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5-03 11:2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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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寇 - 十四至十六世纪的海盗 免费编辑 修改义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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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寇是指十四至十六世纪侵扰劫掠中国和朝鲜沿海地区的海盗,除沿海劫掠以外主要从事中日走私贸易。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人亦用倭寇指称日本侵略者

基本信息

  • 中文名

    倭寇

  • 外文名

    わこう

  • 拼音

    wō kòu

  • 起源时间

    十四至十六世纪

  • 身份

    日本海盗

  • 组成

    日本侵略者

折叠 编辑本段 倭寇定义

倭寇肆虐区倭寇肆虐区以日本为基地,活跃于朝鲜半岛及中国大陆沿岸的海上入侵者。曾经被归于海盗之类,但实际上其抢掠对象并不是船只,而是陆上城市[1]

谢肇淛五杂俎·地部一》:"亦使浙直诸军士因之习於海战, 倭寇之来,可以截流而御之。"《明史·外国传三·日本》:"有捕倭寇数十人至京者,廷臣请正法。"郁达夫《游于山戚公祠》诗:"但使南疆猛将在,不教倭寇渡江涯。"老舍《四世同堂》第二部五十:"这仙境中的主人已换上了杀人不眨眼的倭寇;那仙姿逸态又有什么用呢?"陈毅《哭叶军长希夷》诗:"东进杀倭寇,举世惊风雷。"

"倭"字从人从委,委亦声。""意为"身材软缩"、"身材小一号"。"人"与"委"联合起来表示"身材矮小的人"。秦语中,寇与贼同意。"完"指"家园完整","攴"指"敲打"。"完"与"攴"联合起来表示"家园破碎"。

折叠 编辑本段 称谓由来

所谓"倭寇"一辞的由来,是从'高句丽广开土王碑'(西元414年)碑文上所记载"倭寇○○(某地名)"而来,在此"寇"当动词,即"日本侵略(某地名)"之意,而之后"倭寇"二字作为名词独立,用以称呼来自日本的侵略者。"倭寇"这一称呼大约使用于公元7世纪后期,在16世纪倭酋丰臣秀吉的倭乱、以及中国的抗日战争里。

折叠 编辑本段 产生背景

倭寇袭扰沿海在天后宫嘲笑妈祖神像1567倭寇袭扰沿海在天后宫嘲笑妈祖神像1567十四世纪初叶,日本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封建诸侯割据,互相攻战,争权夺利。在战争中失败了的一些南朝封建主,就组织武士、商人和浪人到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武装走私和抢劫烧杀的海盗活动,历史上称之为"倭寇"。

朱元璋建立明朝的时候,日本正处于封建割据的南北朝时代。早在元顺帝至元二年(1336年),打进京都的足利尊氏废黜了后醍醐天皇,另立天皇,自任征夷大将军,设幕府于京都。后醍醐天皇南逃吉野,建立朝廷,史称南朝,在京都的朝廷被称为北朝。后醍醐天皇为了恢复王权,推翻幕府,派他的儿子在九州设征西府。除了南、北两个朝廷外,还有许多割据势力--守护大名。他们掠夺财富,除互相争战之外,还常常支持和勾结海盗商人骚扰和掳掠中国沿海地区,形成了元末明初的倭患。 朱元璋即位后,连续派使者到日本,以恢复两国关系,更重要的是为了消弥倭患。但由于日本处于分裂对抗状态,几次派使都毫无结果,倭寇侵扰日渐繁复。北起山东,南到福建,到处受到劫掠。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北朝统一日本。南朝的武士、失意政客和浪人失去了依托,于是流落海上,盘踞海岛,形成了一股不小的力量,不时侵扰中国沿海,造成洪武末年日渐炽盛的倭患。[2]

统一日本的足利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也想肃清南朝的残余势力,打击海上盗贼,同时也想发展与明朝的贸易,获取丰厚的利益。于是,两国恢复了关系。明成祖时,双方建立了勘合贸易关系,明朝给予足利幕府贸易凭证,即勘合,日本方面凭勘合来中国进贡,进行贸易。明朝发展与日本的关系,主要是为了消除倭寇对中国沿海地区的侵扰,足利幕府也积极剿捕倭寇。在足利义满死后,其子足利义持改变政策,双方勘合贸易中断,日本也不再剿捕倭寇,足利义满时期稍有收敛的倭寇劫掠又在中国沿海一带蔓延开来。

其后,在足利义教时期,中日勘合贸易又得以恢复。成化三年,即日本应仁元年(1467年),日本进入了战国时代,足利幕府衰弱,勘合贸易制度遭到破坏,一些守护大名为了争得与明朝贸易的权力,抢夺勘合,没有贸易勘合的大名便进行海盗活动,明嘉靖中叶以后,中日勘合贸易完全断绝,倭寇侵扰日益严重。[2]

明初,由于国力强盛,重视海军、海运建设,因此倭寇未能酿成大患。正统以后,下西洋停止随着明朝政治腐败,海军松弛,倭寇气焰便日益嚣张。正统四年(1439年),倭寇侵扰浙江 台州的桃渚村,杀人放火,掘坟挖墓,甚至把婴儿束在竿上,用开水浇,看着婴心啼哭,拍手笑乐。倭寇的罪行,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痛苦和灾难。

至嘉靖时期,随着东南沿海一带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对外贸易相当发达。沿海一带私人经营的海上贸易也十分活跃。一些海商大贾、浙闽大姓为了牟取暴利,不顾朝廷的海禁命令,和"番舶夷商"相互贩卖货物,他们成群分党,形成海上武装走私集团,有的甚至亡命海外,勾结日本各岛的倭寇,于沿海劫掠。这些海盗商人如王直、徐海等,与倭寇勾结,使得倭患愈演愈烈。同时一些明朝官僚也与这些寇盗建立了联系。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明朝派朱纨巡抚浙江,兼提督福建军务,朱纨到任后,封锁海面,击杀了通倭的李光头等96人。朱纨的海禁触犯了通倭的官僚、豪富的利益,他们指使在朝的官僚攻击朱纨擅杀,结果朱纨被迫自杀。从此,罢巡视大臣不设,朝中朝外,不敢再提海禁之事。倭寇更加猖獗起来。[2]

折叠 编辑本段 历史演变

古代倭寇主要分为元朝、明初----明朝中后期的前后两期。前期(元初至明初)倭寇以日本的本国人为主,目的是为了报复征日的蒙朝联军的侵略和女真海盗的掳掠,主要是以日本军队的军事报复为主;中后期(正德至万历)的倭寇基本上是中日混编队,原因为明朝的闭关锁国(海禁)政策和日本国内分裂动荡。主要以中国沿海居民(海盗)和日本浪人为主,在巨大的经济利益和丰硕的物质回报促使中日两国的冒险家铤而走险。

