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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昀,南宋皇室宗戚,赵匡胤之子赵德昭的九世孙。原名赵与莒,1222年被立为宁宗弟沂王嗣子,赐名贵诚,1224年立为宁宗皇子,赐名昀。宋宁宗驾崩后,赵昀被权臣史弥远拥立为帝,史称“宋理宗”。宋理宗是宋朝的第十四位皇帝(1224年9月17日—1264年11月16日在位),在位40年,享年6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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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叠 编辑本段 基本资料

理宗理宗

姓名:赵昀

生卒:1205~1264年

描述:南宋第五代皇帝

籍贯:

折叠 编辑本段 个人概述

理宗(1205~1264年),宋朝第十四个皇帝,南宋第五代皇帝,宋理宗,在位时间从公元1225~1264年为期四十一年,终年六十岁。

赵昀以一介平民的身份,十八岁被史弥远带到京城,未及两年就登上了帝位,其经历不可不谓奇特。宋理宗在位四十一年,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前十年在史弥远的控制下,无所作为;史弥远逝世后,宋理宗亲政,在各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人称“端平更化”,持续了从宋端平元年(公元1234年)到宋淳祐十二年(公元1252年)的近二十年时间; 在他统治的最后十余年,宋理宗丧失了早年的锐气,沉迷于享乐,国势日渐衰微。

