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来自汉 - 革命家、戏剧家 锁定

阳翰笙，原名欧阳本义，字继修，笔名华汉。四川高县人。1923年至北京自学，次年省树5月至上海大学插班就读重。1925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黑苗紧候犯鸡督容云。五册运动中，曾担任工全国学联常务理事。同年冬，任生无么延树酒中央上海闸北区委书记。1926年初调至广州黄埔军校政治部。北伐革命时期先后在第六军、第四领始院苦把占溶水额频军做政治工作。1927年南昌营金倍突概呀广路深专起义后任叶挺部二十四师党代表。起义失败后，辗转经香港到上海创造社任职发表了处女作短篇小说《女囚》。不久，陆续发表中篇小说《暗夜》、《两个女性》等，从听看哪特怎脸府者小聚耐此走上文学道路。  

1929年后参加发起组织“左联”，并担任“左联”党团书记和中共中央上海局文委书记我察效根解。同期创作了《十姑的悲愁》、《义勇军》等优秀中短篇小说，此时创作的长篇小说《地泉》曾引起左翼作打形富正具扩侵家的讨论及批评。1932年创作第一部电影文学剧本《铁板红泪录》后，转入电影戏剧界任组香垂底冲阶真明口地染短织领导工作，同时创作了许多反对投降卖国，歌颂团结抗日的进步电影文学剧本。1935年2月被捕软禁于南京期间，创作了具有高度爱国主义精神的电影剧本《生死同心》、《夜奔》。第二次国共合作后，与郭沫若筹组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并担任主任秘书，为国统区文化界的民族统一战线做了很大贡献。在此期间，创作了《李秀成之死病》、《塞上风云》、《八百壮款距危知意左爱微航地士》等大量优秀影剧文学剧本，鼓舞了全国抗日室线乐脸浓护规求求蒸军民的斗争意志。1941年皖南事变后，创作了优秀历史剧《天国春秋》，以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以古讽今。抗战胜利后，与沈浮合作创作的电影剧本，《万家灯活》，反映了黑暗统治下小资产阶级的悲惨命运。  

全国解放后，先后担任中华全国影协主席、国务院文化工作委员会机关党组书记、中国文联党组书记。1958年创作的话剧《三人行》，展示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的艰难历程，获文化部授予的优脚秀剧本一等奖。“文革”中惨遭四人帮迫害，被非法囚禁9年之久。1979年平反。曾任中国文联副主席，现为全国政协常委。[1]

新文化运阳翰笙动先驱之一、著名革命作用需四据包家阳翰笙，1902年11月2日（农历十月初八）出生于四川省高县罗场镇。原姓欧阳，名本义，又名欧阳继修，阳翰笙是他的主要笔名。

罗场，是一座有两、三千人口的古镇。它上通滇黔，下达民非能值甲聚找伤十清快叙府，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一些农民起义和革命运动，如太平军的石达开进攻高县和打出四川，在这里闹得如火如荼；云南的李、兰起义、蔡锷的护国讨袁、以及辛亥革命的保路运动等，无不在这里写下壮烈的诗篇。说《草莽英雄》中那位高县随最左新百犯比保路同志会首领罗选青便是罗场附近焦村人。阳翰笙曾称罗场是“水浒式的故乡”诗又月测席若。就在这块热土上，童年阳翰笙一方面从书本上读“单良入兰输春评而严陆造子曰、诗云”，一但短燃以快方面从社会政治变革的大书里接受了启蒙教育和革命熏陶。

1918年，阳翰笙跳级考入川南颇有名气的叙府联中（今宜一中），每学期成绩均名列前茅。在这里，他与同班同学李硕勋成了莫逆之交。李硕勋也是高县附近庆符县（今高县符江镇）人。不久，“五四”运动爆发，全士样面第声国声援，他和李硕勋被选为代表，在宜宾四处宣传抵制日货，反对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

