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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闿(kǎi)运(1833—1916)晚清经学家、文学家。字壬秋,又字壬父,号湘绮,世称湘绮先生。咸丰二年(1852)举人,曾任肃顺家庭教师,后入曾国藩幕府。1880年入川,主持成都尊经书院。后主讲于长沙思贤讲舍、衡州船山书院、南昌高等学堂。授翰林院检讨,加侍读衔。辛亥革命后任清史馆馆长。著有《湘绮楼诗集、文集、日记》等。

基本信息

  • 中文名

    王闿运

  • 出生地

    湖南省长沙府

  • 逝世日期

    1916年

  • 民    族

  • 职    业

    晚清经学家、文学家

  • 代表作品

    《湘绮楼诗集》、《湘绮楼文集》等

  • 出生日期

    1833年

  • 别    名

    壬秋、壬父、湘绮

  • 籍    贯

    湖南湘潭

折叠 编辑本段 基本信息

王闿(kǎi)运(1833—1916)晚清经学家、文学家。字壬秋,又字壬父,号湘绮,世称湘绮先生。咸丰二年(1852)举人,曾任肃顺家庭教师,后入曾国藩幕府。1880年入川,主持成都尊经书院。后主讲于长沙思贤讲舍、衡州船山书院、南昌高等学堂。授翰林院检讨,加侍读衔。辛亥革命后任清史馆馆长。著有《湘绮楼诗集、文集、日记》等。

折叠 编辑本段 个人简介

据王氏族谱记载,其先祖于明代自江西徙居湖南衡阳西乡,居数世,后于宪宗成化年间迁居湘潭城外。王闿运生于道光十三年(1833年),少孤,为叔父教养。自幼资质驽钝但好学,《清史稿》说他“昕所习者,不成诵不食;夕所诵者,不得解不寝。”“经、史、百家,靡不诵习。笺、注、抄、校,日有定课。”9岁能文。稍长,肄业长沙城南书院。性高旷,不事营利。

咸丰七年(1857年),湖南补行壬子(咸丰二年)乙卯(咸丰五年)两科乡试,他中第五名举人,获学政张金镛赏识,一时颇负时誉。曾周旋于湘军将领间,受曾国藩厚待,但只为清客不受事。

咸丰九年(1859年),王闿运赴京师应礼部会试,落第,应肃顺聘,在其家任教读,甚受礼遇。不久辞去。十一年“祺祥政变”,肃顺等顾命八大臣被诛,他曾撰《祺祥故事》,为肃顺被杀辨解。

同治元年(1862年),王闿运入曾国藩幕,所议多不合,不久离去,以贫就食四方,专门从事讲学。光绪五年(1879年),王闿运应四川总督丁宝桢之邀来到成都,担任尊经书院山长,既爱护学生,又要求严格,每天有日记,每月有课卷,廖平、戴光等皆出其门下。王闿运后辞退回湖南,先后主持长沙思贤讲舍,衡州船山书院。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主办南昌高等学堂,但不久即辞退回湘,在湘绮楼讲学授徒。前后得弟子数千人,有门生满天下之誉。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王闿运已是风烛残年的老人,湖南巡抚岑春萱上书表其德行,清政府授于他翰林院检讨的官职,宣统三年(1911年)又加封他为翰林院侍讲。民国三年(1914年)受袁世凯聘入国史馆任馆长,编修国史。兼任参议院参政,复辟声潮中辞归。民国五年(1916年),83岁高龄的王闿运在家乡无疾而终,自题挽联:“春秋表未成,幸有佳儿述诗礼;纵横计不就,空余高咏满江山。”逝世后,当时总统黎元洪亲作神道碑文,湖南、四川等省均致公祭之文,享誉极盛。

其为人狂狷谐谑,轶闻甚多。门生众多,在教育事业上颇有成就,较著名的弟子有杨度、夏寿田、廖平、杨锐、刘光第、齐白石、张晃、杨庄等。

折叠 编辑本段 人物年表

道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公元1833年1月19日) 生于湖南长沙

1852年 参加县试,以第一名入县学

同年组兰陵诗社,称“湘中五子”

1853年 参加礼部会试,中举人,为肃顺奉为上宾

1864年 之广州,入京游览,返家乡

1865年 迁居衡阳石门,隐居著述

1871年 入京复试,名落孙山

1876年 返长沙,著书立说,隐湘绮楼

1908年 留学归国,封翰林院检讨

民国五年九月二十四日(公元1916年10月20日) 逝世

折叠 编辑本段 个人成就

折叠 经学

王闿运[1]为学主治《春秋公羊传》,宗今文经学。他早年先从《礼》开始,详尽考察三代的制度,20余岁即作《仪礼演》13篇;,而后再探讨《公羊春秋》中的微言大义,申张东汉何休的学说。[2]他见清代乾嘉学者专习注疏,只有对经书的解释但没有纪述,仅仅重考证而忽略了论辨,阅者往往未竟十行就想睡觉的状况,深为感慨地说:“文者圣之所托,礼之所寄,史赖之以信后世,人赖之以为语言,词不修则意不达,意不达则艺文废。……今若此,文之道几乎息矣。”所以他作经籍注解,既不效宋儒的侈谈义理,也不效乾嘉学者的专尊古注,而是根据自己的体会作简要的诠释。对古书文字连自己都实在难弄懂的地方,他也就不强作解释。王闿运曾表明自己治经的目的只在“寻其宏旨”,用以“佐治道,存先典,明古训,雄文章。”为使读者有所解悟,发蒙悦心,他的著作文字汪洋纵肆,颇具庄子散文的风格。这种治学的方法,对当时的学风有一定的影响。终其一生,王闿运的经学著作有《周易说》、《尚书笺》、《尚书大传补注》、《诗经补笺》、《礼经笺》、《周官笺》、《礼记笺》、《春秋例表》、《春秋公羊传笺》、《论语训》、《尔雅集解》等10余种,200多卷。著述之众,用力之深,影响之大,在近代罕见。