折叠 编辑本段 职业生涯

一.废立阴谋: 宋开禧元年(公元1205年)农历1月5日,赵昀出生于宋绍兴府山阴县虹桥里。父赵希瓐,母全氏。宋理宗为宋太祖十世孙,与宋宁宗同属宋太祖后裔,但宋宁宗属于秦王赵德芳一支,宋理宗则属于燕王赵德昭一支,至南宋后期,两支在血缘关系上已十分疏远。赵德昭一支很早就已经没落,失去王爵。作为赵德昭的后代,赵昀的曾祖和祖父均无官职,父亲赵希瓐也不过是一个九品县尉。因此,赵昀虽属赵宋皇室,但社会地位并不高,与平民无异。赵昀原名赵与莒,还有一个弟弟赵与芮,兄弟二人年纪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全氏无力抚养孩子,回到娘家寄居。赵与莒的舅舅是当地的保长,家境尚好,赵与莒兄弟就在全家长大,直至后来被史弥远选入宫中,登上帝位。宋宁宗先后有八个儿子,但都未及成年就夭折了。宋嘉定十四年(公元1221年)农历6月,宋宁宗把弟弟沂王赵抦的儿子赵贵和立为皇子,改名赵竑。此时,史弥远已当了十余年宰相,他与杨皇后内外勾结,专权擅政,朝廷内外大臣多由其举荐,几乎没有人敢违背其意愿。皇子赵竑对史弥远的所作所为非常不满,史弥远对此也有所觉察。他听说赵竑喜欢弹琴,就送了一个善于鼓琴的美女给赵竑,让她窥探赵竑的言行。赵竑缺乏政治头脑,竟然非常宠爱这个与自己有着同样爱好的女子,甚至将她视为知己。这种引狼入室的愚蠢之举,为其日后的失败埋下了伏笔。史弥远对赵竑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自然占尽先机,很容易就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动。赵竑曾把史弥远和杨皇后所做的不法之事记录下来,说:“史弥远应该发配八千里。”他还指着地图上的琼、崖说:“我今后作了皇帝,一定要把史弥远流放到这里。”甚至私下里称史弥远为“新恩”,意思是今后要把史弥远流放到新州或恩州。这种言行无异于授人以柄,也是赵竑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现。赵竑的老师真德秀曾劝赵竑,要韬光养晦,孝敬杨皇后,善待史弥远,不可锋芒太露,否则会很危险,但赵竑很难接受。赵竑的言行令史弥远非常恐惧,便处心积虑地要废掉赵竑,另立太子。他委托门客余天锡物色一位贤良的宗室子弟,以便将来替代赵竑。宋嘉定十四年,余天锡回乡参加当地的科举考试,路过宋绍兴时,忽逢大雨,恰好来到全保长家避雨。全保长听说来人是史弥远的门客,便盛情款待。席间,全保长将赵与莒兄弟介绍给余天锡,说二人是皇室血脉。余天锡回到京城后,将此事告知史弥远。史弥远派人将孩子接到临安,亲自考察。赵与莒相貌端正,史弥远一见就大为惊奇。史弥远让赵与莒写字,他竟然写下“朕闻上古”四字,史弥远不禁万分感慨:“此乃天命!”但为防止计谋泄露,仍将兄弟二人送回全保长家,等待时机。一年后,史弥远将赵与莒兄弟接到临安。他找到当时的名儒郑清之,私下对他说:“皇子赵竑不能担当大任,听说赵与莒很贤良,你要好好教导他。事成之后,我现在的位置就是你的了。但此事不能泄露,不然,你我都要满门抄斩。”郑清之答应了。