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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下乡 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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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下乡"一词最早见于1956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文件中,第一次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这个概念,这也成了知青上山下乡开始的标志。

真正意义上的上山下乡始于1955年,(为了缓解城市就业压力),这年的8月9日,北京青年杨华、李秉衡等人向共青团北京市委提出到边疆区垦荒,11月份获得北京市团委的批准与鼓励,随后引起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垦荒的热潮,毛主席发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中国政府组织大量城市"知识青年"离开城市,在农村定居和劳动的群众路线运动。

基本信息

  • 中文名称

    上山下乡

  • 外文名称

    Young people go to poor areas

  • 开始时间

    1955年8月9日

  • 参与人物

    知识青年

折叠 运动背景

上山下乡上山下乡

上山下乡有两大模式:农场(包括兵团、干校)和插队。与农场模式不同:插队属于集体所有制,无需政审体检等手续,也没有严格的名额限制(赴边疆除外),顾名思义就是安插在农村生产队,和普通社员一样挣工分、分红分口粮。1968年以前的上山下乡以农场模式为主。因文革造成了中学生滞留学校,到1968年中国出现了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六届初、高中学生(即"老三届")一起毕业的奇景。这年的冬季起,插队模式就成为上山下乡的主要模式。人数规模之大、涉及到家庭之多、动员力度之强、国内外影响之深,都是空前绝后的。"插队"从此成为一个特殊意义的词汇,提到"插队"就不用提"知青",不用提"上山下乡"了。一代人到了国外也叫"洋插队",而没有、也不会有"洋农场"、"洋兵团"、"洋干校"之类。

北京市韶山中学的学生满怀豪情奔赴农村。北京市韶山中学的学生满怀豪情奔赴农村。​插队模式不同于农场模式的突出特点是没有后勤,因此就有一个非过不可的"生活关",一些尚未成年又在当地没有亲属帮助的知青所处的生存困境,给整个社会造成巨大的不良影响。结束上山下乡的理由中若干个"不满意"也主要来自1968年以后的插队模式。

插队模式带有明显的"待业"性质,可通过优先当地农民的"农转非"途径回城。兵团(农场)知青为回城提出"我们不是农工,我们是知青"的口号,也间接证实了插队模式"待业"的实质。

上山下乡并非始自文化大革命,它从20世纪50年代便被倡导,至60年代而展开,70年代末结束。对当时的知青来说,他们到农村去,是为了消灭"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体力与脑力劳动差别),带有积极的理想主义色彩,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一大批青年,便是他们的典型代表。 [1] 文革时期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中去,摒弃传统教学,过分提高实践作用的政治运动。所有适龄青年除了当兵以外,基本上都属于征召范围。

上山下乡运动,对大多数知青们的确是一个严酷的锻炼,客观上并没有解决我国农村三大差别,由于当时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历史环境下,知青各自家庭政治背景的不同 ,知青返城的政治待遇也是不同的,也存在着下乡锻炼镀金走过场和所谓的永远扎根农村干革命的现象,有些地方知识青年在农村遭受强奸迫害的事件也屡屡发生,特别是最后期返城的部分知青,多数是文革遭迫害最后得到解放平反的家属子女们,他们是最后一批被中央下发文件各省经过统计上报落实实名回城的。[11]

上千万的知青回城后,并未出现某些官员担心的城市因容纳不下这么多人而引发混乱。相反,由于这个决定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欢迎反而使得城市社会和农村社会都更加"和谐"。国家在八十年代初骤然强化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中共对知青返城的一种反应。

上山下乡上山下乡文化大革命进行两年后,中国各个领域一片大乱,政府机构瘫痪了,工厂停工了,学校停课了,领导成了敌人,人与人之间充满了对立,派别之间的分歧发展成了武斗,用上了真枪实弹。文化大革命是从学校发动起来的,学生相对单纯,在被作为发动文革的工具后,无所事事的红卫兵已经成了被利用的破坏力量。当权者必须尽快对红卫兵做出处理。文革对我国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很多工厂处于停顿状态,城市已经无法安置连续三届2000来万毕业生就业。如果让他们仍然滞留在城市,又无法继续学业,后果肯定是严重的。[11]

