还处在一个地下状态,从70年代末的“星星美展”开始,由于当代艺术的敏感性,引起外国使馆官员和境外进来采访的记者报道,同时开始购买这些艺术品。到90年代初,西方一些大的学术性展览机构开始接受中国的当代艺术,包括威尼斯双年展,卡塞尔文献展等,到90年代后期,中国的当代艺术在西方学术体制里达到了高潮,那时西方媒体有CYA(CHINA YOUNG ARTIST),就像90年代初西方媒体称呼英国艺术家用EYA一样,到现在,几乎所有重要的国际展览都少不了中国当代艺术家参与了。因为这个原因,西方收藏家开始收藏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后来就开始了炒作。2006年,张晓刚那张画被炒作到了900多万元。这个价钱一下就影响到中国整个的艺术市场。

事实上,这种市场就是我刚才说的“矿石”被运出之后,在西方艺术市场这个炼钢炉里不断被冶炼出来的现象,与中国的价值和价格体系无关,它的高价对中国艺术市场来说只是一个“空中楼阁”。问题是,它影响到中国的艺术市场的运作,让中国的拍卖行一直仰望那个“空中楼阁”的价格系统,不停地炒作,这是非常不正常的状态。所以2006年以后我不停地写文章,主张建立中国艺术市场的三级市场制。

西方藏家买中国的当代艺术品,起码有一个基本的价值支撑,即先有中国学术界认同,然后由西方学术系统的挑挑拣拣,如果我们暂时搁置对这种西方价值系统本身的讨论的话。其实,中国从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有了现代艺术。那时中国出去的留学生除了像徐悲鸿这样的少数艺术家接受了现实主义传统教育外,大量的艺术家其实是引进了西方现代主义。30年代曾有一场大的文化争论,争论的结果就是不要现代艺术,五四思想家要引进现代化而拒绝现代艺术,这是一种历史的误会。当时认为现代艺术非常像传统文人画,是非常“写意”的,我们抛弃写意的东西之后为什么再引进个“油画上的写意”呢?当时的观点几乎是一致的:不要写意的艺术,要写实的艺术。所以,当时像林风眠这样一些画家的早期作品大部分都流失到外面了,我们自己的收藏家收藏的并不多。这些为政治家所不喜欢的真正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品全部被排斥在官方之外,被国外收藏了。

其实,写意和写实原本只是一个艺术模式的区别,引进现实主义最精髓的应该是现实主义精神即人文精神,而不仅仅是现实主义模式。由于在乎现实主义艺术模式,而忽略了非现实主义中亦存在现实主义精神这一点,自70年代末到现在,我们就把所有此类作品给忽略了,这是“星星美展”连作品带人大部分都到海外去了的原因。当然现在有些收藏家开始从外边买东西,到外国画廊去把中国当代艺术作品买回来,但这毕竟是花了大价钱的呀,这个教训以后能不能汲取,现在看还很难说,就是因为我们的文化价值系统的缺失。

记者:您今年曾说,尽管媒体把一些重要的当代艺术家打造成财富明星,但艺术市场并没有改变中国当代艺术的基本现状,这是为什么?

栗宪庭:事实上,这么多年来当代艺术在中国是被边缘化的。2006年后,当代艺术被媒体炒作得很厉害,并不是当代艺术本身的艺术价值被重视和被认同了,而是因为张晓刚的那张《血缘:同志第一百二十号》在2006年3月的纽约苏富比拍卖会上被拍到了98万美元,相当于900多万人民币。这之后,当代艺术家被当作财富明星去炒作,没有人去认真介绍当代艺术到底是什么。我记得北京一家《人物》杂志的一期封面,上面是一张很大的方力钧的头像,封面是醒目的大标题:“昔日穷光蛋画家如今成了百万富翁”,我当时感觉很滑稽。对于大多数老百姓来说,并不知道中国当代艺术发生了什么,甚至从80多岁的老年人到20多岁的年轻人,人们脑袋里关于什么是艺术的概念,还停留在五四时期到80年代初的现实主义模式。实际上,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艺术观念在这30年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这个变化没有被世人所了解。当媒体把当代艺术家当作财富明星去炒作的时候,它就掩盖了艺术本身应该改变人们的审美习惯这样一个涉及到文化价值系统重建的问题。

记者:您还说,中国当代艺术要在全球化中重新建立地域的价值标准,所谓重建,包括哪些内容?

栗宪庭:中国文化有很深厚的传统,这个传统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被打破了。中国文人画在宋代诞生时,文人是非常个性的,强调内心品格。为什么梅兰竹菊、山水成为文人画的主要题材,因为文人远离了政教和写实宫廷绘画的观念,强调内省和孤芳自赏的个性。但是,文人画到了五四以后被彻底否定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我们虽然恢复文人画的正统地位,但对于大多数画家,它只是个壳,因为画家作为士的那种人文精神已经少见了。

从西方艺术史的角度看,当代艺术是新一轮对艺术概念的重新界定,对我们来说,它不是一个艺术品种,不是可以和中国水墨画、油画、版画之类平列的概念,它是一种立场,是一种文化态度,是包含价值系统重建的姿态。即不管你是从事哪种门类的艺术创作,作为一个艺术家,你都要关注当代人的心灵和心理状态,关注艺术作为人最基本的生存感觉,这是我说的人文精神。