郑清之为教育赵与莒尽心竭力,他曾经拿出宋高宗的字画让赵与莒临摹,并在史弥远面前极力称赞赵与莒的“不凡”之处。史弥远听到后很高兴,废立的意志更加坚决。宋嘉定十五年(公元1222年),在史弥远的推荐下,赵与莒被立为沂王赵抦之后,改名贵诚。这是废立最重要的步骤,实际上是人为地将他作为宋宁宗的亲侄子,具备了当选皇子的资格。同时,史弥远绞尽脑汁地在宋宁宗面前揭赵竑的短处,挑拨赵竑与宋宁宗、杨皇后之间的关系,使得二人对赵竑都颇为不满。史弥远进而向宋宁宗建议增立赵贵诚为皇子,宋宁宗虽对赵竑不满,但两个都非亲生的“皇子”同时存在,终归不是件好事,更何况以血缘关系而论,赵竑才是自己的亲侄子,因而没有同意史弥远的建议。真德秀听说了史弥远的举动,担心招致杀身之祸,辞去了赵竑老师的职位。赵竑失去了一个重要的谋臣,在与史弥远的斗争中更加孤立无援。宋嘉定十七年(公元1224年)农历8月,宋宁宗病重。史弥远派郑清之赴沂王府,向赵贵诚表明拥立的意思,但赵贵诚始终一言不发。最后,郑清之说:“丞相因为我与他交往时间很久了,所以让我担任你的心腹。现在你不答一语,我怎么向丞相复命?”赵贵诚这才拱手答道:“宋绍兴老母尚在。”这一回答看似答非所问,却既表明了想作皇帝的意愿,又不失稳重。郑清之回报史弥远后,两人更加赞叹赵贵诚“不凡”。有了赵贵诚的意向,史弥远开始实施他的废立阴谋。宋宁宗弥留之际,他将两府大臣和负责起草诏书的翰林学士都拦在宫外,另外召郑清之和直学士院程佖入宫,矫诏将赵贵诚立为皇子,赐名昀,授武泰军节度使、成??承皇位奠定了基础。农历闰8月3日,宋宁宗去世。关于宋宁宗的死因,至今仍是一个难以破解的谜,相关史料没有交待宋宁宗身患何病。尽管此事难以查明,但还是留下了蛛丝马迹,《宋史》援引邓若水的奏章,明确指出宋宁宗并非寿终正寝,而是被谋害的,这是史弥远急于废立的结果。另据《东南纪闻》记载,宋宁宗病重时,史弥远献金丹百粒,宋宁宗服用后不久去世。这样看来,史弥远毒杀宋宁宗的嫌疑相当大。宋宁宗逝世后,谁来继承皇位,宋宁宗杨皇后的态度至关重要,没有她的同意,新皇帝就得不到承认。史弥远派杨皇后的侄子杨谷、杨石前去说服杨皇后,得到了她的支持。史弥远立即遣宫使去接皇子,临行前命令:“现在宣的是沂靖惠王府的皇子(指赵昀),不是万岁巷的皇子(指赵竑),如果接错了,你们都要处斩。”此时,赵竑已经得知宋宁宗去世的消息,万分焦急地在门口张望,等人宣召他入宫。他见宫使从自家门口经过,却没有进来,过了一会,又簇拥着一个人匆匆而去,感到十分迷惑,殊不知这正是赵昀被接进宫中。赵昀进宫以后,入拜杨皇后,杨皇后说:“汝今为吾子矣。”既然杨皇后将赵昀视为自己的儿子,就等于承认了他是帝位的合法继承者。赵昀见过杨皇后以后,被带到宋宁宗灵柩前举哀。举哀结束后,才召赵竑入宫。赵竑入宫时,随从都被拦在宫外。史弥远带赵竑至宋宁宗柩前举哀,然后令亲信殿前都指挥使夏震陪同他,实际上是把赵竑监管起来。随后召集百官朝会,听读遗诏,仍引赵竑到以前的位置。赵竑非常奇怪,问道:“今日之事,我岂当仍在此位?”夏震骗他说:“未宣读先帝诏命以前还应该在此,宣读以后才即位。”赵竑以为有理,转头却发现烛影中已经有一个人坐在御座上。遗诏宣布赵昀即位,百官下拜,恭贺新皇帝登基。