从当时的现实情况考虑,上山下乡在客观上应该是最好的选择。把这些学生分散到农村的"广阔天地"之中,也就消除了红卫兵的破坏力;上山下乡虽然国家要给与一些补贴,但是那也比在城市就业的成本低得多,因为大多数知青是不拿工资的。至于"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屯垦戍边",都是施加在学生身上的政治压力。试想学生真需要再教育,城市的无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不是更好的老师吗?农村本来就劳动力过剩,让农村青年去屯垦戍边,即有利于解放农村劳动力,也有利于农垦事业。上山下乡的动机就是为了解决2000万学生的就业。[11]

折叠 苏联模式

上山下乡上山下乡苏联在1954年大规模垦荒运动中,改变了过去移民开荒的办法,而以城市青年为垦荒主体,两年里一共动员了27万城市青年移民垦荒。此举既解决了粮食短缺,又解决了城市青年就业问题。 而在1955年4月,团中央代表团访苏时了解到到了苏联的城市青年移民垦荒运动,回来后就向党中央汇报了苏联的做法,认为"从城市中动员年轻力壮、有文化的青年去参加垦荒工作是有好处的,也是今后解决城市中不能升学和无职业青年就业问题的一个办法"。这个意见得到毛泽东的首肯。[2]

折叠 运动起始

折叠 序幕

上山下乡上山下乡

上山下乡运动最早可以追溯到 1955 年,以杨华为首的六十名北京青年组成了青年志愿垦荒队,远赴关东的北大荒去垦荒。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于 8 月30 日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在欢送会上把"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的队旗授予这批青年。中共政府鼓励当时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自愿到条件艰苦的农村去锻炼自己",把邢燕子等人做为典型模范在青年人中大为宣传。在黑龙江省萝北县(现今黑龙江农垦共青农场)开垦出1200亩荒地,第二年生产了13.5万公斤粮食、30万公斤蔬菜,还盖起了宿舍和食堂。[2]

随后北京第二批、第三批青年志愿垦荒队以及河北、山东的2000多名青年,也以志愿垦荒队员的身份来到黑龙江垦区。上海青年则要求去淮北开荒种粮。 在北京、上海的影响下,1955年、1956年,浙江青年去开发新疆、广州青年去开发海南、江苏和四川的青年去开发青海,从而奏响了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的序幕。1958年,美术家朱宣咸创作的作品《知识青年出工去》,就非常典型生动的记录了在那个特定时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画面。[3]

折叠 高潮

上山下乡 大丰上海知青纪念馆上山下乡 大丰上海知青纪念馆

真正有组织、大规模地把大批城镇青年送到农村去,则是在文革后期,毛泽东决定给红卫兵运动刹车的时候。毛主席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全部前往农村。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4]

折叠 回城

上山下乡中国知青主题馆高清组图上山下乡中国知青主题馆高清组图

进入70年代以后,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考试、病退、顶职、独生子女、身边无人、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名义逐步返回城市。到70年代后期,出现了大规模的的抗争,知青们通过请愿、罢工、卧轨、甚至绝食等方式的抗争强烈要求回城,其中以西双版纳的抗争最为出名。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1979年后,绝大部分知青陆续返回了城市,也有部分人在农村结婚"落户",永远地留在了农村。有人因为害怕不被政府允许返回城市,所以即使和人同居并有了孩子也不登记结婚。[5]

据统计由于各种原因滞留农村边疆的知青约有数十万人。[6]

折叠 解释

上山下乡上山下乡

毛泽东政府对这场运动的解释是:为了防止"修正主义"和让年轻人"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另一种解释是:毛泽东政府把"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作口号,很明显是把无业城镇劳动力到农村安家落户视为解决失业的办法。失业在中共的意识形态中,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社会主义社会当然没有失业问题。可当时的中国大陆的工业和农业在大跃进后完全停滞,粮食总产量逐渐不足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中国城市人口的需要,政府无法给城市青年人在安排工业和服务业领域的工作。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在他所发起的文化大革命中,已经达到了清除刘少奇为首的所谓"资产阶级当权派"的主要目的,难以控制的红卫兵逐渐成为麻烦,数量巨大的对政治高度热衷的无业青年会对政治稳定构成严重威胁。把大量城市青年遣送到农村进行农业劳动,除了经济上的考量外,主要是一种分而治之的政治策略。[6]

折叠 利益补偿

毛泽东后的中共政府避免讨论这场涉及到几千万人命运的运动,也没有对广大知青进行任何官方解释或物质赔偿。1985年,劳动人事部发文《关于解决原下乡知识青年插队期间工龄计算问题的通知》将下乡知识青年的工龄从其下乡之日算起,也算是对他们利益的补偿。[9]

