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 来自- 宋朝的一个时期 免费编360百科辑 修改义项名

南宋​金人领袖完颜阿骨打建立金国。宋徽宗认为有机可乘法排溶赶对钟黑而去，便派使者向金提出联金灭辽事宜。宋攻燕京，无功而返。金攻陷临潢府，辽亡。宋付上巨额胶赎款给金，以换取燕京等地然适粉龙还独集的执在。金借口北宋收容金叛将与辽遗臣，分兵南下，趋汴梁。钦宗即位，与金人和议，金人解兵北归。次年，即靖康二年（1127年），金磁末则师什言茶练右五人南下，攻陷东京（今河南开封）调迫晶曲烈战北读，掳走宋徽宗、宋钦宗北去，史称“靖康之变”，北宋覆亡。[2]

公元1127年，金国从东京撤军，立张邦昌为楚皇帝。张邦昌在万般无奈之下以孟太后之名，下诏立赵构为帝。靖康二年五月初一（1127年6月12日），赵构饭集重起资间胡参富但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建立南宋。叛臣张邦昌却以护国有功为名，被封王。高宗即位的第二年（1128年），金国又继续大举南侵。于公元1129年金国又伟秋立刘豫为帝，国号齐，以加强对黄河以南地区的统治。

宋高宗在位初期年轻力壮，有意抗金，收复河山，重用主战极景派，以李纲、宗泽为相镇守汴梁。曾多次大败金兵，令局面稍为稳定。但是，后来高宗没有对抗金朝的决心，听信主和派的建议罢免了李纲、宗泽等人。高宗南逃扬州，不久宗泽亦忧愤而死。

金完颜宗弼挥军南下，宋高宗南逃至临安（今浙江杭州），把杭州升为临安府，以备日后建都。金完颜宗弼继续挥军南下，宋高宗乘船出海避难。南宋将领韩世忠率八千精兵，围困五千金军在黄天荡四十八天，史称黄天荡之战。[3]

宋高宗赵构，由于害怕军人战胜回朝会专横难制南宋皇城图，而且亦担粮坚但磁院查即过快剧心宋钦宗回朝继承其死后的帝位（当时高宗因不能生育而绝后），在1138年任秦桧为相，向金推行求和政策。秦桧首先削息区觉新复某父岩去抗金将领韩世忠的兵权。113直8年宋金初次协议，南宋取回包含开封的河南、陕西之地，可说是外交一大胜利。1140年，金朝撕毁协议，金兵分三路南侵，重占开封与陕西等地，宋军在许多抗金名将指挥下，取得辉煌战果。尤其是岳飞在郾城与金兵将领完颜宗弼会战，力挫金兵，乘机进兵朱仙镇，收复了黄河以南一带，与开封只有四十五里。后来，高宗听取了秦桧意见，以十受难态夫现规轴线识仅金二面金牌下令岳飞班师回朝，岳飞星室读七服从命令。在1142否年1月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岳九飞父子。宋高宗与金国签订《绍兴和议》，以向金国纳贡称臣为代价，换回了东南半壁江山的统治权。

1149年，金海陵王完颜亮（1122年―1161年）发动政变，自立为帝。经过12年的准备，1161年（绍兴三十一年）5月完颜亮南侵，企图灭宋。宰相陈康伯主导抗金大计，危难之际，要求高宗下诏亲征建康（回更倍今江苏南京）。10月，宋将李宝率舟师以火攻全歼金水军于胶西陈家岛（或唐岛，又言力题机岩分离谈怀得称陈家岛海战）。11月，宋中书舍人虞允文于采石（建康西三四十公里，今马鞍山）以建康守军败金兵，完颜亮移兵员斤纸云止瓜洲（今江苏扬州），宋军刘琦、杨存中冷布信威单在镇江（建康东七八十公里侵尔士边西川）严密防守。完颜亮渡江失利，11月下旬，为部将所弑。南宋取胜。双方动员的兵力在70万至80万。

自流号套县感某抓置参众满金海陵王南侵失败后，南宋北伐的声音高涨。宋高宗决定禅位于养子赵昚。是为孝宗，赵昚是宋太祖赵匡胤的次子秦王赵德芳的六世孙，自此宋朝的帝位由太宗的子孙转到太祖的子孙的手上。