赵竑这才恍然大悟,悲愤万分,不肯下拜。夏震强按着赵竑的头逼他叩头,登基仪式终于完成。赵昀以一介平民,在三年的时间内登上了皇帝宝座,成为宋朝第十四代皇帝,即宋理宗。宋理宗即位时,假托遗诏,授赵竑开府仪同三司,封济阳郡王,判宁国府。不久,又宣布进封赵竑为济王,赐第湖州,将赵竑赶出了京师。史弥远的废立之举,引起朝野内外的普遍不满,湖州百姓首先发难。宋宝庆元年(公元1225年)农历1月,湖州百姓潘壬、潘丙兄弟及其从兄潘甫密谋拥立赵竑为帝,派人与山东“忠义军”首领李全联系。李全表面上与湖州方面约定起事日期,表示届时将进兵接应,但到了日期却并未前来。潘氏兄弟恐事情泄露,遂聚集一些太湖渔民和湖州巡卒,约数百人,于农历1月初九夜里,打着“忠义军”的旗号,闯入济王府,声称要拥立赵竑为帝。赵竑闻讯,急忙躲进了水洞,但还是被找了出来。潘氏一行将赵竑带到湖州治所,硬将黄袍加在济王身上。赵竑号泣不从,但潘壬等人以武力胁迫,赵竑无奈,只得与潘氏兄弟约定,不得伤害太后及宋理宗。得到允诺后,赵竑即皇帝位。湖州知州谢周卿也率部属来恭贺新皇帝即位。这就是“湖州之变”,也称“济王之变”。宋太祖陈桥兵变两个多世纪后,他的后代再次上演了一次“黄袍加身”的闹剧,只是没有成功而已。到了天明,赵竑才发现拥立自己的并非什么“忠义军”,只是一些渔民和巡卒,人数尚不足百。赵竑知道这些人乃乌合之众,难以成事,便派人赴临安告发,并亲率州兵讨伐。朝廷派来的军队抵达时,叛乱已被平定。潘甫、潘丙被杀,潘壬逃跑以后,也被抓获,押到临安处死。“黄袍加身”的闹剧就此草草收场。魏了翁像湖州之变给宋理宗和史弥远带来极大震动,只要赵竑活着,就是皇位的巨大威胁,若不彻底解决,必将后患无穷。赵竑本来无病,史弥远却派余天锡以给赵竑治病为名来到湖州,逼赵竑自杀,并杀害了赵竑年幼的儿子。随后朝廷以赵竑病重不治布告天下,原本的皇位继承人就这样含冤而死。赵竑逝世后,宋理宗和史弥远为掩人耳目,也为了平息朝野内外的非议,辍朝表示哀悼,又追赠赵竑为少师。不久,宋理宗就在史弥远的建议下收回成命,追贬赵竑为巴陵县公,将他打成朝廷的罪人。湖州之变,赵竑被人胁迫,并非事先预谋,后来还亲率州兵,讨平了叛乱,但仍然含冤而死。他的悲惨遭遇,引起举国上下的广泛同情。朝廷对湖州之变的处理结果,又激起正直之人的义愤。名臣真德秀、魏了翁、洪咨夔、邓若水等人纷纷上书,为济王鸣不平,指责宋理宗处理此事不当。宋理宗却说:“朕待济王亦至矣。”意思是对赵竑已经仁至义尽了,进而压制各界的抗议,那些为赵竑鸣冤叫屈者纷纷被贬离朝,一时“朝臣泛论,一语及此,摇头吐舌,指为深讳”。可是终南宋之世,为赵竑鸣冤的声音始终没有停止,每当遇到灾异、战事,就会有朝臣旧事重提,将天灾人祸与赵竑的冤狱联系起来。直到恭帝时,谢太后主持朝政,在臣僚建议下恢复了赵竑名号,选宗子为其继承香火,这一公案才告一段落。虽然赵竑是被冤致死,但平心而论,他在湖州之变中还是有责任的。尽管是受了胁迫,但他毕竟在“叛贼”的拥立下登上了皇位,率兵讨叛也是在发现拥立者不足成事以后。凭这两条,宋理宗就有理由将他治罪。当然,赵竑虽有罪,却罪不致死,采取这样一种形式将赵竑处死,未免阴狠,也可看出宋理宗和史弥远为了保住费尽心机得到的地位而无所不用其极。

