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4-25 18:0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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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科 - 民国时期著名政治人物 锁定

孙科(1891年10月20日-1973年9月13日)字连生,号哲生。广东香山县翠亨村(今中山市南朗镇翠亨村)人,孙中山长子。曾任中华民国考试院行政院、立法院长。

1907年加入同盟会,1917年在广州担任大元帅府秘书。1918年到1920年担任非常国会参议院秘书兼广州时报编辑。1921年任广州市长兼治河督办,后任广州市首任市长。1923年、1926年两次再任广州市长,1931年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1932年任立法院长,前期主张反对联共,抗日战争开始后主张速行宪政、联共抗日,1947年任南京国民政府副主席,1948年与李宗仁竞选副总统落选,后再度出任行政院长。1949年辞职,后长期旅居香港法国美国等地,1965年任台湾当局领导人办公室高级咨议、考试院长,1973年9月13日病逝于台北,享年82岁。

基本信息

  • 中文名称

    孙科

  • 别名

    字连生,号哲生

  • 国籍

    中国

  • 民族

    汉族

  • 出生地

    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

  • 出生日期

    1891年10月20日

  • 逝世日期

    1973年9月13日

  • 职业

    政治家

  • 毕业院校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哥伦比亚大学

  • 信仰

    三民主义

  • 主要成就

    考试院、行政院立法院三院院长

  • 代表作品

    《宪政要义》,《中国与战后世界》,《中国的前途》等

折叠 孙中山长子

孙科孙科孙科是孙中山先生长子,其母是孙中山的元配夫人卢慕贞

孙科幼年随母赴檀香山依孙中山长兄孙眉为生,16岁考入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1916年毕业后进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专攻政治、经济,回国后历任政府要职,曾三任广州市长,两任立法院长,还担任过交通、青年、铁道等部的部长,以及行政院长等职。1947年并任国民政府副主席。1949年去台湾,1951年赴法国,1952年移居美国。1965年任台湾“总统府”资政,1966年任台湾“考试院”院长。1973年9月13日病逝于台北,终年82岁。

在翠亨村的照片仅存三张

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记者前往孙中山故居纪念馆。采访过程中,才知道孙科四岁就随母离开翠亨村到夏威夷逃难,年幼时在翠亨村留下的生活片段已早消逝在漫长的岁月中,成年后步入政坛的孙科在翠亨村留下的足迹也只停留在史书的简单记载,甚至在如今的翠亨村也没有流传过孙科在翠亨村的大小故事。孙科和他的姐妹们孙科和他的姐妹们

沿着故居正门而入,绕过客厅右拐,甚至穿遍整个房子,只有孙中山的卧室、书房,孙眉的卧室等,并不见有孙科的房间。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孙科很小就离开翠亨村,村里和纪念馆对他的记载极少。记者跑到故居后面的农业示范区,希望能感受孙科童年玩耍的踪影。农业区内稻田、蔬菜、瓜类等各种农作物井然有序,走在田埂边,不时有些小青蛙受惊跳入水沟,且能闻到阵阵荡漾在空气中的稻花香。田地前面是一些断瓦颓垣,村民说那是当年村里为防盗贼而建起的围墙,记者还听说旧时村里小孩是很少到围墙外游玩的,特别对于不超过四岁的孙科来说,估计到围墙外的机会更少。[1]

在纪念馆二楼关于“孙中山子女”展示厅里,有一专门展示孙科的展览间,记者发现里面文字和图片并不多,只是粗略地记载着孙科一生某些重要时期,照片更是少得可怜,特别是孙科在翠亨村所拍的照片。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有关专家介绍,目前该馆保留有三张孙科在翠亨村的照片,一张是孙科站在故居水井旁所拍,因为当年父亲孙中山就是在水井边出生的;一张是孙科夫妇在翠亨村的合影;另一张是孙科一家的全家照。

孙科一生有几次比较正式回到翠亨村,除1916年至1917年间外,一次是1931年,他回家乡主持筹建私立总理故乡纪念中学,也即是今天的孙中山纪念中学;第二次是1947年,其母卢老夫人80大寿,孙科以国民政府副主席的身份荣归故里,在纪念中学广场大摆寿席,宴请乡亲父老。