折叠 明朝之前

蒙古入主中原后,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至元十八年两次征讨日本,虽然因种种原因最终失败,但日本政府也因为恐惧元军的再度进攻,加强海军,日本在元朝时期不敢和中国来往。朝鲜史取对马岛壹岐岛平户岛三地之名,称为"三岛倭寇"。清朝的徐继畭所著"瀛环志略",以及朝鲜的安鼎福所著"东史纲目",均指出倭寇的起因在于朝鲜人(高丽人)配合蒙古侵日行为所引发的报复。

后来日本进入南北朝的动乱状态,倭寇的活动也由于政府管制力减弱而加剧。由于前期倭寇对于日本与明朝、高丽贸易造成破坏,初成立的明朝政府对日本南朝发出讨伐倭寇的要求,随后敕封讨寇有功的南朝将军"日本国王"的称号。之后北朝室町幕府在南北朝合一后,由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满再度进行讨伐,随后受封为新的"日本国王"。李氏朝鲜的开国君主李成桂因为讨伐倭寇有功得到很大的声望和势力,后来进行政变取代高丽王朝建立朝鲜王朝。之后随著明朝与日本间勘合贸易的盛行,以及对马岛与朝鲜之间的贸易开放,前期倭寇也逐渐式微。

前期的倭寇,是以日本人为主体,故被称为"真倭"(以平户藩松浦家为核心)。

折叠 明朝时期

明代倭寇的活动,以嘉靖朝为界可大体分为两个时期。前期是从元末、明初到正德年间。元末,日本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其内战中的败将残兵、海盗商人及破产农民流入海中,乘明初用兵之机,屡寇滨海州县。洪武时,海军整饬,尚未酿成大患。经永乐十七年(1419)六月的望海埚之战,明辽东总兵刘江率师全歼数千来犯之倭后,倭寇稍稍敛迹。

正统以后,因明代海军逐渐空虚,倭寇侵扰时能得手,致倭患又起。这一时期的倭寇成员多为日本本土之人,除赤裸裸侵扰外,还利用中日间存在的"勘合贸易"载运方物和武器。路遇官兵,则矫称入贡;乘其无备,则肆行杀掠。总的说来,嘉靖以前,倭寇侵扰只限于个别地区,时间亦短,尚未成为明朝东南地区的严重祸患。

  • 明朝前期

1380年的倭寇1380年的倭寇张士诚南方的残余势力以及沿海走私商与日本海贼合作,以日本一些岛屿为基地,在中国和朝鲜沿海进行侵扰,由于这些南方人身穿日本人服装,使用日本人的武器和作战方法,所以也用"倭寇"这名词来称呼由日本人与南方中国人所组成的海盗集团。

明成祖晚年,由于陆上北方威胁未除,南方郑和下西洋以后,激增的海陆来往也带来了渐盛的倭寇侵扰,遂实行海禁政策,只开放勘合贸易(官方贸易),但后来到了嘉靖二年(西元1523年)爆发了宁波之乱,加上稍早时,葡萄牙人入侵发生了屯门海战西草湾之战,此后沿海治安多次陷入危机,明朝遂宣布中断一切贸易,期望以围堵的政策来减轻倭寇的威胁,但也断绝许多自唐朝以来整个贸易产业链相关从业人员(鱼业、手工业、造船业、贸易)的生计,致使贸易地下化,商业纠纷无从解决,遂转成武力报复,倭寇之乱不减反增,造成了嘉靖倭乱。

后来的发展上,明人王直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王直曾上书朝廷请求开海禁,被拒绝后,把基地设在日本的平户藩,以反对明朝海禁政策的南方中国人为基础,与日本人、佛朗机人合作进行走私,在后期倭寇中,很为知名。胡宗宪与戚继光曾参与讨伐倭寇的军事行动

  • 明朝后期

倭寇的盔甲倭寇的盔甲

嘉靖以后,是倭寇活动加剧的时期。其原因有四:

①战争造成日本各阶层人士的大量破产和失业,遂多流为寇盗;

②由于日本商业的发展,大小藩侯的奢侈欲望愈益增长,对中国大陆各种物资和货币的需求更加强烈;

③日本室町幕府已名存实亡,无力控制全国政局,诸侯各自为政,尤其是南方封建主,将掠夺中国大陆视为利薮;

④这一时期有大量的中国商人、破产农民和失意知识分子等,由于各种原因留居日本。其中有资本者纠倭贸易,无财力者则"联夷肆劫",成为嘉靖隆庆年间倭寇的重要组成部分,构成这一时期倭寇的一个显著特点。如侨居日本的倭寇首领汪直、徐海、毛烈、陈东、叶明(叶麻)、邓文俊、林碧川、沈南山等,即为此类人物。他们伙同倭寇,在日本封建主支持下,袭用倭人服饰旗号,乘坐题有八幡大菩萨旗帜之八幡船,侵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掠夺大量财物。但此时明世宗朱厚熜迷信道教,不问政事。严嵩专权,贪贿公行,致吏治腐败,文恬武嬉,沿海士兵大量逃亡,战船锐减,海军设施久遭破坏,为倭寇活动猖獗提供了可乘之机。

嘉靖二年(1523)六月,日本封建主大内氏使臣宗设、谦导与细川氏使臣瑞佐、宋素卿,因争夺对明贸易,在中国土地上相互厮杀。宗设格杀瑞佐,又以追逐宋素卿为名,大掠宁波、绍兴一带。杀掳明朝指挥刘锦、袁琎等,夺船出海而去,此即震动朝野的"争贡之役"。此后,明朝政府要求日方惩办宗设及倡首数人,放回被掳中国官民,缴还旧有勘合,遵守两国所订之约,如此方许换给新勘合,继续贸易。日方没有答复这些要求,致使双方贸易实际中断。由是倭寇走私贸易猖獗,并伺机多方掳掠。二十一年,倭寇由瑞安入寇台州,攻杭州,侵掠浙江沿海。二十三年,许栋、汪直等导引倭寇,聚于宁波境内,潜与豪民为市,肆行劫掠。倭寇在山东、南直隶、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大肆烧杀掳劫,江浙一带民众被杀者达数十万人,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威胁东南沿海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激起中国朝野上下各阶级、各阶层人民的愤怒反抗。福建巡抚在谭纶、戚继光、总兵俞大猷等领导下,东南沿海军民浴血奋战,抗击倭寇。三十二年,俞大猷率精兵夜袭普陀山倭寇老营,重创倭寇,又在王江泾歼灭倭寇两千人。四十年,戚继光率戚家军等在台州九战九捷,痛歼入寇台州之敌。此后,戚、俞联合,基本肃清福建、浙江倭寇。四十四年,戚继光与俞大猷二军配合,击灭盘踞在广东、南澳的倭寇。至此,东南沿海的倭寇最后荡平。

