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3-22 18:2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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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颖超 - 周恩来夫人 锁定

邓颖超(1904年2月4日—1992年7月11日),周恩来夫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著名社会活动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她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毫无保留地奉献了自己的一切。她是20世纪中国妇女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国妇女的骄傲,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声誉,深受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人物关系

基本信息

  • 中文名

    邓颖超

  • 别名

    邓玉爱、邓文淑

  • 国籍

    中国

  • 出生日期

    1904年2月4日

  • 逝世日期

    1992年7月11日

  • 丈夫

    周恩来

折叠 人物简介

邓颖超邓颖超邓颖超(1904年2月4日-1992年7月11日),曾用名邓玉爱、邓文淑,河南省光山县人,出生于广西南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总理周恩来的妻子。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八至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曾任全国妇联副主席、名誉主席,中纪委第二书记,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六届全国政协主席等职;她还是邓小平主政时期的“中共八大元老”之一。[1]

1992年7月11日,在北京病逝。

折叠 生平经历

折叠 学生时代

在邓文淑考入直邓颖超邓颖超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今天津美术学院)后,老师为她改名“邓颖斌”;但她自己又改为“邓颖超”。1919年爆发五四运动,时年15岁的邓颖超积极发动同学参加到这场爱国运动中;她和郭隆真、张若名等人组织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自任执委、兼讲演队队长;走上街头,宣传鼓励各界妇女参加运动。后来,她和来自其他学校的学生——周恩来、马骏等人组织了觉悟社。

折叠 社会活动

青年时代的周恩来和邓颖超青年时代的周恩来和邓颖超1920年后,邓颖超先后在北师大附小、天津“达仁女子小学”任教。1923年她和觉悟社社员李峙山成立“女星社”,继续从事妇女社会活动;还于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3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出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长。

1925年,邓颖超来到广州后,出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部长。当时中共中央鼓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邓颖超也是其中之一。1926年,在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有八位中共党员进入国民党中央,其中就包括邓颖超和毛泽东等人。当时,邓颖超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并在中国国民党妇女部为部长何香凝担任秘书。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件,许多中共分子被捕,邓颖超不得不拖着难产后还尚未恢复的病体,辗转寻找当时在上海的周恩来。

来到上海后,邓颖超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妇委书记、中共中央直属支部书记等职;和周恩来一起在上海工作。1928年,她还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共领导人顾顺章、向忠发相继叛变后,邓颖超协助周恩来和中共机关度过了危险;两人又先后辗转到达了江西瑞金。

1931年底,周恩来进入瑞金后即出任中共中央的重要职务。邓颖超半年后来到瑞金,就主动淡出了领导层,默默支持周恩来工作。在瑞金期间,邓颖超历任中共中央局秘书长、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机关总支书记等职。1934年,她带病随部队参加长征。

折叠 抗日战争时期

青年时代的周恩来和邓颖超青年时代的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到达陕北后,邓颖超又先后出任中央机要科科长、中央白区工作部秘书、中华苏维埃政府西北办事处内政司法部秘书等职。抗日战争爆发后,邓颖超跟随周恩来在武汉、重庆等地从事统战工作,并先后出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妇委委员、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妇委书记等职。1938年1月,她当选“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常务理事;同年3月,和沈钧儒、郭沫若、李德全等人共同倡议组建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并出任该会的常务理事;5月,参加起草了《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大纲》;6月,又和周恩来、董必武等人出任“国民参政会”中共方面的参政员。

1943年7月回到延安后,邓颖超接受了“整风运动”的考验,曾在中央党校一部进行学习。1945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颖超和蔡畅、陈少敏作为仅有的三位女性,一起进入中共中央委员会;并出任中共中央妇委副书记、兼解放区妇联筹备委员会副主任。

折叠 国共内战时期

抗战胜利后,邓颖超又作为中共唯一的女代表,出席了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1946年,她当选为国际民主妇联理事。自1947年3月起,她历任中共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妇委代理书记等职。1949年6月,入选全国政协筹备委员会委员,成为《共同纲领》起草小组的成员之一。后来,受毛泽东、周恩来的委托,亲赴上海,邀请宋庆龄到北京参与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折叠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在中华邓颖超和毛泽东邓颖超和毛泽东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邓颖超先后当选为全国妇联第一至三届副主席,第四届名誉主席;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自中共八大以后,邓颖超一直是中共中央委员,但始终没有担任政府职务;直到1976年丈夫周恩来逝世后,才再次回到了中共的政治舞台。于当年12月,在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被增补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在1978年3月,连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后,邓颖超于当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出任刚恢复设立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并同时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此后不久,邓颖超利用早年和国民党方面的接触和联系、以及她在统战工作中的人脉和声望,全面出掌中共中央对台工作,并兼任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1983年6月,年近八十高龄的邓颖超,当选为第六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此外,她还曾兼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名誉会长、中国三S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名誉会长等职。1985年9月,邓颖超主动申请辞去了中共中央委员的职务;并在1988年4月全国政协主席一职任期届满后,离职休养。[2]

折叠 家庭背景

邓颖超晚年邓颖超晚年邓颖超出生在一个晚清地方官吏家庭。父亲邓庭忠曾官任南宁镇台。母亲杨振德,出身官宦世家,从幼学习中医。在杨振德嫁给邓庭忠的第三年里,生下女儿“邓文淑”(即“邓颖超”)。由于传统“重男轻女”的思想,邓庭忠要将女儿送人,杨振德以死抗争。