檀香山留下美好童年

1910年,孙科与父亲在檀香山合影1910年,孙科与父亲在檀香山合影谈起孙科,还得从檀香山说起。1891年10月20日,孙科生于香山县翠亨村。在四岁那年,和襁褓中的妹妹、祖母杨太夫人、母亲卢慕贞,在同乡的带领下漂洋过海投奔在檀香山经商的大伯孙眉。若干年后,他才懂得是因为父亲孙中山1894年领导的广州起义失败,全家才被迫背井离乡,流落异域的。孙眉在檀香山经商致富,孙科初到檀香山,因为年纪还小,再加上附近没有学校,就没有正式读书。不过,卢慕贞尽管文化程度不高,但她像所有传统的中国妇女一样,望子成龙。她教儿子念《三字经》、《千字文》等,又教儿子临摹字帖。大约过了两三年,孙眉才请来同乡一知识分子为孙科授课,还召集附近的十几个华侨儿童,在离农庄一里多远的地方,盖了一幢木房,办起了私塾。年幼时《四书》、《五经》、《昭明文选》等一类的中国古书,使孙科在这段时期里打下了较扎实的国文基础。

檀香山,给孙科留下了美好的童年。据故居纪念馆工作人员介绍,史料记载,孙科回忆过,那是一处人烟稀少的偏僻地区,不容易找到一个和自己年龄相当的玩伴。好在牧场里养不少的马和牛,一天到晚尽逗着那些牲口玩,倒也十分快乐。孙科晚年不无自豪地说,“我六七岁时就学会了骑马;马是没有鞍子,只在马头上系一根绳子,即纵身跃上马背,到处驰骋。有一次不慎从马背上翻下来,跌破了头,我怕大人斥责,影响以后骑马的乐趣,所以忍住疼痛一声不吭,装得蛮不在乎的样子。此外,我也经常帮助大人做些挤牛奶的活,有时还跟着大人把农产品运到市场去销售。”[2]

折叠 蒋介石棋子

1965年10月29日,一架日本航空公司的班机在台湾松山机场降落。机场上聚集着在台湾的政要和各界名流达1000余人,他们在等待着一个“特别”人物的到来。[3]

飞机落地后,机舱门打开,只见孙科面露笑容走下飞机,频频颔首向欢迎人群致意。这是孙科在去美国十几年之后,重又投入到国民党的怀抱。

蒋经国的陪同下,孙科一行驱车前往阳明山宾馆。稍事休息后,孙科夫妇及公子孙治平夫妇前往台北市中心的饭店,出席马超俊、梁寒操、郑彦棻等为其举行的洗尘之宴。

当晚的宴会上,孙科对《中央日报》记者发表谈话,说:“这次自美返回,是为参加国父百年诞辰纪念,了解岛内进步情形,并会晤阔别多年的亲友故旧。”

孙科返台,名义上是参加“国父百年诞辰”纪念,但这不过是个借口,实际上他已准备长期落户台湾,但对外似乎不便明说。他希望自己能风光地、体面地受到款待,毕竟他在美国已经孤独了许久,所以心理上不希望在返回台湾时被冷落。1965年孙科(中)夫妇返回台北,立法院1965年孙科(中)夫妇返回台北,立法院

10月30日,孙科由蒋经国、郑彦棻陪同,自台北乘坐专机,飞抵台湾南部晋见蒋介石,并由此拉开了他回台非常之行的序幕。

蒋介石设午宴款待孙科,席间两人都极力回避过去不愉快的往事。他们坐在一起,只是叙叙家常,不时偶露笑声。午后,孙科乘机返回台北。

从这天开始,孙科进入了他人生的又一“高峰”期。一直到12月底,孙科是台岛最为忙碌的人物,出镜的频率甚高,不是参加宴会,就是请他讲演、参观、揭幕、剪彩、接见,他应接不暇。也许是多年的守望,也许是似曾相识的感受,75岁高龄的孙科精神抖擞,一一应对。

孙科没有想到的是,国民党败退台湾,他本人辞去副总统远赴海外十几年后,他又一次成了蒋介石手中的一枚棋子。

时光飞逝,当年的故旧,不少已撒手人寰。上了年纪的人更容易怀旧,孙科当年没能参加逝友的葬礼,如今回台了,不能不去他们的墓上看一看,掬一把土,寄托哀思。孙科相继去了陈诚、于右任的墓前致祭,并到公墓吊唁了许世英、吴忠信、蒋梦麟、朱家骅、洪兰友、俞鸿钧、傅秉常、钱新之等老友。其后,他又参加了居正夫妇灵骨安葬礼,祭拜了哥伦比亚老同学胡适博士。触景生情,孙科颇为伤感,不断叹息着岁月无情,人生苦短。