折叠 历程记录

第一阶段从1968年到1969年,主要是将大部分"老三届"毕业生分配到农村、边疆。

"上山下乡"的"知青"当中,大部分朱宣咸作品《知识青年出工去》.1958年作朱宣咸作品《知识青年出工去》.1958年作是到农村"插队落户",但还有一部分虽然也是务农,过的却是"生产建设兵团"的准军事化生活,他们的状况与 "插队知青"有很大不同。"上山下乡运动"前期,全国各地组建了许多"生产建设兵团",有一大批"知青"到这些"生产建设兵团"参加"屯垦"。"生产建设兵团"虽有"屯垦"的功能,但却非正规军队,它同时兼具安排城市失业青年就业和备战的目的。[11]

1968年底,中苏关系对立,毛泽东向全国发出了"全民皆兵","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等一系列关于备战的指示。城市里开始修建防空洞,沿海地区不少军工企业纷纷西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地组建了以"知青"为主要成员的大量"生产建设兵团"。[11]

从1969年初到1970年,原有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大规模扩大建制,同时新成立了内蒙古、兰州、广州、江苏、安徽、福建、云南、浙江、山东、湖北共10个"生产建设兵团"以及西藏、江西、广西的3个农垦师,加上50年代组建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国共有12个"生产建设兵团"及3个农垦师。[11]

第二阶段从1970年到1973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锐减,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又一次发生经济"过热",出现了所谓"三突破",职工队伍的迅速膨胀,使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大部分留城,一部分在乡知识青年也通过招工回城。

第三阶段从1974年到1976年,1973年1月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提出采取经济"紧缩"政策,其中一条措施就是严格控制职工总数的增长。城市中学毕业生的出路,又开始以上山下乡为主。[7]

我国从1966年开始有了知青,1977年是最后一批下放知青。[11]

折叠 意义与影响

意义

上山下乡虽然暂时缓解了城镇的就知青分布范围知青分布范围业压力,毛泽东借此达到了解散红卫兵组织的目的,但是几千万年轻人的青春被荒废,无数家庭被强行拆散,这场运动也造成了各个层面的社会混乱。由于无数本应成为学者专家的年轻人莫名其妙地在乡间长期务农,八十年代以后出现了知识断代,学术研究后继乏人的现象。[11]

上山下乡运动令无数中国城市青年接触了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此之前从未去过农村,对农村的了解仅仅局限于课本的文字和政府的宣传。[11]

一些曾经参加上山下乡运动的人后来经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作家,如史铁生,叶辛,梁晓声,张承志,张抗抗陆星儿等,他们都曾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创作了知青文学。然而,更多的知青则永远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他们在九十年代的下岗潮中更是首当其冲,经常被工作单位裁减而失业。[11]

这场运动改写了一代人的命运。[11]

影响

至于上山下乡给知青带来的伤害,给农村带上山下乡上山下乡来的后果,给知青家长带来的怨气,在当时极"左"的政治环境里,不止发生在知青身上,而是文化大革命带给老百姓的共同灾难。 对于上山下乡,大多数人是迫于强大的政治压力,被敲锣打鼓赶到农村的。也只有文革期间,这样的事情才有可能实施。 所以对上山下乡运动的反思不能脱离文革的背景,上山下乡所造成的后果,也只是文革动乱的恶果之一。[11]

当年的知青大都已到了退休年龄。人是生活在社会里的,除了物质生活,还需要精神生活。上山下乡是当年的知青踏入社会的第一步,大家同生活、共命运,有太多的共同语言。与人生的其他阶段相比,许多人对那段生活的记忆最为深刻,因而也就更加怀念。[11]

折叠 评价

关于知青上山下乡,一直有正反两方面的评价。

正面

有人认为上山下乡运动是毛泽东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加强工农联盟基础、教育青年、消灭城乡差别的一个重大尝试。[8]

同时知青下乡对于农村的教育普及、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以及乡镇企业的建立(乡镇企业成立多是知青推动,初期其业务骨干也大多是知青担任)都起到决定性作用,大幅度改变农民面貌。[9]

运动过去几十年后,当年的知青们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主力,他们通常对自己留在农村的青春年华抱有怀旧情绪,甚至有人自称"在广阔天地里度过了少年和青年时代的这一代人们,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决不后悔。"[9]

反面

邓小平在1978年曾说:"国家花了三百个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10]