在邓文淑三岁时,父亲因得罪上司遭到陷害,被流放新疆;随后,客死异乡。杨振德决心独自把女儿抚养成人。他们曾先后辗转广州、上海等地,过着颠沛流离的日子;最后在天津落脚。杨振德以行医和当家庭教师为生,日子清贫,但却丝毫没有放松对女儿的教育。邓颖超因此,深受母亲的性格影响。2005年,天津电视台拍摄了《邓颖超和她的妈妈》的18集电视剧,展示了从邓颖超出生到母亲去世的36年中,母女的坎坷经历和不平凡的生活。

折叠 情感生活

折叠 周恩来

邓颖超和周恩来,邓颖超相濡以沫周恩来,邓颖超相濡以沫周恩来是在“五四运动”中相识的。两人在中学生涯分别就读女校(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和男校(天津市南开中学),同样有参与学校的话剧团,他们在话剧团内有份儿参与的话剧也同样有闹“角色性别脚色荒”(女校没男生饰演男角/男校没女生饰演女角),而他们的相貌条件又同样被认为适合饰演跟自己性别不同的角色,因此他们也同样在中学时期于话剧团内反串起来。

在周恩来赴法国求学后,二人保持书信往来。直到1923年的某天,邓颖超收到周恩来寄来的一张明信片。在这张印有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画像的明信片上,周恩来写道:“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一样,一同上断头台……”这时,才确认了两人间的关系[3]。两年后,在周恩来回国后不久,1925年8月8日,邓颖超和周恩来在广州结婚。

邓颖超和周恩来都不避讳地承认两人的结合首先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其次才是“一个屋檐下的伴侣”。周恩来曾对家中晚辈说,当时自己在法国有一个女朋友,但是他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那个人不合适。

折叠 无儿无女

婚后不久,邓颖超发现自己怀孕了;为了工作,她背着周恩来将孩子打掉了。一年后,她再次怀孕,临近生产时发现,胎儿过大而且难产,刚生下来就夭折了。此时,政治环境发生逆转,中国国民党开始对共产党进行搜捕。邓颖超在母亲的陪同下,不得不离开广州。由于难产后得不到休息,身体损伤很大;后来,医生判定邓颖超很难再有怀孕的可能。建国后,著名妇产科大夫林巧稚曾建议她做输卵管疏通手术,以增加生育可能;但邓颖超最终还是选择了放弃。所以,她和周恩来一直没有子嗣。但是,他们收养、照顾了很多中共革命烈士的子女,其中包括在文革中惨死的艺术家孙维世、以及后来担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等。

折叠 社会评价

周恩来与邓颖超周恩来与邓颖超邓颖超同志一生追求真理。她少年时就立志救国,在天津读书期间曾发出“振起精神,谋国家之进步”的誓言。1919年,她投身五四爱国运动,同周恩来等人共同发起组织进步青年团体———觉悟社,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忱和坚定的革命精神。1925年3月,邓颖超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此后,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她都勇于探索、不懈奋斗,经受住各种艰难困苦的考验,始终保持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表现出共产党人坚忍不拔的奋斗精神。[4]

邓颖超同志是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和卓越领导人。她曾担任第一、二、三届全国妇联副主席,第四届全国妇联名誉主席。她不止一次地说过:“我对妇女工作的关心和责任,一直承担到生命的终止。”她坚持“只有求得社会解放与民族解放,妇女才能得到解放”的观点,始终把推动妇女解放作为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来完成。她参与领导起草的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成为中国妇女获得婚姻自由等权益的法律保障。她很早就致信党中央提出节制生育的意见。她还参与制定并积极贯彻党的妇女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重视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积极培养妇女干部,热情鼓励优秀妇女和先进典型,号召广大妇女奋发图强,做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新女性。邓颖超同志为增进中国妇女同各国妇女的友谊、推动世界和平运动做了大量工作,赢得了各国妇女的敬重。[5]

邓颖超同志为党的统一战线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她以共产党员身份参加国民党中央妇女部的工作,同部长何香凝真诚合作,联合和组织各界妇女投身国民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她先后担任国民参政会中共方面唯一的女参政员和唯一的女政协代表,为坚持抗战、团结、进步,争取国内和平进行了不懈努力。她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她积极推动落实党关于民族、宗教、华侨和知识分子的各项政策,致力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定地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为开创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和政协工作的新局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受到各界人士的信赖和尊敬。邓颖超同志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协助周恩来同志积极开展对台工作。1979年12月,她担任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后,认真贯彻落实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推动海峡两岸的交流和交往,为祖国统一大业倾注了大量心血。

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延安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延安邓颖超同志是实践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楷模。她始终坚持党性原则,严守组织纪律,襟怀坦白,光明磊落,艰苦奋斗,廉洁奉公,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始终保持人民公仆的本色。她始终坚持严以律己,功高而不自满,位高而不自居,一贯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待人诚恳,严格要求亲属不搞特殊化,为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作出了表率。

邓颖超同志敢于坚持真理、抵制错误。“文化大革命”期间,她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协助周恩来同志保护了党内外一大批干部和知名人士,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

邓颖超同志始终坚持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革命精神。改革开放以后,她不顾年事已高、体弱多病,仍以顽强的拼搏精神继续为党和人民兢兢业业地工作。她积极参与党和国家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制定,为确立和贯彻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新时期我国对外友好事业作出了巨大努力。“春天过后不是秋,何必为年龄发愁,你的生命要与人民的事业结合起来,白发就上不了你的头”这是邓颖超同志喜爱的诗句,也是她晚年精神风貌的生动写照。1988年,邓颖超同志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仍以活到老、学到老、革命到老的精神,关注着党和国家的命运,关注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她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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