这时的孙科,就像明星演出一样,马不停蹄地赶场子,忙得不亦乐乎。那一阵,孙科恨不能分身有术,许多单位不得已,只好合在一起恭请他。

1966年11月12日这一天,是孙科返台一系列活动的高潮。上午,他参加了各界举行的“庆祝国父百年诞辰纪念大会”。下午4时,“国立中山博物院”大厦举行落成典礼,孙科主持“国父”铜像揭幕后致辞:“在南京中山陵的国父白大理石像,是1928年聘请法国名雕塑家塑造的,现在这座铜像模型大小一样,稍微低一点,现在大家对国父都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感想,个人谨向国人与铸造国父铜像,筹建博物院的有关人士致谢。”

12月16日中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在台代表李宗黄、张知本、黄季陆等聚餐,欢迎同为代表的孙科。算一算时间,那已是41年前的事了,如今老友重逢,颇为动情,若不是他们命大,恐怕只能在另一个世界相会了。

在近两个月的忙碌之后,孙科总算归于平静,可以安坐在家中。

在蒋介石提名下,孙科接任了“考试院”院长一职。消息传出,反应不一,有人认为以他的学识与资望,未免大材小用;有人觉得他淡出政坛多年,重又回到台湾做官,有点“鬼迷心窍”。孙科对于外界的批评,少加辩白。孙科接“考试院”,按理可入住院长官舍,那是位于“考试院”斜对面一座宽大雅静的平房。可他却将其改为“考试院”图书馆,供属下充作进修场所,自己则与家人仍住在旧房。

孙科晚年,可谓是精神领导“考试院”达7年之久。他只把握政策,至于具体工作,则放手由部属去做。“考试院”在他的领导下,的确做了不少事,行政部门和人事单位主官对他非常尊重,“两院”协调密切,凡事也就迎刃而解。

1973年9月13日下午5时,孙科突发心脏病,在台北荣民总医院结束了他的一生,终年83岁。[4]

折叠 生平经历

1895年随祖母移居夏威夷檀香山,檀香山中学毕业,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文学士,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哥伦比亚大学荣誉法学博士。

1917年返回中国,在广州担任大元帅府秘书。1918年至1920年期间,担任非常国会参议院秘书兼《广州时报》编辑。1921年任广州市长兼治河督办。1922年到香港处理讨伐陈炯明的筹款工作。1923年2月再任广州市长。同年10月参与中国国民党改组,获指定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负责起草党纲章程。1924年主持国民党广州特别党部,6月与黄季陆合作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孙中山独生子孙科孙中山独生子孙科

1925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开府,任政府委员。1926年1月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5月第三次就任广州市长。1927年3月,任国民党常务委员与国民政府常务委员。7月随汪兆铭清共。1928年1月与胡汉民与伍朝枢赴英德等地考察,起草《中国国民党训政大纲》,协助制定《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10月任铁道部长与考试院副院长。

1931年2月,在蒋介石与胡汉民之争中支持胡汉民。5月参加非常会议,任广东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内寻求合作,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长,但旋因政府财政拮据而被迫下台。1932年年底任立法院长与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长,主张结束党治,还政于民。1936年主持起草和公布《五五宪草》,和组织中苏文化协会。

抗战期间续任立法院长,并与苏联谈判,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中苏商务条约》。1946年1月,代表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商,然后跟随蒋介石进攻共产党占领区。1947年4月任国民政府副主席。1948年初,竞选第一届行宪副总统,败于李宗仁后,5月再被任为立法院长。11月,获蒋任为行政院长。蒋介石于1949年1月下台,由李宗仁代任总统。孙科认为南京不稳,将行政院迁往广州,一度令李宗仁政府无法运作,亦无法与共产党和谈。孙科亦是中国共产党在1948年开列的43名国民党战犯之一。

1949年3月,辞职移居香港。1950年游历巴黎、西班牙等地,于1952年定居美国洛杉矶,以种菜、读书渡日。

1965年由美国至台湾,任中华民国总统府资政、考试院院长,1967年出任东吴大学董事长。

1973年9月13日在台北逝世,埋葬于台北市阳明山第一公墓,享年八十二岁。

折叠 人物功绩

折叠 民主革命活动

1、孙科16岁在檀香山加入国盟会,1910年参与檀香山同盟会领导人卢信创办《自由新报》工作,在报馆担任英文撰写,他遵循孙中山关于办报是“写给华侨看的、文章不必多谈理论,史谈满清侵略我们,压迫我们的事实就行了”的指示,撰写满人入关以后虐待汉人残杀汉人的资料,发表了“扬州十日”“文字狱”“焚书”等文章,使华侨进一步认识清廷的反动面目。以后清廷的领事馆要想再在华侨中进行破坏同盟会的活动就不那么容易了。同盟会在檀香山的活动,就得到华侨的信任和支持。孙科与妻子孙科与妻子