二.端平更化: 宋理宗夺位后,自然想要有所作为,以显示其比赵竑更有能力中兴宋室。他勤奋好学,寒暑不辍,为政十分勤勉。又招揽人才,整顿吏治,在各方面都提出了一些整顿措施。但面对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宋理宗很快就收起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心甘情愿地充当起史弥远的傀儡。宋理宗即位时,南宋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即宋理宗为代表的皇权、杨太后代表的后权和史弥远代表的相权。杨太后对宋理宗继位现实的承认,换来了宋理宗登基后垂帘听政的地位。宋朝自宋真宗刘皇后以来,虽有垂帘的先例,但多是皇帝年幼、不能视事的的情况下由太皇太后或皇太后代行天子之职。宋理宗即位时已经二十岁,并非幼主,在这种情况下,杨太后垂帘就违背了“后妃不得干政”的祖宗家法,自然会引起朝野上下的种种议论。另一方面,已经成年且志在中兴的宋理宗对杨太后的垂帘当然不会没有意见,一次宴会上发生的事情大体可以反映出双方在垂帘问题上的心结。宋宝庆元年上元节,宋理宗设宴恭请杨太后,席间一枚烟花径直钻入杨太后椅子底下,杨太后大惊,“意颇疑怒”,然后拂衣而去。宋理宗随即聚集百官谢罪,并要处罚安排宴会的内侍,杨太后笑着说:“难道他特地来惊我,想来也是不小心,赦免了他吧。”母子于是和好“如初”。此事看起来虽小,但杨太后却把它与自己的垂帘联系起来,以为这是宋理宗要自己撤帘的警示。联想宋理宗、史弥远在废立过程中的毒辣手段,杨氏家族对此不能不作出选择,不久,杨石就向杨太后陈说厉害,劝其撤帘。杨太后听从了,于宋宝庆元年(公元1225年)农历4月7日宣布撤帘,距她开始垂帘仅过了七个月。随着杨太后的撤帘,政治舞台上的“后权”也告消失,其格局演变为君权与相权的对峙。宋理宗虽然在太后撤帘的过程中表现出了不错的政治手腕,但面对老辣的史弥远,他的算计顶多只能是小儿科而已。宋理宗十八岁才被史弥远带到京城,在朝中毫无根基,没有任何政治势力与威望。其得以登上帝位,全靠史弥远扶植。宋理宗很清楚,要想巩固来得名不正言不顺的帝位,必须要有史弥远的支持。皇子赵竑的遭遇,更使宋理宗亲眼目睹了史弥远翻云覆雨的手段。基于这种考虑,宋理宗很快就将政事完全交给史弥远处理,自己则韬光养晦,心甘情愿地过起了碌碌无为的日子。从这一点来看,宋理宗确实比皇子赵竑要富于心机,也更懂得权力斗争中的生存策略。宋宝庆、绍定年间,史弥远把持朝政,独断专行,他的党羽几乎控制了从中央到地方的重要职位。尽管史弥远权势熏天,仍然不断有忠义之士不畏权势,上书指斥其专权擅政。宋理宗意识到,自己与史弥远是拴在一条绳上的两只蚂蚱,已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否定史弥远就等于否定自己继位的合法性。因此他一直对史弥远优容袒护,褒宠有加。绍定六年(公元1233)农历10月,史弥远病重不治,宋理宗封其为卫王,谥忠献。宋理宗公开宣布“姑置卫王事”,即将史弥远的事情搁置起来,禁止臣僚攻击史弥远的过失。这样,在史弥远的挟持下,宋理宗度过了默默无为的十年。史弥远逝世后,宋理宗终于得以“赫然独断”,一展胸中抱负。宋绍定六年(公元1233)农历11月,宋理宗宣布明年改元为端平。从宋端平元年到宋淳祐十二年(公元1234~1252年)的近二十年间,宋理宗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史称“端平更化”。宋理宗虽仍对史弥远曲加维护,但却毫不留情地剪除其党羽。史弥远的得力助手“三凶”首先被贬斥出朝。“三凶”指台谏官梁成大、莫泽、李知孝三人,他们禀承史弥远风旨,不遗余力地攻击政敌,凡是违背史弥远意愿的朝廷内外官员,都在他们弹劾下纷纷落马。宋端平元年(公元1234年)农历6月,宋理宗将三人流放,追夺官爵。其他史弥远的亲信党羽,也纷纷被贬。 罢斥史党的同时,宋理宗任用了一批贤良之士,深孚众望的真德秀、魏了翁被请回朝廷任职。吸取史弥远专权的教训,宋理宗在选择宰相时非常谨慎。《宋史?宰辅年表》记载,宋理宗在更化期间任用过三十七名宰执,大多皆一时之选。在这些人的主持之下,这一时期的朝政也较为稳定。台谏官本是朝廷耳目,史弥远专权期间,却沦为他攻击政敌的工具,至此,宋理宗重新将选拔台谏官的权力收归皇帝。这一时期宋理宗任用的台谏官,也大多立论忠直,颇能胜任其职。 纵观宋理宗更化期间的用人,大多皆贤良称职,一时朝堂之上,人才济济,政风为之一变。因此,时人将“端平更化”称为“小宋元祐”。不过,“端平更化”虽然声势很大,但并没有改变南宋走向衰落的趋势。虽然网罗了不少贤良之士,但他们“所请之事无一施行”,朝令夕改,最终无所建树。澄清吏治、整顿财政的各项措施也大多就事论事,治标不治本。因此,相对它的具体实效,“端平更化”更多体现出的是宋理宗欲求有所作为的一种态度。