折叠 史学

王闿运在史学方面颇有撰述。他在同光年间主编和定稿的地方志有《桂阳州志》、《东安县志》、《衡阳县志》、《湘潭县志》等多钟。这些方志叙述翔实,文笔优美,其中的《山水篇》尤为精彩,描绘景物的风韵不减《水经注》。后人曾评价它们“敛雄才于方纪,纳万变于小篇”,认为“史王闿运著作及手书(15张)裁之丽密”超出了同时代著名史家的著作。王闿运自认为最得意的史学著作是应曾国荃之请而写,反映湘军完整历史的《湘军志》。为写此书,他除亲身所经历及走访口碑外,还设法借阅了军机处的大量档案,并请人制作了地图,先后花了7年时间才完稿。王闿运本人与许多湘军将领关系很深,对曾国藩也颇为推崇,但在书中除褒扬湘军的功勋战绩外,对太平军前期声势的凌厉,清朝内部各派势力的矛盾,湘军初期曾屡战屡败的竭蹶之状,以及曾国荃攻破江宁后纵军掳掠,吞没财物的情况都不加掩饰,一一加以叙述。所以此书一刻印就遭到一些湘军将领的攻击,认为它是“谤书”,迫使王闿运将原版交郭嵩焘毁掉才得以免祸。以后曾国荃又请幕僚王安定另撰《湘军记》,试图抵消它的影响。《湘军记》虽然记事详尽,可补《湘军志》的缺略和偏颇,但它对曾氏兄弟一味奉承,故意回避或弥缝各方的矛盾,因而无论是真实性,还是叙事的简洁,文笔的雄健都比不上《湘军志》。为此,后代有学者称《湘军志》“文笔高朗,为我国近千年来杂史中第一声色文学”,“是非之公,推唐后良史第一。”

折叠 文学

王闿运是一代诗文大家,民初汪国垣作《光宣诗坛总录》列他为诗坛头领,冠于一代诗人之首。王闿运幼年初学诗时就严守格律,矩步绳趋,不失尺寸,他作诗强调从拟古着手,五言长诗宗魏晋,七言长诗及近体诗兼宗盛唐,但并不单纯模拟古人,而是尽法古人之美,熔铸而出之”,能自成一家风格。他的诗作:于时事有关系者多。”《独行谣》、《圆明园词》等都是反映社会现状的鸿篇巨作,曾传涌一时,堪称史诗。他的写景诗气魄宏伟,常带一股高洁傲气。如《入彭蠡望庐山作》中写道:“轻舟纵巨壑,独载神风高;孤行无四邻,然丧尘劳。晴日光皎皎,庐山不可照;扬帆载浮云,拥楫玩波涛……。”就是这种风格的典型写照,所以谭嗣同称他的诗是超越“诗人之诗”,属于“更向上一著”之类。王闿运还喜欢选诗、评诗,他的《八代诗选》流传很广。他曾分析说:“古之诗以正得失,今之诗以养性,虽仍诗名,其用异矣。故吾尝以汉后至今,诗即乐也,亦足以感人动天,而其本不同,古以教谏为本,专为人作,今以托兴为本,乃为己作。”道出了古今作诗宗旨的不同。王闿运撰文骈散兼行,既不堆砌辞藻,又不故作高深,所以能自然浑成,不落俗调,并多警策之言。他的《湘绮楼文集》中多有传世之作。

折叠 育才

王闿运长期从事教育,先后执教成都尊经书院、长沙思贤讲舍、衡阳船山书院和南昌江西大学堂,加上家中私授的弟子,学生达数千人,其中名弟子杨锐、刘光弟、廖平、宋育仁、杨度、齐白石等都卓有成就。他就任尊经书院的第一天就对学生传授学经的方法,说:“治经於《易》,必先知易字含数义,不当虚衍卦名;於《书》,必先断句读;於《诗》,必先知赠答之辞,不足以颁学官,传后世,一洗三陋,乃可言《礼》,《礼》明然后治《春秋》。”又说:“说经以说宇为贵,而非识《说文解宇》之字为贵”,“文不取裁放古则亡法,文而毕摹乎古则亡意。”当时蜀学的晦塞,少有通儒,听到王闿运的这些议论,士生才知道研诵注疏诸史文选。尊经书院日有记,月有课,暇则习礼,三年士风丕变,出现了廖乎、胡从简等影响较大的人物。所以称王闿运为近代的一位大教育家并不为过。

王闿运早年怀抱帝王之学,曾试图参与治世,大有作为,然而屡遭挫折,无法施展抱负,遂绝意仕进,归而撰著授徒,不过他“纵横志未就,空余高咏满江山”的傲岸之气未有稍减。平时嘻笑怒骂,讥弹嘲弄,无所不至,人常惮怕而避之。但他对学生真诚和易,勤于教诲,常常正襟教授,侃侃而谈,终日不倦。王闿运平生早眠早起,不吸烟喝酒,所以精力充足,造诣独多。他著书都自己亲笔抄录,其书法凝厚,无一笔苟且,也不轻有误字,直到晚年的应酬文字都不潦草,从中也可以看出他为人为学的严谨作风来。王闿运一生居长沙的时间为多,因而他对长沙文化的发扬光大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

[1]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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