2、于1917年护法,随父亲孙中山回广州任大元帅机要秘书,并任广州英文时报主笔,1919年奉孙中山之命到澳门以特派员身份,在鹅眉街十号设办事处,接洽各方代表,策动起义。并配合吴铁城、古应芬、胡毅生、李朗如分头策动广东护国军第五军军长魏邦平,广惠镇守使李福林所部二万多人,于九月廿七日在广州河南、珠江三角洲一带宣布独立。1920年3月16日,受孙中山令策动李绮庵起义,此时,江防舰队魏邦平、湖南谭廷?等南下声讨莫荣新,莫在多面攻击下逃出广州,粤军就在1920年10月攻克广州。孙科这时也同到广州,不久担任广州市市长的职务。

3、协助筹饷

孙中山进行民主革命活动,经费是十分困难的。收入少,支出大,处于“有一餐吃一餐的困难境地。”孙中山除了靠财政部收入外,就靠孙科、朱执信、古应芬等人筹饷。孙科在澳门办事处除了策动军队起义外,就筹款买军火、印传单,及时汇款给孙中山。1922年除任广州市长外,还兼管北伐后方筹饷事宜。

4、参与改组国民党

粤军陈炯明叛变,第二次护法运动又遭到失败,孙中山认识倒,依靠新老军阀都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在中山共产党的支持下,下决心改组国民党。孙科参与了筹备工作。在1924年1月20日召开的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他提议,亦经大会同意,组织九人党务委员会(成员是谭平山、廖仲凯、谢持、孙科、张秋白、王法勤、彭素民、邓泽如、刘卢隐);他还代表党务委员会,对国民党章程草案要点,作了说明,在大会上发挥了一定作用。

折叠 建议香山县易名

孙中山病逝不久,孙科就和国民党元老在1925年和1929年建议国民党政府的原香山县改为中山县和中山模范县。

折叠 支持反对蒋介石独裁

在1931年2月扣押胡汉民于汤山,国民党内震动很大。5月3日广东陈济棠、余汉谋、香翰屏、李扬敬、扬鼎中、朱为珍、陈策、黄任寰、张端贵、陈庆云、黄光锐等联名通电,响应古应芬等弹劾蒋介石之通电,要求蒋引退。蒋怕事态恶化,派吴铁城从南京到上海,与孙科商议解决,由孙科出面斡旋。到5月11日,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李品仙、黄旭初、杨腾辉、梁朝玑、薛岳、吴奇伟、廖磊、韦云淞、唐生明、黄鹤龄、覃连芳、韩彩风等通电声讨蒋介石,提出要“会师长江,抵定金陵”“救国救党”。在5月17日,桂方还派代表白崇禧到达广东,与陈济棠联合反蒋。紧跟着,北方石友三发布通电,支持广州军人反蒋。

在反蒋声势日益高涨情况下,孙科转变了作为调停人的身份,在5月24日与陈友仁、许崇智到香港,同汪精卫、唐绍仪、张发奎、白崇禧等一起,商讨两广州形势。同时,孙科、唐绍仪、陈友仁赶回广州,与陈济棠举行会议。第二天唐绍仪、古应芬、林森、孙科、许崇智、陈济棠、李宗仁、陈友仁、陈策、李文范等,在广州联名通电全国,要求蒋介石在四十八小时内下野。孙科自己还另电蒋介石,声时支持唐绍仪等通电。同日,孙科在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发表演说,指责“蒋介石独裁,中央一切权力,均为老蒋一人所包办。……,蒋介石这个鼠子,不比普通的鼠子,真是个疫鼠,我们无论如何都要铲除”。五月二十六日,孙科、陈济棠再次电促蒋介石立即下野。孙科通电给蒋很大压力,蒋看了后暴跳如雷,把通电撕得粉碎。

跟着孙科、汪精卫、唐绍仪联合召开在粤国民党中央执委、监委会,名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并发布宣言提出:“……推倒蒋介石之独裁,完成国民革命”。同时,决定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宣称南京政府已成为蒋介石独裁的工具,广州“国民政府自今日始,事事当反蒋中正之私,面向于总理之公”。孙科均被推选为国民党常委的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广州政府成立后,举行了讨伐蒋介石的誓师大会。