折叠 明朝末期

15世纪半至16世纪,其活动舞台为中国沿岸、东南亚方面,成员以中国人及朝鲜人为主,被称为"假倭"。此时期倭寇发生的主要原因是明代中国的生产力增加,但却施行海禁政策。史书所见的最后倭寇,在1624年7月侵犯福建沿海。

"推其祸始,乃由闽、浙沿海奸民与倭为市;而闽浙大姓没其利,阴为主持,牵连以成俗。当时抚臣朱纨欲绝祸本,严海禁;大家不利,连为蜚语中之,而纨惊死矣。纨死而海禁益弛,于是宋素卿、王直、陈东、徐海、曾一本、许恩之流争挟倭为难。自淮扬以南至广海万余里,无地不被其残灭,而闽祸始惨矣"。

由于丰臣秀吉发布八幡船禁止令(海盗行为禁止)的影响,倭寇的活动开始减少,东亚的海上贸易也因此平静不少;而类似支持反清复明运动郑芝龙与郑成功之类的武装海商集团也是存在的,但是不称其为倭寇。

  • "假倭"产生的历史背景

登州设防海港(现为蓬莱),1560年登州设防海港(现为蓬莱),1560年明朝初年,因为明初的朝贡贸易厚往薄来,造成许多日本人冒充朝贡使者到明朝这里来骗钱。很多到中国来冒充朝贡使者的日本人没有日本政府的管辖,朝贡完了以后他们滞留在中国沿海抢劫。这是明初的倭寇。为防止倭寇朱元璋就颁布了海禁政策。洪武三十年所颁的《大明律》对海外经商限制得很严格,它规定凡私自携带铁货、铜钱、缎匹、丝绵等违禁物下海,及与外番交易者一律处斩,而且禁止私人制造具有二桅以上的出海大船。而对于勾结外族的"谋反大逆"更是异常严厉:凡"谋反大逆",一律首从皆凌迟处死,本宗亲族祖父、父、子、孙、伯叔、兄弟、侄、堂兄,同居的异姓亲族外祖父、岳父、女婿、家中奴仆,凡年满十六岁以上皆斩。

为了不被诛九族,海盗及走私者必须千方百计掩饰自己的出身。有明一代,造反起义者往往以绰号来掩饰真实姓名,像广为人知的崇祯时期农民起义,起义领袖都用绰号:紫八大王、不沾泥、扫地王等等,包括著名的"闯王"。在东南沿海,中国人就直接可以假扮日本人来掩饰身份。而对于地方官来说,自己辖区的人起来造反大大拖累政绩,因此也乐于统统以"倭情"上报。嘉靖年间持续到隆庆、万历年间的四十年,是明朝倭寇为害最烈的时期,史学界称"嘉靖大倭寇"。在这一阶段里,从贼中"迫于贪酷,困于饥寒"的中国沿海平民才真正是倭寇的主体,而饥寒贫困的之一在于明朝"片板不许下海"的海禁政策。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中国东南滨海地区人口增加迅速,而土地没增加,人地矛盾突出。从宋朝以来,当地居民一直将出海贸易视为衣食之源,海商、水手、造船、修理、搬运加上种种服务,可以说大海养活了起码百万计的沿海居民。在福建,有句话叫做:"海者,闽人之田。"明朝海禁令无情地把当地居民的"田"给剥夺了,饭碗跟着也砸了。在广东潮州、福建泉州、漳州地区一向是通商出海的发舶口,"潮漳以番舶为利",不许贸易等于断了他们的生计。对茫然失所的沿海居民来说,眼前摆着两条路:要么忍饥挨饿,要么铤而走险进行海上走私。

因为在本乡本土,所以倭寇在东南沿海地区拥有令人难以相信的支持。作战时,屡屡发生看似荒唐的一幕:倭寇天时地利无所不占,如鱼得水。而代表正义之师的官军,反而不受欢迎,举步维艰。不少沿海平民百姓甚至直接支援倭寇,参加过抗倭战争的明人万表记录道:"杭州城歇客的店家,明知是海贼,但贪图其厚利,任其堆货,且为打点护送。铜钱用以铸火铣,用铅制子弹,用硝造火药,用铁制刀枪……大船护送,关津不查不问,明送资贼。""近地人民或送鲜货,或馈酒米,或献子女,络绎不绝;边卫之官,有献红被玉带者……(与)五峰(即王直)素有交情,相逢则拜伏叩头,甘心为其臣仆,为其送货,一呼即往,自以为荣,矜上挟下,顺逆不分,良恶莫辨。"

所以也难怪谢杰发出这样的惊呼:"海滨人人皆贼,有诛之不可胜诛者,是则闽浙及广之所同也。"曾任南京刑部尚书的王世贞则对潮州、漳州、惠州地区的"民寇一家"断言为:"自节帅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3]

折叠 编辑本段 假倭寇

明朝初年,移居南洋一带的华侨迅速增加,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张士诚、方国珍的残余势力流落到南洋一带,二是因为海禁严厉,私自出海的商民留居南洋不归张士诚、方国珍原来都是盐商,以在海上贩盐为业。元末农民大起义中,他们各自雄据一方,部从都达数十万众。他们的根据地在江浙沿海一带,其部下也多是沿海人民,熟悉海上形势。当张、方集团被朱元璋陆续攻灭后,其部下多逃亡海上,继续与朱明王朝为敌。这种反明活动一再失败,其余部就散居南洋各地,成为华侨。他们有的到了日本,大多数是"借交趾、占城、阔婆、暹罗为逋薮明成祖即位后,闻知逃居东南海上的中国人很多,便特地发了一道诏令中国人逃匿在彼者,成赦前过,俾复本业但收效甚微。明初厉行海禁,严禁私人出海贸易。这是对宋元以来海外贸易持续发展的反动,遭到沿海人民的强烈反对。沿海人民以海为生,或渔或商,久成习惯。实行海禁,无疑等于断绝了他们的生路。他们"不肯束手困穷,于是所在联结为寇,溃裂以出"为了逃避明王朝的惩罚,他们便滞留海外不归,从而成为华侨。这正如顾炎武所说:"永乐间......以小民衣食所赖,逐稍宽禁。"

明朝时,福建有不少武装走私集团,或者是海盗。当中央政府进行镇压,他们在沿海待不住,就逃到台湾。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与颜思齐这两个海盗就跑到台湾,在北港建立基地。管辖的居民中有渔民,也有大陆迁过去的其他汉人,大概有几万人。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有过"片板不许下海"的规定,但实际上,特别是当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到达东南亚时,走私贸易就相当兴盛,特别具有冒险精神的福建人就与他们贸易。福建地方政府眼开眼闭,因为商人每年交的钱可以补贴福建的财政开支,也可给地方官员发"奖金"。所以非但不管,还支持他们。如果朝廷下令清查,他们会通风报信,或者出动军队驱赶,海盗就会逃到外面去。