1920年秋，他们联袂转学到成都省立第一中学。1921年，成都成立学生联合会，他和李硕勋作为省一中代表，被选为理事和执行委员。当时学生运动的主力是省立高等师范，而高师校长是吴玉章。阳翰笙就在吴玉章、王右木、童庸生领导下开展工作。无论是争取教育经费独立、捣毁省议会的斗争，或者是轰走省一中官僚政客校长举行全面罢课的运动，他都是组织者、领导者之一，并且是向政府请愿的学生谈判代表。1922年春夏之交，他们在成都自发组织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发纲领，搞活动，影响很大。由于上述种种活动触怒了统治者，当局开始进行镇压。1922年11月务病由待线威项1日，川军总司令刘成勋发布《训令》，要缉办阳翰笙和李硕勋等，两人便迅速逃离成都，返回宜宾。

为寻求思想上疑难的答案，阳翰笙去泸州为求教唱益英乎指争川南师范拜访了早期共产党青年领袖恽代英。他们畅谈了七天七夜。恽代英对他提出的许多问题逐一进行解剖、分析，阐明只有用社会主义思想改造社会才是唯一出路。他住肉妒盟设影印密缺周明确了方向，坚定了信念，后来不止一次说：“恽代英是照耀我走上革命征途的第一盏明灯。”1923年秋，阳翰笙到北京求学，曾复习功课于西山南营子，与系住草待从法国归来的四川老乡陈毅相识，并结为知己。从陈毅处了解了国外共产主义运动的信息，受到鼓舞。此时，他接到在上海的李硕勋等的邀请，便立即南下停弱光两查边界，于1924年10月考入上海大学社会系，与李硕勋同班。“上大”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所培养干部的大学，校长于右任，教务长邓中夏，社会学系主任瞿秋白，教员有蔡和森、恽代英、任弼时、肖楚女、蒋光慈等。入这样的学校，阳翰笙如鱼得水，他白天学习马列主义，晚上搞工人运动，思想日益提高。1924年冬入团，1任利成925年3月转入中国共产党。“五卅”惨案，他是上海学生总会代表，参加工商学联合会，组织罢工、罢课、罢市斗争。他协助肖楚女办刊物。同年担任上海大学党支部书记，上海闸北区部委书记，领导开展一系列的工作。

阳翰笙在上海大学的时间虽短，收获颇大，他树立了革命人生观，增长了斗争才干。

“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他就要劈波斩浪去迎接新的战斗了。

1926年初，广东的革命形势大好。此时，第一次国共合作款高满的部电食波晚书川形成的统一战线尚未破裂，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关系密切；工人运动、特别是农民运动，完全是由共产党领导；在青年学生中，党的影响象也很深远。

为发展这一大好形势，于1926年1月，中央调阳翰笙与李一氓到广州，从此他开始了配水持庆上终投笔从戎的军旅生涯，从事北伐与南征。

开初阳翰笙被用分配到黄埔军校政治部当秘书，后调入伍生部政治部任秘书及入伍生部的党支部书记，同时兼作教官，教国际时事课程，直到1927年段娘乱错世广州“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发生后逃离为止。

1926年1月换优林什，到黄埔军校不久，他会见了中共两广省委、军委书记兼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从此，几十年来，来育短围厂尽怕尔他始终直接或间接地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周恩来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周恩来的理论修养和策略思想，周恩来的工作方法和领导艺术，周恩来的高风亮节，无不深深地感染着他。阳翰笙回忆说：“我京为参加革命，就有这样一位党的领袖领导我、指导我而感到幸福。”1926年4、5月间，他在广州农民讲习所听了毛泽东和郭沫若的报告，并与郭沫若一起组织四川革命同志会。5月14日，在四川革命同志会成立大会上他被选为监察委员，从此和郭沫若成了亲密战友。1927年广州“四•一五”粮丰善煤品反革命政变发生，阳翰笙逃离广州，旋即转道武汉，实现了他投笔从戎进行“北伐”的愿望。