宁粤对峙局面,后因“九·一八”事件发生,蒋介石于1931年10月释放胡汉民,并在10月22日亲到上海,同胡汉民、孙科等会谈,确立的解方针,双方还派代表开了七次议和会议,达成协议,蒋便下台,事件乃告结束。

折叠 积极主张抗日

“一·二八”事件发生后,孙科态庆鲜明地支持十九路军英勇打击日本侵略者。去电国民党执行部的西南除了经济上给十力路军支援外,先后由丁纪徐和张惠长率机队飞赴上海抗日。

抗日战期间,孙科主张联苏抗日,受到亲日派汪精卫的排挤。他还是多次的苏联驻华在使商谈,经蒋介石同意签定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不久,苏联派朱可夫率领军事代表团来中国。蒋介石、孙科接见了代表团,得到苏联近千架飞机和三千空军人员的援助。(其中牺牲在中国的苏联空军人员约四百人。)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都空军的嚣张气焰。

1937年后,全国人民抗日热忱空前高涨,孙科先后两次赴苏,争取苏联的援助。第一次分争取得苏联援助币二万万殛的五千万殛,1939年4月又到莫期科得一亿五千万美元借款,并商谈了“中苏通商航海条约”,孙科两次赴苏都得到斯大林的接见。孙科在英伦的国内演说,都主和亲苏政策。同时,孙科还担任中苏文化协会理事长,主张中苏亲善,出版进步书刊,受到反动的CC文棍的攻讦。

折叠 不赞成打内战

孙科孙科

抗日胜利后,蒋介石又掉转枪头打内战了。孙科当时作为政治协商会议的首席代表,和中共代表团谈判,在国内外舆论压力下,在1946年1月10日,国共两党签订了“停战协定”,成立由国、共、美三方面组成的军事三人小组,监督协定的执行。事是,全国旧政协会议结束,蒋介石就撕毁了“停战协定”,全面向解放区进攻。

而那时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发表所谓“广东没有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只有土匪”的谎言,调动了七、八军队向东江纵队进攻。1946年3月,孙科来广东、召开记者招待会公开讲演:“不赞成内战”。而当时广州学生运动兴起,到孙科下榻的市政府宾馆要见孙科,学生代表向孙科提出要承认东江纵队是中共部队,要停止在广东打内战,孙科也表了态,答应转给蒋介石。这时李济深、蔡廷楷等民主人士做了上层工作,终于使国民党政府签订了华南中共武装北撤的协定。

折叠 重视建设纪念中学

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孙科从南京、广州筹集了三十八万元回到中山,积级开展筹建工作,从1931年开始到1933年经费已经同完了,尚差十万元,他便同当时中山县长唐绍仪商量,唐氏表示大力支持,于是唐绍仪、孙科一起召开了专门会议,成立了校董会(校董有唐绍仪、孙科、钟荣光、吴铁城、王云五、戴恩赛、林逸民、杨日华、陆肇强、杨子毅等),决定抽拨六万元作为学校年经费。孙科重视建设纪念中学孙科重视建设纪念中学

同时,专门报告省府,截留应上缴省府的十六万元护沙费,拨给筹建纪念中学使用,并确定把属于中山县大、小霖(现珠海市辖)广仁围十顷沙田作为校产。经过积极筹建,使该校建成,在1934年7月开始部分招生。1935年就全面启用了。由孙科担任校长。中山沦陷前,1938年10月,他把纪念中学从翠亨迁到澳门。抗战胜利后,纪念中学迁回翠亨村原校,孙科回到中山,组织了基金委员会,委派杨日华为主席,林逸民、孙治平、孙治强为委员,把没收县内敌伪产业作为基金。他筹建纪念中学固然为了纪念孙中山,同时也为国家造就人材。他撰写的《总理故乡纪念学校记》中写道:“本校之建,固所以追怀总理不世之勋,亦所以策励诸生矢志于学,有以明夫立国之本耳。”五十多年历史证明,纪念中学确实为国家造就大批有作为的人材。

折叠 家庭生活

折叠 夫人

元配夫人:陈淑英

孙科的元配夫人为陈淑英,孙科1912年出国留学时,就与表妹陈淑英在檀香山成亲,婚后陈淑英与丈夫相伴而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孙科供职京城,由于南京湿热难熬,夫人陈淑英生病,无法适应这里的生活,便返回澳门养病。她在1947年中华民国国民大会代表选举中,以香港青年救护团主席、香港妇女群福会会长身份当选广东省中山县国民代表。