顺便讲一下,明朝有倭寇,以前都称倭寇为日本人对中国的侵略。其实,"倭寇"主要是福建以及沿海的走私商人或海盗,他们雇佣一些日本人打仗,地方官打不过他们,就报告朝廷,我们不是打不过,因为都是日本人,很厉害,所以就称为倭寇。倭寇主体是中国人,首领是王直(一作汪直),是徽商。所以主要是中国商人、武装走私集团自己在骚扰,借了日本人的名义,不是日本侵略中国。他们当时与日本人的来往很密切,比如郑成功的母亲 郑芝龙太太就是日本人,郑成功是中日混血儿。现在日本还有她的碑和墓。这些事实以前历史书上讲得实在太简单,长期造成误导。[4]

明朝随郑和下"西洋"的巩珍,圆国刚'写了《西洋番国志》一书,曾介绍他在印尼见闻:爪哇国的"杜板、番名赌班(Tu ban,在爪哇东部,华侨称为厨闽)。此地约千余家,中国广东及漳州人多逃居于此……杜板向东行半日许至新村,番名革儿者(Geresik Grisse,在爪哇东部,华侨称为锦石)。此地原为枯滩,因中国人逃来,遂名新村……约千余家……。新村向南行日许到苏鲁马益港口,水淡沙浅,大舡难进,乘小舡行二十余里到苏鲁马益……华侨称为泅水,有村主,管番入千余家,亦有中国人。"他到巨港时,也发现"国多广。东、福建漳、泉人。"同郑和、巩珍等一齐下"西洋"的费信在《星槎胜览》中,也记载许多华侨在马来亚、马六甲的情况: "满刺加国……男女椎髻、身肤黑漆、问有白者、唐人种也。"《闽都记))记载明朝时福州华侨在马六甲的情况: "明永乐时,福州商人……住麻喇国多年,聚番好生子"。《明史》上有关福建人到国外去的i己载也很多,如"吕宋(属菲律宾)居南海巾,去漳州甚近……先是,闽人以其地近且饶富,商贩者至数万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长子孙。"。婆罗,又名文莱……郑和使婆罗,有闽人从之,因留腾其地。"可见在明代,华侨在印尼、星马和菲律宾一带已形成村庄聚居,繁衍生息。"永乐在南洋设立旧港宣慰司、

正统九年( 1444 年) 王骥上奏: "近边牟利之徒,私载军器诸物,潜入木邦、缅甸、车里、八百诸处,结交土官人等,以易有无。至有教之治兵器、近女色、留家不归者。漏我边情,莫此为甚。以 故 边 患 数 生,致数年干戈不息,军 民 困弊。" 因边境贸易而生的制造武器之物以及制造武器技术的贩卖进一步加剧了隐患。这种结果最终导致了明朝中南半岛的土地三宣六慰全被缅甸宣慰司所吞,"云南自此虚耗矣"。万历年间,云南巡抚陈用宾下令"汉夷互市,则关外有市场,防弁及巡 司主之。其犯铜铁输出之禁者,必诛无赦。"三宣六慰各土司多蓄有汉人为幕僚,以应付朝廷之计,其中不乏像岳风这样的"叛国"之徒。据《明史》载,风父祖江西抚州人,商于陇川,因投宣抚多士宁为记室,得多士宁信任,后鸠杀士宁,夺印投缅,受缅伪命。另有广西人陈安者,初为郡吏,亡命入缅,应履信任之,署为丞相,教以侵掠疆土之计。这类人未见姓名者尚多,大都留居缅境不返。

嘉靖二十七年(1584年)朱纨派卢镗攻破双屿港,许栋逃去,其部众被杀很多,有些人则逃到了其他海岛。后来,王直成了东南海上最大的海商头目。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三月,王直派徐海"拥众十余万寇松江、嘉兴诸郡这是武装海商集团对明王朝海禁政策的公然反抗。明王朝不惜血本,从全国抽调兵力进行镇压,终于将这些海商集团镇压了下去。在这个过程中,有大批的沿海人民因私自出海不敢回乡,或因被明军击溃而流寓到南洋诸岛。另一方面,自正德以后,西方殖民者陆续来到南洋一带和中国沿海。葡萄牙人最先来到东方。西方殖民者迫切希望得到中国丝绸、瓷器等物品,这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海商冒险私出。其中有些人长期不归,成为华侨。同时,殖民者为了经营夺取的殖民地,需要大量熟练的劳动力,便在中国沿海掠卖人口。明中期以后,沿海群众不断有人无缘无故地失踪,就是因为殖民者"拐掠城市之男妇人口"的结果。这与西方殖民者在非洲掠卖动力,便在中国沿海掠卖人口。明中期以后,沿海群众不断有人无缘无故地失踪,就是因为殖民者"拐掠城市之男妇人口"的结果。这与西方殖民者在非洲掠卖黑奴具有同样的性质,只是规模较小。因此,在这期间流寓南洋一带的华侨迅速增加。例如在淳泥华人多流寓其地。嘉靖末,闽、粤海寇遗孽逋逃至此,

据何乔远《名山藏》云:"南海人梁道明者,弃乡里往居之。闽、广民从商者以千数,推道明为酋长,施进卿副之……广东人陈祖义者,故有罪,亡人某国,久之,亦有众"④。梁道明为海商,往南洋经商,"以千数"的从商者尊他为首领;海盗陈祖义,跟随他的人不少,因而"亦有众",也是流寓华人的头领。

"国人多是广东、漳、泉州人逃居此地,人甚富饶,地土甚肥。……昔洪武年间,广东人陈祖义等,全家逃于此处,充为头目,甚是豪模,凡有经过客人船艘辄便劫夺财物。"

粤洋东莞海盗何亚八、郑宗兴伙同徽州商人王直、徐惟学及叶宗满等兴贩津泥。继后,闽、粤海盗多"逋逃"爪哇、旧港、{孛泥(大泥)、阁婆、交眦、占城、逞罗、柬埔寨和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其中流寓津泥者人数最为众多。

《明史·外国传·渤泥篇》云:"渤泥后名大泥,华人多流寓其地。嘉靖末,闽、粤海寇遗孽逋逃至此(即指林道乾等),积二千余人。"

《东西洋考》云:""吉兰丹,即渤泥之马头也,风俗同滓泥。嘉靖末,海寇余众,遁归于此,生聚至二千余人②。

所谓"嘉靖末,闽、粤海寇遗孽"系指广东海盗张琏与林道乾的部众(多为闽、粤人)。嘉靖末年,张琏海滨起义失败,航海遁走南洋旧港。据《明史·三佛齐传》云:张琏作乱,官军已报克获。万历五年,商人诣旧港者,见琏列肆为蕃舶长,漳、泉人多附之,犹中国市舶官云@。