在1164年12月，张浚控耐降再用林只县北伐失败后，签订《隆兴和议》（又名《乾道和议》），把原本向金称向既磁氧向听裂站肉业臣改为叔侄关系，金为叔，宋为侄，金改诏表为国书，岁贡改为岁币，减少贡献，割让秦州及商州，维持疆界。绢贡献由25万减至20万，岁币减至20万银两。

宋孝宗起用虞允文、周必大等人，朝政较为安定。宋高宗虽然退位，但在幕后对经常探访的宋孝宗施加压力，安插亲信于朝廷。

宋高宗死后，宋孝宗决定让位给皇子宋光宗赵惇，退位为太上皇。

宋光宗即位后，由缺推五胡院于体弱多病，而皇后李氏恃光宗生性懦弱，任何事要取着显或获料推板决于她。光宗更赐李家家庙、追封及授与李家官爵。加上光宗在李氏的影响下，对孝宗的情况不闻不问，丧礼几乎无人主持。于是枢密使赵汝愚借光宗手谕“历事岁久，念欲退闲”八字，在高宗吴太后的外甥韩侂胄的联络下请吴太后出面宣布光宗退位。立光宗子嘉王赵扩继位。是为宋宁宗，称为绍熙内禅。

宋宁宗渐渐信任韩侂胄，韩侂胄排挤赵汝愚等人专断朝政。而且又引发庆元党禁，把朱熹等人排挤。在1206年，韩历侂胄北伐，后来被金击退。在1208年，签订《嘉定和议》。两国改为伯侄关系，宋由贡献岁币及绢由文限松唱句多20万增至30万，宋赔偿300万军费。金放弃占领族排迅言的大散关、濠州，献上韩侂胄首级。

宋宁宗在史弥远的协助下，诛杀韩侂胄，自此宋宁宗起用史弥远，史弥远专政，在宁宗驾崩时因知晓皇子济国公竑对自己不满，他矫诏拥立宋理宗，也因此功，更加掌握大权，理宗登基后将所有国家事物星式父表衡排都交给史弥远，自己对政务完全不过问，史弥远专政二十多年，南宋政治营止计日渐腐败。理宗亲政后，在政事交给丁大全处理，后来更信任贾似道，种下南宋灭亡的原因。

公元1214年7月，南宋皇帝宋宁宗接纳真德秀的奏议，决定从此不再向金贡纳“岁币”，而此时，金已遭受蒙古的打击，被逼由燕京迁都至开封。为了扩大疆土以弥补被蒙古侵占的地域，金以宋不再纳岁币为名营夜养商件拉配艺且书满，出兵南侵，南宋则与蒙古协议联手击退金军，南宋可获河南作回治观是盟报。

在1232年，南宋攻下金的郑州、开封、唐州等地。金哀宗在东京失守后逃往应天客故九深兴东九府，再逃至蔡州。哀边宗向宋理宗提议联手抗蒙，向理宗说明“唇齿相依，唇亡齿寒”的道理。但即位不久的理宗在国家及民族仇恨和耻辱下，及在朝臣的建议，当中仅有赵范反对，并没有理会哀宗要求，继续伐金。公元1234年，金国蔡州被蒙宋联军攻陷，金哀宗自缢，金国覆亡。南宋在失去金朝作为屏障后，却面临比金更强大的蒙古南下威胁。

早在窝阔台三年（123降沿片年布今很帮1年）蒙军就入侵南宋之川陕四路所辖的汉中地区，在窝阔台七年（1235年）开始全面入侵宋，蒙军首次南侵，被击退。蒙军并不甘心失败，于次通年9月和第三年两次分三道南侵，其前部几乎接近长江北岸。由于宋军奋勇作战并拥有优势水军，打败蒙军，再一次挫败蒙军度江南下的企图。而后，南宋军民又在抗蒙将领孟珙、余玠、赵葵、侵广兰杜杲、曹友闻、张钰、向士璧食参斯内、曹世雄等人的指挥下，多次击败蒙军，使其判位香段圆往起草不得不企图绕道而行。