二夫人:蓝妮

蓝妮与孙科的结婚照蓝妮与孙科的结婚照孙科的二夫人为蓝妮(学名蓝业珍,乳名巽宜)[5],民国不为人知的名门四女之一,出生于没落贵族世家,父亲为蓝世勋是江苏省税务局局长。蓝妮曾与上海名门李调生之子李定国于1934年,24岁时结婚生了三女和一个儿子李振亚,李振亚后来结婚生下李蒙(蓝妮的孙女),即骆家辉的夫人。

蓝妮与李定国离异后经由同学陆英介绍认识了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的长子孙科,因为外语能力强做事条理有方而成为民国立法院院长孙科私人秘书。孙科决定娶蓝妮为二夫人。婚后,孙科蓝妮出双入对,非常恩爱。为了表示自己对她的忠贞感情,他亲笔给蓝妮写了一张字据:我只有元配夫人陈氏与二夫人蓝氏二位太太,此外决无第三人,特此立证,交蓝巽宜二太太收执。

折叠 子女

孙科有2个儿子:孙治平和孙治强,4个女儿:孙穗英、孙穗华、孙穗芳和孙穗芬,人称“四朵金花”。

孙治平,孙科的长子。中华民国迁移至台湾后,孙治平与比自己小1岁的弟弟孙治强长期旅居美国。1965年,孙治平陪父亲孙科到台湾,担任总统府国策顾问、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会委员等职、台湾电视公司副董事长等职,1980年起定居香港。2005年在香港柴湾东区尤德夫人那打素医院病逝。孙治平有一子孙国雄,1943年生。

孙治强,孙科的次子。到台湾后一直怀才不遇,第一次婚姻也以失败告终。孙治强再婚后,生得两子孙国元和孙国升。孙治强晚景凄凉,不但生活拮据,而且身体欠佳。为了治病,他只能在台北市荣民总医院附近租屋居住。2001年在美国因肺炎而撒手尘寰,享年87岁。孙治强还有2名女儿孙嘉霖和孙嘉瑜,现均旅居美国。

孙穗英,孙科的长女,生于1922年,生有一子林德杰和一女林淑真。

孙穗华,孙科的次女,生于1925年,育有一子张孔颖和2个女儿张乐文和张乐真。

孙穗芳,孙科的三女,1936年生于上海,其母严蔼娟在与孙科未婚同居时有的她。但由于孙科另有所爱,孙穗芳只能在没有父爱中降临人世。孙穗芳曾著《我的祖父孙中山》和《我的祖父孙中山先生纪念集》等书。

孙穗芬,孙科的幼女,1938年在上海出生,其生母蓝妮是孙科的二夫人。1955年,孙穗芬高中毕业后,成为中华民国及台湾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空中小姐。她生有孙忠仁、孙忠杰和孙忠伟3个儿子。2011年1月1日于台北市发生车祸,一度伤势好转,但于同年1月29日下午,因车祸伤势过重逝新光医院,享寿72岁。

折叠 被蒋劫持

在台北“国史馆”收藏的蒋介石档案中,有蒋介石命亲信根据自己日记编定的事略稿本。1945年的蒋介石事略稿本中,记录了孙中山之子孙科在抗战胜利后私自前往南京,后被蒋介石派人强行弄回重庆的一段隐情。这其中,既有孙科、蒋介石对中共问题的政见之争,又掺杂了孙科不满二太太蓝妮被扣押的私人恩怨。本文选摘自《纵横》杂志2009年第5期,作者杨雨青。

在台北“国史馆”收藏的蒋介石档案中,有蒋介石命亲信根据自己日记编写的事略稿本,其真实性已经为蒋介石日记原稿所证明,而其收录的与日记相关记载有直接关系的电报、手令、信函等文件,则大大丰富和拓展了蒋介石日记的内容。笔者依据蒋介石事略稿本,为读者展现一些不太为人所知的故事,本文即是其中一篇。1945年的蒋介石事略稿本,记录了孙中山之子孙科在抗战胜利后私自前往南京,后被蒋介石派人强行弄回重庆的一段隐情。这其中,既有孙科、蒋介石对中共问题的政见之争,又掺杂了孙科不满二太太蓝妮被扣押的私人恩怨。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打败日本关东军。国民政府派军队前往东北,并设立行营,要从苏军手中接收东北政权,而中国共产党也调遣部队在东北建立根据地。东北问题、中苏关系、中共问题等,都成为时局焦点所在,对苏政策变得更为重要。孙科曾被蒋劫持孙科曾被蒋劫持