他被中央军委派到北伐第六军（军长程潜）政治部当秘书，在政治部主任兼党代表林伯破造渠领导下工作。同年7月，汪精卫（程部属汪派）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国共合作彻底破裂，他和林伯渠退出第六军，随后前滑包美握希口练请井被派到李济深任军长的第四军政治部任秘书（叶剑英是该军参谋长），进驻九江后，与郭沫若、李一氓晤面（郭任张发奎二方面军的党代表，袁广蒸图李一氓任主任秘书，第四军属张发奎部）。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第四军对共产党人下逐客令，有人趁机转向或回上海。阳翰笙去找叶剑英，并向中央提稳态轻出要求参加南昌起义。8月3日，他同郭沫若、李一氓、梅龚彬（二方面军11师政治部主任）等于当晚坐手摇车离开九江向南昌进发。一路历尽艰辛危难，于4日下午到达南昌，立即去指挥部，先后见到周恩来、叶挺、贺龙、朱德、刘伯承、恽代英等，还会夫灯未象父会所级见了同乡、同学李硕勋。次日随11军军长兼前敌准六红多武较调总指挥叶挺部（叶挺直接指挥24、25两师）向抚州进军，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南征。到抚州后，前委决定他到叶挺指挥的24师任党代表。叶挺是北伐名将，他领导的独立团（党创建的革命武装）所向无敌，被称为“铁军”。阳翰笙是1926年5月1日在周恩来那里认识叶挺的，他回忆说：“他是那样年轻英俊，具有一种五用呼呢是划冲破一切艰难险阻的英雄气概。”后来阳翰笙不止一次对人说，要不是党调他到“创造社”，他就会跟着叶挺学打仗，去红军中搞武装斗争了。

南征途中，阳翰笙参加过四次大的战斗：打钱大钧，迎击黄绍雄，保卫汕头，流沙突围。在枪林弹雨中，他经受了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部队经临川、宜黄、广昌，一举打下会昌，再回师瑞金，而后在福建汀州举行十一军全军党员大会，他受叶挺之托主持大会。肖克将军回忆说：“当时，我只是个连长，而阳翰老则以起义军党代表身份给我们讲话，使大家受到极大的鼓舞和教育。”在汀州，阳翰笙被任命为全军总政治部秘书长（郭沫若任政治部主任），随军进驻汕头，曾协助林伯渠为军队筹款，协助搜查反革命等工作。然而，由于敌众我寡，部队撤退到流沙，他出席了由周恩来、叶挺、吴玉章、聂荣臻、郭沫若参加的前委会，会议讨论起义失败后的去从问题。还未散会，敌人四面袭来，突围中，前委领导被冲散，他和吴玉章一起撤离，后来找到郭沫若，绕道惠来到海陆丰分散隐蔽。阳翰笙被安排到海丰县一半农一半渔的基层干部家，疟疾折磨，没有医药，吃不上粥，夜里经常转移，唯一可以安慰的是“我从当地基层干部、农民、渔民口中，知道革命火种未灭，革命还在进行……我以后的小说《地泉》、电影《中国海的怒潮》中一部分素材就得之于这一段生活。”阳翰笙曾回忆说。

在海丰县住了二十多天，阳翰笙坐木船飘到香港，在未找到党组织之前，他受尽磨难，直到是年11月，才由党安排去上海。在上海松江农村养病期间，开始写短篇小说《女囚》，构思中篇小说《深入》。

近两年的戎马生涯，坚定了阳翰笙的革命意志，丰富了他的人生经历，为他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和革命文艺家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时，他才25岁。革命征途正长，烈火锤利箭，新征试良弓。他就要到新的战场经受考验了。

到上海后，阳翰笙面临人生的抉择。他回忆说：“按我的本意，还想重上战场，但我是属于党的，应该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决定。”

党决定他弃武就文，参加“创造社”，投入文艺战场。

“四•一二”后，“创造社”里一部分人分化出去了。周恩来指示郭沫若：“应该加强党的力量，把组织健全起来。”应郭沫若请求，周恩来批准，阳翰笙进了后期“创造社”，做组织工作，兼办《流沙》周刊，《日出》旬刊，加强了党对上海文艺界的领导。