三.端平入洛: 宋理宗在对内推行新举??。南宋中后期,蒙古在北方地区迅速崛起,成为继辽、西夏、金之后又一对宋朝构成巨大威胁的少数民族政权。面对急剧变化的局势,宋朝内部就对外政策产生了争议。一些人出于仇视金国的情绪,主张联蒙灭金,恢复中原;另一部分人则相对理性,援引当年联金灭辽的教训,强调唇亡齿寒的道理,希望以金为藩屏,不能重蹈覆辙。无休止的争论使宋朝在这两种意见之间摇摆不定,既不联金抗蒙,也未联蒙灭金。然而,随着蒙古与金国之间战事的推进,金国败局已定的情况下,宋理宗最终还是作出了决策。宋绍定五年(公元1232年)农历12月,蒙古遣王檝来到京湖,商议宋蒙合作,夹击金国。京湖制置使史嵩之上报中央,当朝大臣大多表示赞同,认为此举可以报宋靖康之仇,只有赵范不同意,主张应借鉴宋徽宗海上之盟的教训。一直胸怀中兴大志的宋理宗把这看作是建不朽功业的天赐良机,让史嵩之遣使答应了蒙古的要求。蒙古则答应灭金以后,将河南归还给宋朝,但双方并没有就河南的归属达成书面协议,只是口头约定,这为后来留下了巨大的后患。金哀宗得知宋蒙达成了联合协议,也派使者前来争取南宋的支持,竭力陈述唇齿相依的道理,说:“大元灭国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于我,我亡必及于宋。唇亡齿寒,自然之理。若与我连和,所以为我者,亦为彼也。”意思是支援金国实际上也是帮助宋朝自己保家卫国。宋理宗拒绝了金哀宗的请求。宋理宗任命史嵩之为京湖制置使兼知襄阳府,主持灭金事宜。宋绍定六年,宋军出兵攻占邓州等地,于马蹬山大破金军武仙所部,又攻克唐州,切断了金哀宗逃跑的退路。农历10月,史嵩之命京湖兵马钤辖孟珙统兵二万,与蒙军联合围攻蔡州。宋端平元年农历1月,蔡州城被攻破,金哀宗自缢而死,金国灭亡。蔡州城破后,孟珙在废墟中找到金哀宗遗骨,带回临安。南宋沉浸在报仇雪恨的狂喜之中。宋理宗将金哀宗的遗骨奉于太庙,告慰徽、钦二帝在天之灵。自北宋被金国灭亡的一个世纪以来,回到故都汴京成为南宋臣民梦寐以求的理想。宗泽岳飞的抗金活动和宋开禧北伐等都是对这种理想的实践。但面对强大的金国,回到故都看起来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金国的灭亡,使宋理宗君臣似乎看到了把理想变为现实的绝好机会。宋蒙联手灭金时,并未就灭金后河南的归属作出明确规定。金亡以后,蒙军北撤,河南空虚。以赵范、赵葵兄弟为代表的一些人欲乘机抚定中原,提出据关(潼关)、守河(黄河)、收复三京(西京洛阳、东京开封、南京归德)的建议。而大部分朝臣对此都持反对态度,认为此时并非出兵的时机,南宋目前的力量还不足以与蒙古为敌。刚刚摆脱史弥远控制而得以“赫然独断”的宋理宗,面对此种“大好时机”,屡屡发出“中原好机会”的感叹。收复故土、建立盖世功业的念头最终促使他作出了出兵中原的决定。他罢免了反对出师的吴渊、吴潜和京湖制置使史嵩之。宋端平元年(公元1234年)农历5月,宋理宗任命赵葵为主帅,全子才为先锋,赵范节制江淮军马以为策应,正式下诏出兵河南。农历6月十二日,宋军进军河南。全子才收复南京归德府。随后向开封进发,开封蒙军都尉李伯渊、李琦、李贱奴长期遭受主将崔立的侮辱,此时三人杀掉崔立,献城投降。农历7月五日,宋军进驻开封。经历了战火的开封此时已是一片废墟,宋军收复的只是一座空城,但毕竟他们还是实现了梦寐以求的的理想,圆了“宋靖康之难”以来无数志士仁人的梦。全子才占领开封后,后方没有及时运来粮草,以至全子才无法继续进军,贻误了战机。半个月后,赵葵又兵分两路,在粮饷不继的情况下继续向洛阳进军。宋军到达洛阳,遭到蒙军伏击,损失惨重,狼狈撤回。留守东京的赵葵、全子才看到战机已失,加上粮饷不继,率军南归。其他地区的宋军也全线败退,宋理宗君臣恢复故土的希望又一次落空了。“端平入洛”的失败,使南宋损失惨重,数万精兵逝世于战火,投入的大量物资付诸流水,南宋国力受到严重的削弱。更重要的是,“端平入洛”使蒙古找到了进攻南宋的借口,蒙古由此开始了攻宋战争。朝野上下对于出兵河南的失败及由此带来的严重后果议论纷纷,而对这种局面,宋理宗也不得不下罪己诏,检讨自己的过失,以安定人心。