中国现在的艺术领域形成三个大的社群:一个是传统水墨画;一个是五四以后引进的西方现实主义现在叫写实主义油画;再就是20世纪30年代至今引进的西方现代主义和当代艺术。由于各自所重视的艺术模式、技艺,乃至其他非艺术的原因,致使各自在中国都形成了一种社会势力。比如水墨画是以各地画院为基础的一个势力,它里边除了艺术观念之外,还包含了很多非艺术的东西,如现在水墨画市场以国家几级画师来论多少钱一平尺之类,而不是以作品价值作为作品的标准等等。写实油画家的社群,基本上集中在各个学院里的油画系。当代艺术社群基本上是自由艺术家,也是个社群。有太多的非艺术原因,使各个社群的艺术不能超越他们所固守的如正宗油画味道,水墨画风格传承,以及比拼谁更前卫之类的行业标准。

说到地域的文化价值,传统艺术的地域价值形成于传统地域文化的相互不发达交流基础之上,现在所有的文化都处在信息发达的全球化时代,我们承认全球化的势不可挡,但是艺术不是麦当劳和跨国公司,文化一定是有地域性的,但是这种地域性决不是自上而下的国家艺术形态,而是由一个个独特艺术家个人创造所构成的,同时在不断地和公众交流中、逐渐成长起来并在一定时间段为公众共享的个性作品,是每一个真挚的心灵如同小溪一样慢慢汇成大江而逐渐显示出来的评价艺术系统。因为生活在每一个当代的人,被各种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乃至画种诸如油画味道之类的“行业标准”所包裹,太在乎画种媒材的行业标准,甚至还包含着社会行业和权利标准。我强调艺术的当代性,强调的是个人所体验到的生存感觉的真实性,心灵的自由和独立,以及超越各种外在的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的束缚,还给个人感觉一个鲜活的状态。尤其当我们所有的人,面对的是一个社会价值观念激烈变动的时期,我们身边的一切都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的时候,我们的艺术家不能漠视人和社会之间形成的巨大的生命张力。它是中国艺术家个人和社会之间形成的生命张力,并改变和转换着所有对今天中国艺术产生影响的原生语言结构,包括中国水墨传统,近代写实油画传统,以及西方现代、当代艺术模式,都面临着一个艺术系统的再创造过程,正如几百年前中国著名画家石涛说的“笔墨当随时代”。至于说大众懂不懂的问题,这从来不是阻止艺术革新的理由,五四时期现实主义模式舶来之时,抵制者甚众,但在经历了近百年之后,它已经成功地转换成中国的一个艺术模式了。

折叠 文化创意产业不是地产

记者:最近,乌里•希克将其收藏的1463件中国当代艺术作品捐给香港M+视觉艺术博物馆,而尤伦斯近年来则在中国将他收藏的中国当代艺术作品出售,卖了十几亿元,对此您怎么看?

栗宪庭:有人很气愤地谈起尤伦斯卖掉中国艺术作品的事情,我说这没有什么呀,尤伦斯是个商人,商人就是要挣钱的嘛。所以把尤伦斯家族看做商人而不是看成收藏家的话,你就不会生气了。当然希克是个收藏家,他把他的藏品捐给了香港M+视觉艺术博物馆,他也只能捐给香港。我给他努力过,我试图说服一些地方给希克盖一个空间,后来发现根本不可能。内地什么地方都没有办法把这些作品完整地接收过来,这方面中国的意识形态是一个根本问题。

记者:中国的艺术区这几年蓬勃发展,您觉得目前中国艺术区的成长是正常的吗?宋庄怎么样?

栗宪庭:这是个太大的问题。关于宋庄艺术园区,2007年《三联》周刊做了一期集中报道后,国内的几个市长来找我,所以这几年我陆续看了几个地方的文化园区的建设,发现这里面的问题很大。

文化创意产业这个词在中国现在用得很乱,有叫文化创意产业的,有叫文化产业的,有叫创意产业的,这里我不想详细解释这些概念的来龙去脉,主要是我觉得中国的文化创意产业大多数实际上是地产,都是将文化作为炒作地产的噱头,是广告作用,与真正的文化创意和文化产品形成产业链的做法风马牛不相及,只是借用文化作为一个由头去做商业开发。包括近年来美术馆的建设成为热点,实际上也是一种变相的地产。据我了解,中国的美术馆非常多,县以上的城市都有美术馆,但现在所有美术馆的经营都很差,它没有被当作一个真正的非盈利的和社会艺术教育的机构,而是成为出租场地的盈利场地,甚至有美术馆还搞商品展示。既然这样,我们为什么还要建那么多美术馆?最近批评家费大为和吕澎先生关于美术馆的操作争论得不亦乐乎,哎呀,那本来就是一个地产项目嘛。

在这样一种形势下,宋庄当然不能够幸免,建立宋庄艺术园区的初衷是为解决流落在社会上的自由艺术家的创作生态问题做起来的,但宋庄红火之后,它就迅速变成了变相的小型地产。宋庄现在有几千亩地,美术馆就有一二十个,但除了艺术节期间热闹那么几天,其他时候都冷冷清清,百分之七八十的艺术家生活得都很艰难。同时,宋庄火了以后,卖石头的、画行画的都涌到那个地方,房价也越来越高,这让那些有艺术理想尤其是没有成功的年轻艺术家已经住不起了。这样下去的话,就违背了为解决每年不断上升的、毕业即失去工作的年轻艺术家的创作生态这个社会问题的初衷,宋庄就会逐渐成为少数富裕的甚至是大量体制里艺术家的乐园了。同时,这个艺术区的社会价值就丧失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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