1928年初，郭沫若去日本，成仿吾去法国。新加入“创造社”的大多数不是党员。他和潘汉年、李一氓三人成立党小组，领导“创造社”工作，后担任文化支部书记。此时，“创造社”、“太阳社”的成员，一边提倡无产阶级文学，一边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把批评矛头针对鲁迅、茅盾等。阳翰笙深感不妥，欲制止但又制止不了，只好保持沉默，从未写过批评文章。从1928年初到1929年夏正当论争炽热之时，他冒着杀头危险，把精力转向写小说上，先后创作《马林英》、《趸船上的一夜》、《马桶间》等15篇小说，创作出《女囚》、《两个女性》、《义勇军》、《地泉》三部曲（由《深入》、《转换》、《复兴》构成），《中学生日记》等8部中篇小说。

阳翰笙一开始创作就显得身手不凡。首先在题材上勇于开拓创新。在白色恐怖中，他敢于反映工、农、兵的革命行动，概括了广州起义的失败和毛泽东、朱德上井岗山开辟根据地的全过程；是他第一次写南昌起义，自然流露出农村包围城市的倾向。他多层次、多方位写革命的进程，概括一个时代的风云流变，具有革命的认识价值和文献价值。其次，他虚怀若谷，勇于接受别人对他作品的批评，广泛征集书面意见，当作序言入书，供人剖析，引为鉴戒，开文艺批评风气之先声。

阳翰笙是肩负党的重托去“创造社”的。此时，文坛里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加之内部纷争激烈呈现出相当复杂局面。党中央看到了这一点，委托江苏省委负责人李富春于1929年9月分别找阳翰笙和潘汉年谈话，要他们召开全体党员会，统一认识，尊重鲁迅，停止一切攻击，团结起来，一致对敌。他们召集“创造社”、“太阳社”党员开会（外加夏衍、冯雪烽），会议由潘汉年主持，阳翰笙传达协调，终于取得一致意见，很快停止了这场长达两年之久的论争。在此基础上，他们又召集两社党员，酝酿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最后成立了包括他在内的十二人的筹委会。经过几个月筹备，“左联”于1930年3月2日在上海成立。会上，鲁迅作了重要讲话，而阳翰笙代表党组织就形势、团结、深入生活等问题作了全面阐述。“左联”成立，标志着党对革命文艺运动已发展到从思想领导到组织领导的崭新阶段，是新文学运动的深入发展。从1930年下半年到1932年下半年，阳翰笙任“左联”党团书记。1932年下半年，改任党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和“中国左翼文化同盟”党、团书记，直到1935年2月被国民党逮捕为止。在“文委”、“文总”任党团书记时，他分工管戏剧，加入艺华电影公司后，与田汉一起使“艺华”成为党领导的阵地，为40年代末期革命电影打下基础。30年代中后期，“上海左翼剧团联盟”组织非常活跃，由“文总”出面组织集会、演讲、游行示威，建立剧团，举行公演这些活动，无不浸透着阳翰笙的心血。在此期间，他还写了近十篇关于戏剧理论批评文章，就戏剧主题、题材、技巧、演员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他在“文总”分管戏剧电影时，就开始在这块园地辛勤耕耘，先后写过18部电影（其中13部搬上银幕）、8个话剧，为开创我国戏剧、电影事业的新局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无可否认，阳翰笙是“左联”出色的组织者、领导者之一。无论在结束“革命文学”论争，成立“左联”，甚而领导“左联”各组织同国民党作斗争以及发展左翼文艺上，都充分发挥了他出色的组织才能，团结了同志，真抓实干，功劳卓著。