"嘉靖末,广东大盗张琏作乱,官军已极克复。万历五年商人诣旧港(今印尼巨港)者,见琏列肆为蕃舶长,漳、泉人多附之。

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林道乾率领船队到台湾北港,为俞大猷官兵追剿,即率船队扬帆往南洋,航行途中抵达大昆仑岛。这个海岛属康道耳群岛,是中国与南洋往来必经之地,但处于危险海域,航海者"上怕七洲,下怕昆仑"的警语五。据史书记载,林道乾当年航海到达昆仑岛时,曾经打算以它作为"海外扶余"。此事,清人郁永河在《海上纪略》中有详细记叙:

林道乾,明季海寇,哨聚在郑芝龙、刘香老前。图据闽、粤不遂,又遍历琉球、吕宋、暹罗、东京、交f9-诸国,无隙可乘。因过大昆仑,见其风景特异,欲留居之。其山最高且广,四面平壤沃土,五谷俱备,不种自生,中国草木无不有,百卉烂烂,四时皆春,但若空山无人。道乾率舟登山结茅,自谓海外扶余,足以据土立国。奈龙出无时,风雨倏至,屋宇人民多为摄去;海舟又倾荡不可泊,意其下必蛟龙窟宅,不可居,始弃去...…台湾有老人,经随道乾至大昆仑者,尚得详言之。

这则史料是跟随林道乾至大昆仑的老人提供的,所说之事当确实可靠。海盗视海岛为家,林道乾欲在大昆仑"据土立国",是自然而然之举,由于此岛常遭飓风袭击,造成人、船损失,故弃岛而去。此位老人所讲林道乾上大昆仑山的故事,引起郑成功的重视与兴趣,因而萌生"有卜居大昆仑之志"。他"咨访水程、风景甚悉。会病亡,不果行"①。

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初,林道乾率众航海到柬埔寨。他到达柬埔寨时喜逢同乡杨四,两人即结"刎颈交"。杨四小时随父到柬埔寨,父身故,当地一长老收养为子,长立为把水使。林道乾在杨四的帮助下晋谒寨主,受礼遇,命属把水使翁十、苏老和林十六等所部。过后,林道乾在柬埔寨人民及杨四等人的协助与掩护下,挫败了明王朝官兵与安南国都统莫茂洽的搜捕行动。在暹罗,林道乾颇受礼待,国王与之"歃血为盟誓",不准"汉使"入境追捕。

林凤[19岁参加海上绿林泰老翁队伍,后继其业,以澎湖为基地,开拓海上贸易,最盛时辖舰300余艘,人员4万以上。隆庆元年(1567年)率部攻占惠来县的神泉港。万历元年(1573年)屯南澳岛的钱澳,十二月进攻澄海,大败官兵。二年二月攻打潮州、惠来,四月攻入清澜(今海南省文昌县),六月在广东兵败,退至福建沿海,十月遭福建总兵胡守仁官军袭击,转移到魍洪(台湾)的鸡笼(基隆)驻扎。十一月先后进攻潮阳踏头埠(今汕头市的达濠区)、饶平县柘林、惠来县靖海、陆丰县碣石等广东沿海港埠。明朝被迫集中水陆主力围剿林凤。林凤以南澳岛为根据地,相持不下,后曾修书议和求抚,广东总兵殷正茂不予接纳。为避官兵进剿,林凤率战舰62艘,5500余人,扬帆向吕宋进发。当月二十九日抵达马尼拉湾的马里斯。首次进攻马尼拉获胜,击毙西班牙驻菲律宾总指挥戈尹特(Maytln Goiti)。后在邦阿西楠省(Panggsinan,Prov.of)的林加延湾(Lingayen G.)建立都城,自称国王,与当地居民关系融洽。三年三月,西班牙派兵进攻林凤,明朝政府乘机联合围攻。林凤苦战4个月,因粮械不继,于八月四日,一夜之间,率40余艘战舰巧妙突围,直抵台湾,后返潮州,出没于柘林、靖海和碣石之间,船舰又增至150余艘,势力复振。后林凤离开潮州,不知所终。

简单来说,嘉靖大倭寇曾严重威胁到明朝经济核心区江南苏、松一带的安全,"影响十分恶劣",所以明廷相当重视此事,十几年来一直坚持出兵,终于将其扑灭。之所以破坏力巨大,又因为此时的倭寇能够同时掌握处于中、日两国的资源,包括中国成员熟悉沿海水文地理、部分中国居民的支持、日本大名的默许、五岛列岛作为巢穴、日本武士作为精英战力等等。[6] 至明中叶"雨啸风嗥,几无宁岁",有江寇、虔寇、广寇、漳寇、海寇、峒寇、畲寇、盐寇,此起彼伏。《筹海图编》在"叙寇源"部分,即追踪倭寇来源时说:"今之海寇,动辄数万,皆托言倭奴,而其实出于日本者不下数千,其余皆中国之赤之无赖,孑人而附之耳。大略福建漳郡居其大半,而宁绍往往亦有之,夫岂尽倭也。"史籍《嘉靖东南平倭通录》载:"盖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居十七也。"又如《吾学编》载:"大抵贼中皆华人,倭奴其十之一二。"

参与剿倭的将领王忬,也向皇帝报告:据他调查,"倭寇"头领约有百余人,其中"雄狡著名"者,都是本国之人,如"徽州王五峰(王直)、徐碧溪、徐明山,宁波毛海峰、徐元亮,漳州沈南山、李华山,泉州洪朝坚"等。②另一剿倭名将胡宗宪,根据实际调查,编写了一本《筹海图编》,其中列出十四股势力最大的"倭寇",其头目同样全部是中国人。③也就是说,在所谓的"倭寇"内部,中国人不但在人数上占了绝对优势,也同时牢牢把握着领导权。

事实上,"倭寇"这种称呼,在嘉靖年间已经产生了不小的争议。身处抗倭第一线的基层将领万表,就对从地方到中央都在"混言倭寇"的做法非常不满,万表说:海贼大头目王直、徐碧溪的亲属子侄,都住在杭州等地,逍遥法外;王直等贼寇四处荼毒生灵,地方官却每每上报说是"倭寇"进犯,真是自欺欺人。④浙江慈溪知县薛应旗也说:称呼海贼为"倭寇",是中了海贼之计。海贼中虽有倭人,但"主谋响导"者仍是"中国之贼",这些人假冒倭寇,藏匿身份,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亲戚族人不受牵连。⑤万表感慨:杭州的店家,明知对方是海贼,仍然"任其堆货,且为打点护送";地方百姓,对待贼寇,也"或送鲜货,或馈酒米,或献子女,络绎不绝";时人记载,漳州一带的假"倭寇"回乡,"皆云做客回,邻居皆来相贺"。⑥南京刑部尚书王世贞的说法最夸张:"自节帅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除了督抚将帅,所有人都是贼寇。[5]