身为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的孙科,在国民党内一向以自由派、民主派的形象著称,他一再提醒蒋介石,中苏“接壤万里,苏联的最终目的是行共产主义,我们如果取反共立场,当然人家要当心我们,以为反共就是反苏”。他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中共问题,以便争取苏联在东北问题上与国民政府合作。他呼吁:“今后我们要建国,唯一的条件,是需要与我们的盟邦(苏联)亲善……国内问题只有用政治方法求解决,不能用武力解决。”

孙科公开呼吁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反对打内战,引起蒋介石的强烈不满。蒋介石在日记中指责孙科“诬蔑政府,与中共合作,以俄人为后盾,意图夺取国府主席”。

1945年11月,孙科在未得到批准的情况下离开重庆,前往南京,并欲往上海。鉴于之前在一些问题上孙科与蒋之间政见不合,对此已经出现谣言,说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部出现分裂。因此,绝对不能让孙科赴沪,以免引起误会。此外,抗战胜利后,中共和国民党为组建新政府而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初定于20日左右开会,国民党必须在事前有所准备,不能有任何疏漏。因此在11月12日,蒋介石特地派遣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乘专机赶赴南京,力劝孙科返回重庆。奉蒋指示,吴铁城与孙科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谈话,请他回重庆商议。

孙科表示,对中共问题,他素来主张以政治解决,不应用兵。现在军人方面已摩拳擦掌,准备以军事解决,他即使马上回去参加会商,也无济于事。所以他决定先赶赴上海,四五日后即回重庆。如果中央不信,尽可派几个特务人员跟着他行动。

吴铁城对孙科说,蒋委员长也知道用兵不利,因此请孙科回去相商。孙科答复说,如果不用军事解决,他可以回去开会,但要先去上海,再回重庆。吴铁城劝孙科先回重庆开会后再行赴沪,孙科没有应允。

当晚,南京宪兵司令张镇和军统局局长戴笠发电报给蒋介石,汇报了吴、孙谈话的情况,并且向蒋报告,他们已告诉吴秘书长,无论如何,明日必定设法送孙科回重庆,已留了一架中航的飞机在此停候。

收到电报后,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气得大骂孙科:“俄共对本党如此侮蔑逼迫之中,而孙科反噬我军人剿匪之非,是殊为总理家族忧悲也。”

蒋介石担心吴铁城劝说无效,又特意手书一封信,让吴铁城带给当年孙中山先生的侍从武官刘季生,希望刘季生能劝动孙科。没想到,孙科不为所动,仍然坚持要于14日前往上海,而后再回重庆。刘季生只能转告吴铁城,他担保孙科到上海后,三四日后一定回重庆。

吴铁城指示刘季生,必须完成蒋介石信中的嘱托,负责督促孙科于13日中午之前,最迟至14日早晨,必须动身返回重庆。刘季生当即于13日前往孙科住处再次劝说,孙科仍然没有答应。吴铁城只好亲自出马,再访孙科。

13日劝说孙科的详情,仍由张镇和戴笠电告蒋介石。这下蒋介石可睡不着了,他在14日的日记中记道,“今晨3时醒后,不能安眠,辗转3小时”,考虑对东北、中共和苏联应采取什么策略。念至深处,忽又想起“孙科潜行与应取之道,更觉痛苦不堪矣”。蒋介石认为苏联“狡诈凶险,外内夹攻”,几乎使他“遍体鳞伤”,再加上孙科“不应有之背逆,是真刺入我内心”,使他不能专心对外,而又不得不“着重于内部之运用,牵制强迫,莫此为甚”。

孙科擅离重庆前往南京之时,正是东北问题最令蒋介石头痛的时候。当时,由于苏军的阻碍,国民党的接收军队无法在东北登陆,国民政府的东北行营也很难进行接收工作,而中共部队已深入东北广大地区。在这种情况下,南京来电报告“孙科已被俄共诱惑,将往东北组织伪政府矣,彼对人明言,两周后俄在东北必有所表示”,蒋介石难免会怀疑和担忧,相信这一切都有可能。

同一天,张镇和戴笠也发来电报称,吴铁城与刘季生劝孙科不要前往上海,均无效。孙科对吴铁城讲,“亲苏即不能反共,反共即不能亲苏”。孙科还批评道,“自日本投降以来,一切仍均是中央集权,各地当局毫无权柄,所以弄得一团糟”。孙科自己亲口对吴铁城说“两星期后苏联对东北必有所表示”,还抨击中央集权,这怎能不让蒋介石确信孙科已了解苏方动向并准备与苏联合作呢?