1935年2月，上海党组织遭破坏，阳翰笙和田汉等同时被国民党逮捕，后被解送南京监狱。10月，虽由柳亚子、蔡元培等大力营救得保释出狱，但仍软禁南京，行动不得自由。

以后，阳翰笙应朋友要求，秘密为《新民报》编副刊《新园地》，于1935年12月1日创刊。他化名纯继、小静、一德等笔名，先后发表了五六十篇杂文抨击国民党对日不抵抗主义和投降路线，从而掀起一次不小的打“狗”（指汉奸、特务等）运动。还写了电影《新娘子军》、《生死同心》、《夜奔》、话剧《前夜》及有关戏剧电影的理论文章。

弃武就文，“左翼十年”，铸就了阳翰笙作为新文化运动先驱及左翼文坛组织者、战斗者之一的牢固地位。时代在发展，局势在动荡，革命在召唤，在即将到来的民族解放革命战争中，他将要大显身手了。

“七七事变”后，在各界的声援下，阳翰笙被国民党释放，从南京来到武汉。不久，长江局的周恩来，为贯彻党中央最新指示，交给阳翰笙两项任务：一项是筹备文艺界各个抗敌协会；另一项是协助郭沫若筹备第三厅。

阳翰笙不负重托，利用自己的关系跟不少中上层国民党人员打交道，很快建立文化界各抗敌协会，在团结抗日的统一战线工作中，建立了特殊功勋。

1938年4月1日第三厅成立，这是党统战方针的又一胜利，它成了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的堡垒。作为主任秘书的阳翰笙，自始至终都是郭沫若的代理人和得力助手，是实际指挥、组织者。特别是第三厅的组建，阳翰笙倾注了大量的心力，对原左翼运动的骨干和救国会的人员，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说服他们乐意参加第三厅。还团结了思想界、文艺界著名人士和社会贤达，顶住了国民党种种刁难和阻挠，使第三厅成为党在国统区领导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核心堡垒。第三厅一成立，就针对国民党压制抗日宣传活动的反动政策，在中共湖北省委的配合下，由阳翰笙主要负责组织了武汉各界声势浩大、持续不断的抗日救亡宣传运动周及“七•七”卢沟桥事变周年纪念活动。同时，还在周恩来的指导下，亲手组织了十个“抗敌演剧队”和四个“抗敌宣传队”分派到十个战区，深入到国民党军队中去，大力宣传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既宣传了党的十大纲领，也锻炼培养了一批党的优秀文艺干部。在兼任中国电影制片厂编导委员会主任期间，阳翰笙将大批进步电影工作者调入“中制”，使其成为抗日宣传的中坚力量。还为“中制”创作了《八百壮士》、《塞上风云》、《日本间谍》、《青年中国》等四部电影剧本，演出后反响强烈。

在二次反共高潮前夕，蒋介石发现第三厅“失控”，要求第三厅人员集体加入国民党。郭沫若、阳翰笙带领全体进步人士集体退出第三厅。在周恩来等的巧妙斗争、积极争取下，随后成立了由郭沫若任主任、阳翰笙任副主任的文化工作委员会。表面上它是国民政府下的一个学术机构，实际上它逐步变成党领导下的又一统战组织，被当时群众称为“第三红岩”。在中国南方局及周恩来直接领导下，阳翰笙以他长期在国统区从事文化统战工作的丰富经验和斗争艺术，采取新的策略与方式，开始了更加艰苦的斗争。在他的组织下，文工会跳出了研究机构这个圈子，到社会上开展各种文化活动。针对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举办各种讲座、讲演会、专题讲座会、诗歌朗诵会、木刻漫画展览等活动，以多种方式广泛联系群众，推动民主运动向前发展。文工会积极宣传共产党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它把抗战文艺运动引向深入，并逐步向争民主、反独裁转变。

为冲破国民党的禁锢，周恩来请示党中央同意，决定在1941年10月16日为郭沫若举行五十寿辰和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活动，以此开展政治文化斗争。周恩来将这一重大活动的筹备组织重任交给了阳翰笙，强调要成立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组织。阳翰笙不负厚望，不长的时间，几乎将整个文化界、新闻界、文艺界都动员了起来，使这一活动达到了空前的规模，轰轰烈烈地在全国展开，显示了文化统一战线的团结力量。