1239年宋军收复被游玉台重看六蒙古军占领的襄阳和南宋顺昌之战其他地区。

1245年蒙古军越过淮河以南入侵宋。

蒙哥汗八年（1259年）7月发生钓鱼城之战，卫转兰以担医跳权蒙古大汗蒙哥在占战合州受宋军的流矢所伤因而死于苗打酸克属军中。其弟忽必烈正于鄂州与宋军交战，听到消息后，立即准备撤军以便夺取大汗之位，而此时南宋贾似道无耻地派人与忽必烈议和，以保太平。这样忽必烈直接返回北方自立为汗。

贾似道回国后，隐瞒自己与蒙古割地议和一事，在其姐贾贵妃的协助下，使理吃改刘感盾续差宗罢免宰相丁大全，任命贾似搞京志道执政。贾似道讨好边境守将，隐瞒割地议和一事，更拥立皇侄建安郡王继位，是为度既宗，贾似道权势更盛。

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回到北方之后，派遣使者郝经赴南宋找贾似道继续谈和，但是被贾扣押在真州（今江苏仪征）。至元四年1267年，忽必烈下令攻打南宋的重镇襄阳，是为襄樊之战。宋军利用汉水把资源源源不绝送入城内，才能坚守城池。守将吕文德及吕文焕坚守城池六年，贾似道派了范文虎及李庭芝援助，但两者之间不和。贾似道封锁了所有蒙古南侵消息，皇帝并不知此事。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在中原建立大元帝国。在至元九年（1272年），张顺、张贵两兄弟的义兵曾血战元军。在至元十年（1273年），樊城失守，襄阳城破，宋军继续巷战，吕文焕最终投降，六年的襄阳保卫战结束。度宗在蒙古大军南侵的情况下，得病驾崩，恭帝德祐元年（1275年）贾似道在太皇太后的压力下，不得不率兵亲征，但贾似道抛弃其统领的13万精兵乘小船逃走，南宋军队大败，结果在朝野的压下，贾似道被贬，中途被杀。

元军南侵过程中，宋人也拼死抵抗，池州赵卯发，饶州唐震、江万里相继殉国，太皇太后谢氏遂下哀痛之诏，号召天下勤王，张世杰、文天祥、李芾率兵入援。

至元十三年正月十八（1276年2月4日）元军攻占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俘5岁的南宋皇帝恭宗。此时的南宋全境已纳入元朝版图，但是南宋残余势力陆秀夫、文天祥和张世杰等人连续拥立了两个幼小的皇帝（端宗、幼主），成立小朝廷，元军对小皇帝穷追不舍，不断逃亡至南方，经过香港，端宗因病逝世，而另立幼主，逃至新会至南海一带。文天祥在海丰兵败被俘，张世杰战船沉没，走投无路的南宋残余势力终于在至元十六年二月初六（1279年3月19日）随着崖山海战失败及陆秀夫负刚满8岁的小皇帝跳海而死而彻底灭亡，四十八年与蒙的抗衡完结。

自此赵宋宗室在中国319年的统治失去政权，无法光复。[1]

在北方影响最大的是南宋的特色文化——理学。大约在南宋开禧年间前后，也就是在金王朝迁都汴京前后，理学著作陆续传入北方，像尹焞《论语解》、胡安国《春秋传》、张九成《论语解》、林之奇《尚书全解》、夏僎《柯山书解》、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张栻《癸巳论语解》、吕祖谦《左氏博议》、刘子翚《圣传论》、叶适《水心别集》等一大批南宋理学名著，都传至北国，引起赵秉文、麻九畴、杨云翼、李纯甫、王若虚等北方一流文人的广泛关注，产生了很大影响。赵秉文、麻九畴甚至“自称为道学门……”（《陵川集》卷二十六《太极书院记》）。南宋理学著作直接促进了北方理学的兴起和发展。一方面，北方文人编纂、翻刻南宋理学家著作，如有位叫傅起的文人将张九成《论语解》《孟子传》《中庸说》《大学说》等书经删节后汇集成《道学发源》一书，以广流传，赵秉文、王若虚分别为之作《道学发源引》《道学发源后序》，予以宣传。赵秉文自己还亲自动手，著有删集《论语》《孟子》解各十卷。另一方面，一些北方学者开始撰写理学类著作，表现出自己的思考。像麻九畴隐居遂平西山，潜心研究《易》学和《春秋》，享誉一时，赵秉文撰有《易丛说》《中庸说》《扬子发微》《太玄笺赞》等多种著述，阐发他对道的理解，可惜这些著作都已失传。南宋理学之所以能在北方盛行一时，是因为它适应了金源统治的需要。南宋理学家有关《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的阐释，现实政治性相对较弱，与金源统治者尊崇、提倡儒家经典的思想基本一致，如金世宗令人翻译五经，要让女真人“知仁义道德所在”，金熙宗本人“颇读《论语》《孟子》《尚书》《春秋左氏传》”。在这种背景下，南宋理学自然能畅通无阻。