见孙科去意已决,吴铁城认为再无法劝告,于是主张于15日上午12时左右,包下一班中央航空公司的飞机,事先与机长约定好,待孙科上飞机后,即直接飞回重庆。但表面上仍准许孙科购买15日飞往上海的机票6张,并由吴铁城陪同他赴沪,等到起飞之后,再由吴铁城告诉孙科,这架飞机是直飞重庆的,一切责任由吴铁城个人肩负。

对于这样一个蒙骗加强迫的办法,吴铁城与张镇、戴笠以及国民党陆军参谋长萧毅等人进行了详细的探讨,商量的结果,众人一致认为,这个办法比向孙科出示蒋介石派萧毅阻止他赴沪的命令要妥当。至于中航飞机,则由张镇和戴笠负责交涉,妥行布置。

办法报告给蒋介石,蒋介石接到电报后,只在上面批了一个字:“存”,实际上是默许了南京方面的计划。

15日凌晨,蒋介石仍旧3点钟就已醒来,再也不得安眠,令他焦虑的依然是孙科和东北问题。眼见军事接收东北受阻,迫不得已,蒋介石思考再三后决定,将东北行营从长春迁移至山海关待命,同时撤回空运部队,并且由国民政府外交部照会苏联驻华大使,寄希望于通过外交交涉完成接收任务。在东北有可能落入苏联和中共之手的不利形势下,蒋介石将孙科“离渝飞京”的行为看作“行同潜逃”,在日记中批评孙科是“党内左倾”,指责他“待机取巧,企图组织傀儡”,以和苏联及中共互相利用为荣。

在蒋介石看来,当时“俄共夹攻,各方反动分子蠢动思逞”,孙科潜行是非常危险的,“如其果到上海,则东北对俄与华北共匪之形势”,就不易改变了,“甚至第二伪满傀儡之出现,即在最近之将来”。蒋介石担心孙科跑到上海后再到东北,组织亲共亲苏的政府,于是他下令给手下,无论如何要把孙科给“请”回重庆。蒋之命令既出,下属们劝说孙科无效,只能想出个近乎于“劫持”的方法,把孙科弄回了重庆。

15日下午,吴铁城来向蒋介石报告,孙科已回到重庆,但是他“不平、不愿、不服”。

孙科擅离重庆,除了与蒋介石政见不同这一原因外,还因为不满于他的二夫人蓝妮被捕却不允许他交保一事。

蓝妮是云南人,年轻、漂亮、聪明,是上海滩一朵著名的交际花。两人相识于1935年在上海的一次社交宴会,孙科对蓝妮一见钟情,先是让蓝妮担任自己的机要秘书,不久即决定娶蓝妮为二夫人。抗日战争爆发后,蓝妮与孙科前往重庆。1940年,蓝妮为照顾女儿独返上海。在上海交际圈里,蓝妮广泛地与社会各界人士进行交往,也曾和大汉奸陈公博、周佛海等人过从甚密。大概因为这个缘故,抗战胜利后,蓝妮被当成汉奸抓了起来,她自己则说是受命潜入敌后,为党国进行特殊工作。心爱的二夫人被捕,孙科要求保释却不被允许,只能亲自前去解救。

孙科既已被带回重庆,蒋介石决定在蓝妮交保一事上有所让步。16日上午,蒋介石召见吴铁城,嘱咐他转告孙科,蓝妮可以保释,但不能让她留在上海,以免“丧失公私威信”;如果把她押来重庆交保释放,那么孙科今后“不得再与其同居”。孙科潜行一事,最后就以这样的处理方式而告终。

孙科回到重庆了,山海关也于1945年11月16日被国民党军队攻占,进出东北的门户重新开启。此后,苏联因为受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约束以及美国的压力,也做出了一定的让步,同意国民政府接收东北若干省份及城市的行政权力。这时,蒋介石才感到松了一口气。对于“孙科潜行,由京折回”一事,蒋介石认为“此乃本党内部转危为安之关键”,“此一大阴谋,竟能无形消弭,若非上帝佑华之恩”,决不能如此容易改变。

孙科所谓“潜行”、“另组政府”的“阴谋”是消除了,蒋介石是安心了,然而,国民党内主张和平解决国共问题的政治派别却由此受到打压,蒋介石从此一意孤行,在东北、苏联和中共问题上都采取强硬的对抗立场,最终挑起了内战。历史已经证明,蒋介石坚持反共、反苏,是极大的错误和反动,这不是其幸,而是其大不幸![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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