明朝官员多把放开海禁作为解决倭寇的问题的办法,这当然有一定道理,却不能说倭寇本身就是为了谋求开放海禁;实际上厉行海禁的朱纨在1549年被免职后,就没人在总体上厉行过海禁;且1550年明廷就应浙江巡按董咸之请放松了海禁。抗倭期间明军表现出的狼狈,说明他们本不可能实行真正的严禁。即是1567年隆庆开海后,也禁止华人直接出海去日本。在开海后,倭寇并没有马上消失,在广东等地零星活动,但势头越来越弱。当时南海海盗头目曾一本也和倭寇有合作,但并不紧密。中国海域上的海盗,此后多转以台湾、南洋等地为巢穴。且由于日本的丰臣、德川政权相继控制了九州,也严禁当地武士出海为寇。故倭寇此后就基本消失了。

倭寇现象当然和海禁有关,但与其说是不开禁导致倭寇,倒不如说是在长期的明禁实松的贸易政策下,明朝政府既不愿意也无能力,去规范海上秩序,形成了沿海豪族、商人和日本武士相互勾结成海商集团,而不同集团为了垄断利益又发展武装、互相火并的局面。这些人既然已经拥有了武力,而明朝海防又脆弱不堪,那么劫掠沿海地区就是顺手而为的事情了。把倭寇和海禁进行单线的联系,是一种近乎天真的历史解释。说到底,没有巩固的海防作为前提,无论开禁还是严禁,都不可能是有效的治倭政策。先剿倭寇,再开海禁,虽然很难说是明廷有完善计划的行动,但不失为稳健的策略。[6]

假倭寇南上坑害中国沿海,南下掠夺商船据岛为国王,这种短期内看似威风但长期看却损害了华人利益。沿海海盗对母国沿海农民内卷化的内斗导致海外华人被伤害时没有母国支持。看似在当地被殖民者许予高官后禄到最后变成了高级韭菜害华族损失惨重。西方殖民主义者在南洋群岛奴役当地土著居民的同时,也迫害华侨。《明史》载明万历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西班牙殖民者在菲律宾大肆屠杀华侨,先后死者二万五千人。" 《泉州府志》对此惨案也有记载: "(万历)三十一年……是年泉商贩吕宋者数万人,尽为所杀。"

折叠 编辑本段 活动地区

倭寇的根据地包括冲绳和台湾、壹岐、平户岛五岛列岛,以及中国、朝鲜半岛与的沿海岛屿、种子岛、海南岛。[7]

在倭寇最强盛之时,他们的活动范围曾远至东亚各地、甚至是内陆地区。倭寇的组成并非仅限于日本海盗,只是由于这批海盗最初都来自日本(当时称为倭国),所以被统称为"倭寇"。及至后期,由于日本国内政治形势转变,加上官府的管制,日本人出海抢掠船只的事件已经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来自中国和朝鲜的海商与海盗,他们依从着过去倭寇抢掠的方式继续为祸于东海,也被归于倭寇之列。

折叠 编辑本段 知名人物

松浦隆信(道可):松浦家族的武士集团开始对朝鲜半岛沿海进行掠夺。因他们来自平户藩掌控的三个岛(对马岛壹岐岛平户岛),所以被朝鲜称为"三岛倭寇"。后来,松浦家对朝鲜与中国沿海的侵扰逐渐演变为纯粹经济性的掠夺,对实施海禁的明朝中国沿海边防造成了颇大的威胁。

折叠 编辑本段 抗倭名将

折叠 戚继光

戚继光(嘉靖七年1528年-万历十五年1587年),安徽定远人,现山东半岛一带。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明朝杰出的军事家、民族英雄。其祖为明朝开国将领戚祥,曾任朱元璋亲兵,洪武十四年(1587)最终病逝,授世袭明威将军。

嘉靖四十年(1561年),倭寇几千人袭击浙江台州、桃渚、圻头等地,戚继光率部队在人民群众的配合支持下,先后九战九捷,歼灭大量倭寇,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卢镗、牛天锡也在宁波、温州大败倭寇。浙东的倭寇被全部扫除。第二年,倭寇大举进犯福建,从温州来的倭寇与福宁、连江的倭寇一起攻陷寿宁、政和、宁德,自广东南澳来的倭寇与福清、长乐等地的倭寇攻陷玄钟所,并延及龙延、松溪、大田、古田、莆田。倭寇在距宁德5公里的横屿,凭险固守,官军与倭寇相持一年多。新来的倭寇又在牛田,兴化筑营固守,互为声援,使福建频频告急。戚继光又率军进入福建剿寇。戚继光攻下横屿,斩首2600。又乘胜攻下牛田,捣毁倭寇巢穴。倭寇逃向兴化,戚继光乘胜追击,连夜作战,连克60营,斩首无数。戚家军进入兴化城,受到了人民的热烈欢迎。戚继光回师福清,又歼灭登陆的倭寇200人。同时明朝将领刘灦也屡败倭寇,盘踞在福建境内的倭寇几乎被全部消灭。 戚继光返回浙江后,倭寇又大肆劫掠福建沿海。嘉靖四十一年底攻陷兴化府城,在城中烧杀奸淫掠夺,无恶不作,盘踞两个多月才弃空城退出,经岐头攻陷平海卫(今莆田县平海),以此为巢,四出骚扰。福建再次面临倭患的威胁。明朝调新任福建总兵俞大猷和先期援闽的广东总兵刘显与戚继光一道抗击闽倭。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四月,戚家军再次进入福建。在攻击平海卫倭寇的战斗中,戚家军为中军,担任正面进攻,俞大猷为右军,刘显为左军,从两翼配合攻击。二十一日,戚家军以胡守仁部为前导分兵三路,以火器打乱了倭贼前锋骑兵,乘势发动猛攻,俞、刘二部从两翼投入战斗。倭寇三面受敌,狼狈窜回老巢。三路明军乘胜追击,将敌人围困于巢中,并借风火攻,荡平了倭巢。此战只用了四五个小时,歼倭2000多人,解救被掳男女3000多人,明军收复兴化城。平海卫之战后,戚继光又率部消灭了原侵扰政和、寿宁的倭寇。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又相继大败倭寇于仙游城下、同安王仓坪和漳浦蔡不岭,斩获颇多。其后戚继光又在福宁大败倭寇,并与俞大猷一起最后扫清了福建境内的倭寇。余倭逃往广东。至此,福建倭患基本平定。