北方学者不是简单地追随或者附和、发挥南宋理学家的言论，更多的是展开对南宋理学家的思考。在南宋，批评理学家的仅有郑厚等个别人，其《艺圃折衷》排斥孟子，离经叛道，被朱熹等人斥为“邪说”（《朱子语类》卷一二三）。在北方，李纯甫推扬郑厚之论，以郑厚的传人自居，自称“自庄周后，惟王绩、元结、郑厚与吾”（《归潜志》卷一）。他信奉佛教，为了批判理学，特意针对南宋人的《诸儒鸣道集》撰写《鸣道集说》一书，“就伊川、横渠、晦翁诸人所得者而商略之，毫发不相贷，且恨不同时与相诘难也”（《中州集》卷四），因而常有一些偏激之论。除李纯甫之外，对宋儒展开诘难的还有王若虚。他的《五经辨惑》、《论语辨惑》、《孟子辨惑》主要是针对宋儒而发，特别是针对南宋理学家而发。张九成、朱熹、胡安国、吕祖谦、叶适等人都是他的辨驳对象。不过，他比郑厚、李纯甫要正统一些，他的诘难也更加中肯准确。如对待郑厚，他像多数宋人一样，批评郑厚偏颇失当：“郑厚小子，敢为议论，而无忌惮。汤武、伊周至于孟子皆在所非，或至诋骂。至汉祖萧曹平勃之徒，则尊为圣贤而亟称之，复以欧公讥病唐太宗为薄，佞夫之口，其足凭乎？”与宋儒不同的是，他能摆脱宋人那些不切实际的高论或牵强附会之说，从人之常情出发，重新审视宋儒的观点，表现出更加务实的倾向，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论语·乡党篇》记载的主要是孔子饮食起居的日常生活，张九成《论语解》等著作却从中发掘微言大义，夸大其辞，认为《乡党》能与《春秋》相表里，说什么“不学《乡党》，无以知《春秋》之用；不学《春秋》，无以知《乡党》之神”（《横浦集》卷四《乡党统论》）。王若虚严辞批评其穿凿迂曲、夸诞不实。他对宋儒的批评，正如《四库提要》所说，“足破宋人之拘挛”。

文学方面，南宋文学也带动北方的发展。这在小说和诗文评方面较为明显，因为小说和诗文评的政治性相对较弱，读者面较广。洪迈的《夷坚志》以鬼神怪异为主，洪迈的《夷坚志》北传时间较早，淳熙十三年（１１８６）章森出使金国，北方的接伴使就关心地问道，《夷志坚》“自《丁志》后，曾更续否”（《宾退录》卷八）。由此可见《夷坚志》在北方的巨大影响。在这种心理的期待下，后来便有了元好问的续作——《续夷坚志》的问世。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是南宋最重要的诗话之一，可谓是诗话的资料库。该书传入北方后，受到人们的欢迎和重视。北方最著名的《滹南诗话》与《苕溪渔隐丛话》关系就非常密切。《滹南诗话》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资料来源于《苕溪渔隐丛话》。王若虚的辨驳相当一部分是针对包括胡仔在内的南宋人而发。也就是说，南宋诗话是《滹南诗话》写作的重要背景和前提。此外，南宋的杜诗研究也在北方有较大的反响。赵次公的《杜诗证误》、无名氏的《千家注杜诗》、鲍彪的《杜诗谱论》、杜田《注杜诗补遗正谬》、徐宅《门类杜诗》等杜诗研究著作先后传入北方，直接推动了北方杜诗学的发展。元好问正是在南宋杜诗学的促进下，编纂《杜诗学》一书，率先提出杜诗学一词，从而翻开杜诗研究的新篇章。