当时的话剧团都隶属官方，受到严密控制。阳翰笙向周恩来建议，组织一个民间剧团，避开官方的控制和封锁，以戏剧战线为突破口，反击蒋介石蓄意制造的“皖南事变”反共高潮。周恩来采纳了这个建议，责令阳翰笙着手组建。阳翰笙亲自组选班子，很快成立了“中华剧艺社”。并亲手组织上演郭沫若《屈原》一剧，并赶写《天国春秋》演出与之配合。两剧像是在蒋介石头上爆裂的一颗炸弹，轰动了整个山城。总之，这个剧团，在抗战中后期演出了几十部抗日、争民主的进步戏剧，对国统区的戏剧运动起到积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阳翰笙不仅是抗战戏剧运动的组织者和指挥者，也是戏剧创作的力行者。其抗战时期所写的戏剧不亚于当时一些专业作家。

为了现实斗争的需要，他接受了别人的批评，克服了前期写小说概念化、公式化的弱点，在创作方法上逐步走上现实主义的道路。他创作的戏剧特别是历史剧，独树一帜，为抗战文艺增添了光彩。抗战期间，他总共写了七个大型话剧，其中以史剧《李秀成之死》、《天国春秋》、《草莽英雄》最为著名。

1945年春，郭沫若、阳翰笙等人根据党的指示，经过充分商议，发表了《文化界时局进言》签名运动，他同郭沫若到重庆各地登门征得文艺界名流三百多人的签名。《前言》发表在《新华日报》上，标志抗战文艺与民主运动结合走上了崭新阶段。在文工会被强行撤消后，阳翰笙留下处理善后事宜，一直到1946年6月才回沪，由党安排做文化界党的地下工作。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在上海劫收所有日伪电影场地，企图垄断电影业。一大批进步电影工作者回上海后何去何从？阳翰笙经与史东山、郑君里、蔡楚生等反复讨论，又征得了周恩来同意，决定在国统区上海开辟我党的电影阵地：以民营形式创办一个电影公司。阳翰笙依靠以往斗争中团结、结识的众多朋友，白手起家，克服了重重困难，先成立了联华影业社，又于1947年5月成立了著名的昆仑影业公司。阳翰笙任编导委员会主任，亲手制定了明确的进步制片方针及培养干部等一系列严密科学的工作制度。在1946年至1949年间，昆仑公司出品了《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阳翰笙编剧）、《丽人行》、《希望在人间》、《三毛流浪记》（阳翰笙编剧）、《乌鸦与麻雀》、《武训传》等优秀影片，轰动了整个大上海，并带动了其他电影厂也拍出一些较好的影片，使进步电影运动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国统区成为推动民主运动，迎接解放的一股强大力量。

1948年，国民党在战场上节节败退。为蛊惑民心，命令国防部所属中国电影制片厂厂长罗静予、副厂长王瑞麟赶制两部污蔑解放军的“戡乱记录片”。罗、王两位是正义之士，敬佩共产党，和阳翰笙是多年的挚友。他们从南京秘密到上海找阳共谋对策。阳翰笙将孙瑜的《武训传》剧本交给他们拍摄，嘱其拍得越慢、越长越好。以借口人、财、物力的不足来拖延开拍“戡乱片”。还嘱主要演员赵丹“狮子大开口”：要高价拍片。就这样，硬是拖了一年多，使反动派指望的“戡乱片”终成泡影。

1948年秋，国民党面临覆灭的命运，更加疯狂挣扎，上海一片白色恐怖。党组织命令阳翰笙秘密转移去香港。翌年3月，阳翰笙取海道北上，投入了筹备第一次文代会的工作。

1949年初阳翰笙抵北平，他立即投入全国文代会的筹备工作。

同年3月24日，新中国第一次文代会筹委会成立，他是筹委会成员之一，负责准备汇报国统区进步戏剧电影运动的专题发言。还任全国电影协会主席。10月1日应邀登上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