折叠 结论

1.经济方面

从农村经济发展的角度看,知青是农民的一个负担。只有在那些缺乏基础教育的地方,极少数能够从事这种工作的知青才有益于农村的发展。 但这些有限的贡献远不能抵消知青给农村社区造成的损失。而且它们为时甚短,如果像80年代初那样培训当地青年承担这些工作,从长期来看效率更高。更重要的是,在农村的基本政策漏洞百出的情况下,下放知青的努力并不能给农村的发展带来多少好处。知青离开后实行的大刀阔斧的农村改革,才为农村带来了实质性的改进。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给接收知识青年地区的农村、农民在经济上带来一定的压力,给知识青年家长造成负担,同时给一些知识青年带来不幸。在"接受再教育"的过程中,他们丧失了接受正常教育的机会,成为在文化知识方面准备不足的一代人,加重了"文革"造成的"人才断层"。由于"文革"中法制被践踏,知识青年的人身权利往往得不到保障,使得不少下乡知识青年受到迫害。

2.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

1968-1969年的大规模下乡运动的目标虽然没有明说,显然是为了结束红卫兵运动,就此而言它是成功的。但从长期来看,它的后果确实是消极的。下乡政策导致的不满、林彪事件之后出现的幻灭感,以及农村地区社会和政治控制力的相对薄弱,使知青一代滋生出文化和政治上的叛逆倾向。

至于根据革命品质而不是专业成绩选拔精英的方法,以及藉此实现一个平等社会的目标,也没有取得什么积极成果。除了在战争或革命时期,以道德作为提拔精英的社会制度难免导致伪善和因循守旧。

"文革"时期大规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发生和延续,既有经济原因,也有当时的政治原因。从经济方面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主要是为了缓解城镇青年就业危机,安置城镇中学毕业生。从政治方面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又是"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及其利用毛泽东某些思想理论的产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演变成一场政治运动,与毛泽东认为要对青年学生进行"再教育"的想法和他试图以此来缩小三大差别的思想有关。毛泽东希望知识青年要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培养和造就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在正确的路线指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同工农相结合。

折叠 相关题材作品

折叠 小说

梁晓声的中篇小说《今夜有暴风雨》和长篇小说《雪城》及据此改编的这两部同名电视剧反映了关东的知青(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战士)的生活。[11]

梁晓声的电视剧《年轮》也反映的知青的生活。[11]

《知青心中的周恩来》《知青心中的周恩来》叶辛所写的著名小说以及由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孽债》,描述的1990年代时,上海知青在西双版纳插队时所生的儿女,来到上海寻找亲生父母的故事。早期叶辛的长篇小说《蹉跎岁月》及其后据此改编的同名电视剧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11]

阿城:中篇小说《棋王》、《树王》、《孩子王》。[11]

姜戎:长篇小说《狼图腾》,以自己在内蒙古插队时的见闻写成。[11]

史铁生:短篇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11]

王小波:中篇小说《黄金时代》[11]

作家老鬼:长篇小说《血色黄昏》 电影[11]

舒淇和刘烨主演的电影《美人草》演绎了云南知青的一段爱情故事。[11]

导演张暖昕拍摄的知青电影《青春祭》,描写了一位美丽的姑娘在西双版纳的知青生活。[11]

陈冲导演的电影《天浴》描写了一位上山下乡到西藏的姑娘的悲惨命运的故事。[11]

1983年出品的由谢飞导演的电影《我们的田野》是第一部知青电影,描述了当年北大荒的知青生活。影片由周里京和林芳兵主演。[11]

折叠 电视剧

《血色浪漫》是以这次上山下乡为背景的一部电视剧,局部反映了当时的一个城市知识分子下乡的背景,可以说是近年来下乡运动描写最真实的一部电视题材的作品。本剧的主演有刘烨和孙俪。[11]

《北风那个吹》主演闫妮、夏雨、马苏,是高满堂根据自己年轻时下乡的真实感受创作,讲述七十年代知青的真实生活,以二十多载的命运跨度,以笑泪交融的独特讲述方式,闫妮在剧中扮演了憨厚朴实的大队长牛鲜花,她爱上了由夏雨饰演的知青帅子,两人由此开展了一段跨越20年的姐弟情缘。[11]

折叠 纪实

《无声的群落:大巴山老知青回忆录(1964-1965)》,邓鹏主编

邓贤著有纪实作品《中国知青梦》,描述在云南知青的抗争故事。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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