折叠 俞大猷

俞大猷是明代抗倭名将,与戚继光合称为俞龙戚虎,其地位犹在戚继光之上。俞大猷是抗倭的民族英雄,也是一位真正的武术大师,之所以加真正二字,是因为俞大猷的武术是历经战阵洗练的杀人技法,而不是花拳绣腿的江湖把式。这个真正的武术大师除了抗倭的历史功绩之外,还有一个贡献不被世人知晓,那就是打"假武术",传"真功夫",甚至称俞大猷为历史上武术打假第一人也不为过,他打假的对象就是久负盛名的少林寺。[8]

说起少林寺,很多人会想到达摩一苇渡江传法、会想到十三棍僧救唐王,会想到赵匡胤在少林寺出家,会想到天下武功出少林的俗语,但这些说法几乎都是杜撰的,直白点说就是假的。少林拳法的源头是少林拳谱,为北宋初年主持福居汇集中华功法整理而成,与达摩没半毛钱关系,十三棍僧救唐王根本就是胡说八道,赵匡胤曾在少林出家为僧更是无稽之谈,都说出家不打诳语,少林寺打诳语的功夫却是引领风骚一千年,到了元代、明代更是登峰造极,把自己的棍法说成是神传,终于引来了高人前来打假,这个打假的就是俞大猷。[8]

俞大猷师从李良钦学习荆楚长剑技(李良钦是丈二棍法的创始人,有别于齐眉棍。古人以剑称棍,故称长剑技),学成后李良钦称其棍法可无敌于天下。后来俞大猷听说少林寺有神传长剑技就特地绕道去请教,结果就发现少林功法"已失真诀",这事俞大猷在《正气堂续集》和《诗送少林寺憎宗擎有序》中有记载,少林寺自己也有记录。俞大猷在《正气堂续集》中说:"予昔闻河南少林寺,有神传长剑技。嘉靖辛巳岁,自北云中奉命南征,取道至寺。僧负其技之精者,皆出见呈之,予告其住持小山上人曰:'此寺以剑技名天下,乃传久而讹,真诀皆失矣"。 小山恳请他,"剑诀失传,示以真诀,是有望于名公"。俞大猷在《诗送少林寺僧宗擎有序》中也说:"予昔闻河南少林寺有神传击剑之技,后自云中回,取道至寺。僧自负精其技者千余人,咸出见呈之。予视其技已失古人真诀,明告众僧,皆曰:'愿受指教。'予曰:'此必积之岁月而后得也。'"[8]

两处记载内容大致相同,但都缺失了一点,那就是对俞大猷力挫少林僧众的记载。因为武功高下,只有打过才知道,不可能出现你说我不行我就要拜你为师的情况。之所以少林僧众甘心拜服,只能是被打服了。并且是单挑、群战都不行的情况才俯首认输,恳请俞大猷传授技艺的。后来僧众推荐年少有勇武者二人从俞学习,俞大猷随时教诲.一边杀敌,一边学武,进步很快。随军三年,二人不仅学到了高超的棍术,而且还习得惊人的轻功、搏击等绝技,后返回少林教导僧众,习练者数百人,遂有俞派少林传世。[8]

俞大猷人厚道,照顾少林寺颜面对此略去不提,我们认为在情理之中。情理之外的是,少林寺承受了俞大猷的传法之恩对此却讳莫如深,对这一真实发生的历史置若罔闻,反倒对子虚乌有的十三棍僧救唐王等大肆宣传,其道德水平由此可鉴。有人对当代主持口诛笔伐,认为其败坏了少林寺的风气,这就是冤枉了信大师了,少林门风自古如此,不是今天才有的。[8]

从俞大猷打假少林寺事件可以看出两点,第一假武术、假大师、假宗门自古存在,不是今天才出现的;第二,传统武术的确存在,是流转于将门,洗练于军阵的杀人技法,不是江湖上打拳卖艺的花哨把式。我们现在流行一句话,不要用你的兴趣去挑战别人的饭碗,武术功法对于将门来说不但是饭碗的问题,可以说荣华富贵、身家性命都系于此,是不可能取浮华而弃实用的,这些实实在在的功法一代代累积下来,就可以轻易戳破江湖门派的画皮了。[8]

在福建境内的倭寇被平定后,广东倭患严重。广东的倭寇主要是由俞大猷平定的。他在任广东总兵前,就招收过漳州农民武装6000人,到广东之后,先后调汀、漳等地军队1.4万人到广东,其主要部分就是他在福建招收的那支队伍,到广东后,俞大猷又招募和组织农民武装力量,在抗击倭寇的战斗中获得很大成功。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在海丰附近的战斗中,农民武装花腰蜂等英勇杀敌,取得了胜利。俞大猷领导广东军民歼灭了广东境内的倭寇。至此,东南沿海的倭患被最后平定,这是爱国军民共同奋战的结果。[8]

倭寇的侵掠骚扰,给东南沿海地区的人民生活和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平定倭患,使人们能安居乐业,发展生产。在平定倭乱的过程中,明朝政府的一些官员认识到,"海禁"既不能限制私人海上贸易,也不能防止倭寇。反而驱使沿海居民走上武装走私的道路,与倭寇内外勾结,为害颇大。嘉靖末年,比较有远见的官僚,纷纷建议政府解除海禁,发展海上贸易。到明穆宗隆庆时,明政府开始取消"海禁",准许对外通商。这无疑顺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促进了正常的海上贸易和东南沿海商品经济的发展。[8]

折叠 编辑本段 关键战役

台州花街之战':斩首308颗,生擒2名倭首,其余淹死和未割首的数目不详,牺牲陈文清等3人。

白水洋战斗:我敌对比:1500对2000余,全歼2000多名倭寇,斩首344颗,生擒5名倭首,己方牺牲陈四等3人。

长沙之战:消灭倭寇3000名。

横屿岛渡海之战,消灭倭寇1000多名,斩首348颗,俘虏29名.牺牲陈文彪等13人。

牛田之战:击溃数上万倭寇(包括假倭和真倭),斩首688颗,己方无一人牺牲。

林墩之战:烧死和淹死倭寇3000名左右,斩首960颗,俘虏26人。己方阵亡90人。

福清葛塘之:消灭300多名倭寇,斩首150多颗,牺牲20人。

平海卫战斗:斩首2622颗,己方牺牲金渔等16人。

仙游之战:击溃10000余名倭寇,杀死倭寇1000余,斩首498颗,生擒1名,己方牺牲童子明等24人.

王仓坪战斗:击溃倭寇近万名,斩首177颗,己方无一人阵亡.

蔡陂岭战斗:击溃倭寇7000余名,杀死1000多名,斩首160多颗.己方牺牲31人.