四.荒殆晚年: “端平入洛”之后,宋理宗已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人,宋军的惨败令他痛心疾首,此后的连年战争更使他疲于应付,他逐渐丧失了当初勤政图治的锐气,怠于政事,沉迷于声色犬马,朝廷和后宫也出现了一批窃威弄权之徒,朝政大坏。 阎妃是宋理宗晚年最宠爱的妃子。宋淳祐九年(公元1240年)农历9月,宋理宗封阎氏为贵妃。宋理宗对阎妃赏赐无度,动用国库为其修功德寺,比自家祖宗的功德寺还要富丽堂皇,时人称之为“赛灵隐寺”。阎妃在宋理宗的宠爱下,骄横专恣,干权乱政。 鉴于唐朝严重的宦祸,宋朝对此防范很严,“宦官不得干政”已成为宋朝的一项祖宗家法。但宋理宗后期,追求享乐,昏庸嗜欲,宦官弄权也随之而起。董宋臣是宋理宗的贴身内侍,善逢迎,很得宋理宗的欢心。宋理宗去禁苑赏荷花,苦于没有凉亭遮日,董宋臣揣摩上意,一天之内就修建了一座凉亭,宋理宗十分高兴。冬天,宋理宗又去赏梅,董宋臣已事先在梅园建造一座亭子,宋理宗责备他劳民伤财,董宋臣说不过是把荷亭移到这里,宋理宗又大赞他办事得体。宋理宗晚年好女色,三宫六院已满足不了他的私欲,董宋臣引临安名妓唐安安入宫淫乐。起居郎牟子才上书劝诫宋理宗:“此举坏了陛下三十年自修之操!”宋理宗却让人转告牟子才不得告知他人,以免有损皇帝的形象。姚勉以唐玄宗、杨贵妃、高力士为例劝诫宋理宗,宋理宗竟然恬不知耻地回答:“朕虽不德,未如明皇之甚也。”在宋理宗看来,自己虽然“不德”,但与唐明皇相比还是有相当差距的,然而这种差距也无非是在五十步与百步之间罢了。董宋臣在宋理宗的宠信下,勾结宰相丁大全,恃宠弄权,不可一世,人们把他称为“董阎罗”。宋人记载当时宦官专权的情况,说:“一时声焰,真足动摇山岳,回天而驻日也。” 丁大全长像“蓝色鬼貌”,为人“奸回险狡,狠毒贪残”,时人称之为“丁蓝鬼”。他娶了一位外戚的婢女,以此来攀附高层权要。后来又靠逢迎阎贵妃、宦官卢允昇、董宋臣等人,逐渐身居要职,升任侍御史兼侍讲。丁大全本人寡廉鲜耻,贪财好色,他为儿子聘妇,见儿媳长相标致,竟夺为己妻,为世人所不耻。当时宰相董槐为人刚正不阿,丁大全希望巴结董槐以取高位,为董槐拒绝,丁大全由是日夜谋划报复董槐。宋宝祐四年(公元1256年),宋理宗下诏罢免董槐,丁大全恰好也于此时上章弹劾董槐,于是他没等罢免诏书下达,就在半夜率士兵百人持刀包围董槐家,恐吓董槐要把他送交大理寺审讯,随后将董胁迫至临安城外,弃之而去。丁大全驱逐宰相的举动使得朝野上下一片哗然,太学生陈宗等六人上书揭露丁大全之奸,时人誉之为“六君子”。丁大全反过来指使台谏官翁应弼、吴衍弹劾六人,最后将六人开除学籍,流放边州,同时禁止三学(太学、宗学、武学)学生妄议国政,消弭来自朝廷内外不同的声音,并借机扼杀反对其擅权的力量。 在外廷与丁大全勾结的是马天骥。马天骥,字德夫,衢州人。宋理宗之女周、汉两国公主下嫁,马天骥绞尽脑汁送了一份别出心裁的大礼,得到宋理宗的欢心,与丁大全同时被任命为执政。阎、马、丁、董四人内外勾结、专擅弄权引起很多正直人士的不满,有人在朝堂门上写下八个大字:“阎马丁当,国势将亡。”意在警告宋理宗如果再信用奸佞,国家前途堪忧。(“阎马”,谐音“檐马”,乃屋檐下悬挂的铃铛,此处指阎贵妃、马天骥。)宋理宗大怒,派人追查,数月以后仍一无所获,最后只得不了了之。宋理宗意识到自己在用人方面的失误,也采取一些措施加以补救。宋宝祐五年农历6月,马天骥任执政刚刚八个月就被罢免。宋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蒙古入侵,丁大全由于隐瞒军情,被罢免了宰相职务,在众人的论劾之下,宋理宗将其流放海岛,途中被押送官毕迁挤落水中淹死。阎贵妃也于宋景定元年(公元1260年)病逝。只有宦官董宋臣,宋理宗虽于宋景定元年将他流放到安吉州编管,但对他始终眷遇有加,董宋臣比宋理宗早死几个月,宋理宗特赠其为节度使,以示优宠。宋景定五年(公元1264年),宋理宗病逝。次年被葬于宋绍兴府会稽县永穆陵,庙号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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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皇帝中,宋理宗以尊崇理学著称,理学在他统治期间,被抬到官方哲学的正统地位,后人多认为宋理宗庙号曰“理”即是以此之故。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据周密《齐东野语》记载,最初曾拟“景”、“淳”、“成”、“允”、“礼”五字备选,最后定为“礼宗”。但有人说“礼宗”与金国遗民为金哀宗拟的谥号相同,且古时有一位妇女名叫“礼宗”,便取其谐音,定为“宋理宗”。人们认为根据宋理宗尊崇理学的实际,庙号曰“理”也属名实相符,并且天下之间,“道理”最大,符合宋理宗至尊的地位,于是再无异议。据此而言,宋理宗庙号与他推崇理学并没有什么关联。然而一些封建史家又胡乱联系,说什么把“理”字析字取义,乃是“四十一年王者之象”之义,称赞其为“请谥于天”,这当然陷入了神秘主义的范畴,不足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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