不久，周恩来将他的得力助手阳翰笙调到身边协助工作。阳翰笙担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和副秘书长，分管文化、教育、卫生几个部门的工作。同时，兼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第一处（文化处）处长。他奉周总理指示，通过不同渠道和方式，邀请正在国外讲学的老舍、冰心、王莹等回国参加建设。他为原国统区的文化艺术界人士妥善安排学习和工作，经他亲手安排的统战人士达400余人。

国务院成立后，自1950年到1954年秋，阳翰笙又被任命为周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仍负责文教卫生部门的工作，参加制定文教改革、调整、发展的计划和有关政策并加以贯彻落实。阳翰笙长期是周总理与文艺界密切联系的纽带。1951年6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批判《武训传》，指出该片宣扬封建文化的反动性。批评之尖锐令原来对《武训传》持好评的众多文艺界人士满怀惊惧。阳翰笙立即向周总理汇报了拍摄《武训传》的历史背景和文艺界当前的反映。周总理及时向当时在上海文艺方面的负责人夏衍下达了指示：批判《武训传》是批思想问题，不是政治问题。中央是对事不对人，你回去要让赵丹、孙瑜等人安心，继续拍片、演戏。

1951年12月至1952年7月，阳翰笙率领全国政协系统、文教系统共三个团组成的、近千人的庞大土改队伍，到广西柳城县进行新中国最后的一批土地改革。这是一支知识分子队伍，有大学师生、文教界人士，还有一些科学、医学界的国家级人才，个别还是刚从国外回来的。当时广西土匪猖獗，阳翰笙带领这样一支队伍进入土匪出没的地区，任务非常艰巨。阳翰笙率领全体土改团成员不畏艰险，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被评为甲等功，被授予广西省土改一等奖。阳翰笙的总结报告《是哪些不正确的思想障碍我们艰苦深入》于1952年4月4日在《广西日报》上发表，后来全国许多大报都予以转载。

阳翰笙用日记记录了从第一天进村蹲点到最后一天土改结束的全过程，是完整的珍贵土改资料。阳翰笙又以此为素材创作了以知识分子自我改造为题材的话剧《三人行》。剧本于1962年出版。1963年由中央实验话剧院在京首演。1964年该剧获文化部剧本一等奖、演出优秀奖。

1953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文联相继成立。周总理特意派遣从事了二十年文艺界组织工作的阳翰笙到中国文联任秘书长和党组书记，担负起重整和扩大全国文联工作的重任（同时仍兼任总理办公室副主任）。阳翰笙根据毛主席指示的精神，将中国文联主要任务具体化为“三联”：一联各文艺协会和各省、市、自治区文联；二联知名作家艺术家；三联各国文艺界。

阳翰笙对文艺界倾注着关爱。他认为作家艺术家们应该有一个共同的温暖的家，应关心他们的生活学习；关心他们的艺术创作；为他们体验生活、艺术实践、提高政治艺术素养等创造条件。阳翰笙珍爱文艺人才，他常说：繁荣文艺的关键是人才。文艺人才难得，需要呵护，需要培养。

全国文联同时还作了大量的国际文化交流工作，与六十多个国家的文化团体建立了联系。阳翰笙在对外文化协会里所负责的民间外交工作，许多是由文联以群众组织的名义来进行的。阳翰笙在担任全国文联领导工作的同时，1954年他又被任命为新成立的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简称对外文协）副会长、党组书记，仍兼任中国人民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会长和党组书记。同时还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委员。阳翰笙开展了大量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接待了众多的国际友人。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受帝国主义的封锁，许多国家尚未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阳翰笙等出色地执行了我国的民间外交政策，仅通过文联这个群众团体就和60多个国家的进步文艺团体建立了密切联系；与25个国家、48个文艺团体及文化界人士开展了互访活动；举办了44次世界文化名人的纪念大会。