南宋的诗歌成就很高，尤、杨、范、陆并称为中兴四大诗人。其中范成大曾出使过北方，途中写下了著名的使金绝句七十二首，只是他的这些诗歌在北方无人论及。四大家中有直接可靠文献记载的仅有杨万里一人诗歌传入了北方。诚斋体以自然界为表现对象，独树一帜，受到李纯甫等人的喜爱。李纯甫公开称赞诚斋体“活泼剌底，人难及也”，可是在李纯甫现存诗歌中，几乎看不出丝毫诚斋体的影子，倒是在稍前的王庭筠、赵秉文诗中有一些近似诚斋体的写景之作。随着金王朝国势的日益危殆直到灭亡，轻松活泼的诚斋体越来越不适应金末的现实，注定要被人们所冷落。元好问在《又解嘲》诗中说：“诗卷亲来酒盏疏，朝吟竹隐暮南湖。袖中新句知多少，坡谷前头敢道无？”其中的竹隐、南湖，据钱钟书先生解释，是指南宋推崇并效仿诚斋体的诗人徐似道和张鎡。该诗意思是说，徐似道和张鎡那些新巧的诗歌在苏、黄二人面前，还值得一提吗？元好问借苏、黄二名家来弹压徐、张二人的新巧，不免有以大压小、多此一举之嫌，他也许是借弹压他们来弹压其背后声名显赫的诚斋体。在元好问的诗歌中，也没有效仿诚斋体的迹象，说明诚斋体在北方的实际影响越来越小。诚斋体之外，陆游的诗歌也很可能传入北方。清人翁方纲将陆游与元好问并列，称“天放奇葩角两雄”，但除钱钟书《谈艺录》拈出他们两句相似的诗句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直接的文献可以证明元好问读过陆诗，或受到陆诗的影响。受敌对政权的限制，政治性特别强的陆游诗歌不可能为北方文人所公开接受。总体来看，高扬爱国主义旗帜的南宋诗歌与金源的官方意识严重抵触，对北方诗歌没有产生多少直接的作用。

词体由于自身性质与诗歌不同，向来被视为小道，所以相对自由一些。出身北方的辛弃疾词虽然多抗金复国之言，传回北方后，反而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金亡第二年，刘祁即称赞其功业文辞，后来元好问更是将辛词推崇到很高的地位，称“乐府以来，东坡为第一，以后便到辛稼轩”。应该说，辛词对元好问为首的金末词坛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元好问词之所以被认为“足以追配稼轩”，就在于它得益于稼轩词的沾溉。

在各体文学样式中，南宋散文成就成就较低，远不及北宋，加之北方人难以接受散文中强烈的民族情绪，所以在北方影响很小，王若虚曾提及孙觌的《谢复敷文阁待制表》，从文体的角度予以严厉批评，并据此得出“宋自过江后，文弊甚矣”（《滹南集》卷三十七）的结论。

史学方面，南宋王称《东都事略》、胡寅《读史管见》、吕祖谦《大事记》《吕氏家塾通鉴节要》等书传入北方，其中后三种都是《通鉴》学方面的著作，可见这类著作在北方影响较大。北方蔡珪、萧贡、完颜璹等人非常喜爱《资治通鉴》，各有专长，所以南宋《通鉴》学一入北方便受到人们的关注。赵秉文为吕祖谦未能最终完成《大事记》而深感惋惜，在诗中说：“伤哉绝笔《大事记》，读经未了已亡身。”（《滏水文集》卷九《和杨尚书之美韵》）。金亡之后，北方的《通鉴》学发展很快，出现了元好问所说的“武臣宿将讲说记诵”的热门现象，随之还出现了《陆氏通鉴详节》、《集诸家通鉴节要》等《通鉴》学著作。

除以上几方面之外，南宋的政治制度、礼仪文化、艺术等方面对北方也会有一定的辐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