折叠 编辑本段 发展影响

折叠 政治方面

明与朝鲜都曾经对室町幕府要求取缔海盗行为。明甚至于与日本发展了勘合贸易。而高丽王朝的灭亡与李氏朝鲜以倭寇根据地名义进攻对马岛也不同程度的受到倭寇的影响。

折叠 经济方面

倭寇给日本带回了大量的财富,倭寇到中国的行为是"杀人、强盗、劫财""杀人"不是目的"强盗、劫财"才是其真正的目的。不论是因为他们早期的"经济拮据",还是战国时期经济发展,对于中国的 的占有欲,无疑都是一个财字当头。抢劫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劫财,一是掳掠人口。从嘉靖二十一年开始十几年间,从记载中,能认识到倭寇掳掠的惨烈,从中国的损失当中也能推测出其对日本社会的影响。[9]

折叠 编辑本段 历史反思

明廷从洪武开始,明朝就一直让各路海商、大名糊弄,完全没想着去搞明白这个最近的邻居实际政治生态到底如何,甚至对绵延两百年的对手蒙古察部,明朝方面的记载也是各种糊涂账,大明直到灭亡,真正知夷务的高级官员寥寥,实在令人吃惊。 明朝倭寇海盗之乱堪称历朝之最,这主要是由朱棣、张辅、朱能、郑和、侯显、沐晟、易信(亦失哈)等人构建的海洋体系,被仁宣二宗破坏殆尽引发地缘地震反噬的结果,从而无法有效维持海洋的秩序。下西洋、上北海激励了民间冒险者的出现,沿海大量优秀有名望的民间水手无法通过如明初张郑易等行动统合转化为官方力量,杂乱无章只能沦为海盗。大航海时代海洋对国力的影响《论南洋事宜书》:"南洋未禁之先,闽广家给人足,游手无赖亦为欲富所驱,尽入番岛,鲜有在家饥寒窍劫为非之患。既禁之后,百货不通,民生日蹙。……使沿海居民,富者贫,贫者困,驱工商为游手,驱游手为盗贼。"正如明代思想家王夫之所说:"武帝乘其实而为民利,国虽虚,民以生,边害以纾,可不谓术之两利而无害乎?"郡县安南后朱棣郑和采取以海养海的政策致"贫民致富"、"国用充足"余钱更可反哺国库。所以朱棣才会说"安南黎贼悉已就擒,南海之地廓然肃清。"并一再强调黑龙江流域是"锁钥之地"。在永乐大帝死后,朝中无数大臣以各种理由开始向明仁宗进谏,要求废船队,绝海洋。然而郑和却掷地有声、慷慨激昂地向仁宗陈述了这样一番话:"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于海,危险亦来自于海。……一旦他国之君夺得南洋,华夏危矣。我国船队战无不胜,可用之扩大经商,制伏异域,使其不敢觊觎南洋也。"

折叠 编辑本段 评价

抗倭斗争的胜利,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其他抗倭将领的配合是密不可分的。戚继光率领戚家军实现了他的"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灭倭志向。在剿倭战争中,戚继光身先士卒,与士兵同甘共苦;严格要求士兵,不准扰害百姓,做到兵民相体;在战略战术上,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进攻重集中兵力打歼灭战,防御重积极主动而不是机械地死守,在防御中伺机反攻。创造了独树一帜的"鸳鸯阵",发挥集体互助、长短兵器结合的机动、灵活、严密的作战力量,有效地打击敌人。这是戚家军屡败倭寇的重要原因,也是戚继光和戚家军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财富。

明代名将戚继光不仅有一腔爱国热情和战场指挥才干,还是一位锐意进取、对军事制度进行改革的创新者,其行为成为当朝后期衰败阴暗局面中的一个亮点。

1555年,戚继光调赴浙江就任都指挥使之际,中国东部沿海正不断受到倭寇侵犯。一股70人的倭寇登陆后竟深入腹地行程千里,从浙东窜入安徽、江苏,一路掠杀,还围绕南京城兜一大圈。当时在南京驻有军队12万人,却多不敢出战。最后这股倭寇虽然被歼,但明军伤亡竟达4000人!

当时中国人口、财力和军队数量都超过日本多倍,倭寇还非正规军,然而明军几十年间在沿海却陷于被动挨打的局面。仔细分析这一反常现象,可以看出当时中日双方在军事组织和战术上的差距。倭寇虽缺乏统一指挥,只以小股力量杀人越货,却体现出日本下层社会结构的严密,其大小头目对下属能施以严格管制和指挥,还采取了飘忽不定的狡诈战法并配备了仿西洋火枪而制成的鸟铳,因而屡屡以少胜多。明朝军队量多而质差,重要原因是因其实行"卫所"世兵制,每个"军户"出丁一人,代代不变。此制度建立后,士兵逃亡和换籍众多,至明中叶以后卫所出现大量空额,所剩残卒也多为军官役用,训练废弛。偌大的明王朝,纸面上兵力多达280万人,能作战的却十分有限。

戚继光奉命抗倭后,立即改革军制,不用卫所制的世兵,招募流亡农民和矿工,精选3000人组建新部队。这些士兵多受过倭祸之害,戚继光就此以"保国卫民"训导官兵,同时严肃军纪,实行"连坐法",规定全队退却则队长斩首等法规,使所部战斗意志高昂。他还摈弃旧式"看武艺"的训练法,采取了鸳鸯阵等新战术,并建立了队、哨、营等新编制,组织调度比较灵活。戚继光还注重研究葡萄牙和日本的新式火器,仿制出鸟铳和"佛朗机"炮,从而使明军进入了冷热兵器混用的阶段。

军制改革后,这支军队出现在浙东沿海战场,抗倭形势很快改观。戚继光不把数量有限的部队分兵把口,而形成一个拳头主动出击,在台州九战九捷。大感惊恐的日本海盗转而窜扰福建、广东沿海后,戚家军也随之南调。戚继光根据倭寇在海边游动需要一些据点和岛屿作为巢穴的特点,也以主动攻击为主,其中夜袭横屿岛一仗歼敌2000人。戚家军经过在浙江、福建、广东三省转战10年,日本海盗因惧歼而不敢再犯。

后人追念戚继光这位民族英雄的业绩时,也会引出一些遗憾。从当时中日双方的战略态势看,最有效地平定倭患应是建立一支实力胜于日本海盗的舰队,以明初郑和下西洋的建船水平也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与戚继光共同作战的名将俞大猷便主张:"大治战舰,贼来则击,贼去则追,又来又击,又去又追"。防敌、歼敌于海上,确是战胜海上强敌的根本途径。然而明朝当权者承袭了农耕民族的保守观念,缺乏海洋观念,对付海上来敌主要靠的是陆战。试想,若是戚继光、俞大猷能指挥舰队驰骋东海,那将何其壮哉!后来的中国历史也必将改写。可惜这仅是一种美丽的假设,而历史是不能假设的,所以很可惜。[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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