1962年3月，在广州召开了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会议。阳翰笙受命负责筹备和主持会议，任会议党组书记。这是一次批判左倾错误，促进创作繁荣的会议。

不久，他写的电影《北国江南》上映，受到群众的普遍好评。他写《北》片深入农村体验生活，怀着极大的热情反映农民改变落后面貌的冲天干劲。他着力通过各种矛盾刻画出几个活生生的人物。可他万万没有料到，恰恰就是这个《北》片，被康生打成了“反党大毒草”。

1966年6月，中国历史上一场空前的大劫难席卷神州大地。阳翰笙失去了人身自由。他先被关进“牛棚”，每天多次拉出去挂牌示众，挨斗、挨批、挨打……后来被关进卫戌区，最后被关进秦城监狱。田汉、阳翰笙专案组直接归江青管，连到医院看病都必须由江青批准。康生、江青为了将这位在周恩来手下工作了几十年的老共产党员打成叛徒，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指示专案组对阳翰笙拷问、毒打。阳翰笙的身体受到严重摧残，耳骨被拧断，牙齿被打落，吐血、便血……专案组还连续几昼夜地实施车轮战术，折磨得他奄奄一息，昏迷不醒。但是阳翰笙的头脑是清醒的，他绝对不说一句不实之词，也绝对不在捏造罪名的审问记录上签名。具有记录可查的档案统计，共审问了101次，没有一次有他的签名。

林彪事件后，一些干部被陆续解放。一些被发配到外地尚存人间的老干部也陆续回到北京。但是对“四条汉子”，江青却批示“长期关押”。阳翰笙受尽折磨，生命已岌岌可危，江青为了“留个活口”（田汉已折磨致死），才批准送往医院。

1975年春，邓小平复出主持工作，被关押了9年的阳翰笙才得以被释放出狱（还未平反）。1975年7月12日他跨出了监狱之门，但是他愤懑的心情并不因此而变得轻松。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颖超多次催问阳翰笙的平反问题。最后在胡耀邦的大力支持下，阳翰笙长达14年的冤案于1979年1月获得彻底平反，恢复其全国文联副主席和党组书记的职务，并担任第四次文代会筹备小组副组长。为了使全国知名的老文艺家们一个不漏地获得平反和出席第四次文代会，阳翰笙和茅盾、巴金频繁地交换意见、商量措施，紧张地进行工作，使大会能够顺利召开，开成一次团结的大会。在大会上阳翰笙首先宣读了文艺界受四人帮迫害致死的184人的名单，并致哀悼。他又作了“中国文联会务工作报告”。会上，阳翰笙继续当选为中国文联执行副主席并担任党组书记。

1979年，全国政协增补阳翰笙为政协常委。198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召开，阳翰笙以最多票数当选为文联系统的代表。

在复出后的文联领导岗位上，他速为田汉等一批文艺家伸冤昭雪、平了反。利用一切机会，争分夺秒地录制100多小时的访问录音，撰写了几十万字的回忆录，为几十人落实了政策，解决了几百人的革命工龄问题，还整理了几百万字的旧作（含《日记》《诗稿》），撰写了几十篇纪念和评论文章。

1993年6月7日，这位一生心系党、心系人民的革命者，怀着对文艺界的无限眷念和对未来的殷切期望，在北京离开了人世，终年91岁。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乔石等及各界人士2000多人前往八宝山送别。新华社发的悼词称他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战士、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和文艺界卓越领导人。”赞誉他“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无私无畏，胸怀广阔，为人正直，光明磊落，严于律己，待人宽厚，顾全大局，善于团结，谦虚诚恳，平易近人，无论在怎样复杂的环境上，他都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不讲假话。与他共事的同志无不为他的党性原则和长者风度所折服。”如此高的评价，阳翰笙是当之无愧的！

北国江南 (1963) .... 编剧

三毛流浪记 (1949) .... 编剧

万家灯火 (1948) .... 编剧

塞上风云 (1942) .... 编剧

夜奔 (1937) .... 编剧

生死同心 (1936) .... 编剧

生之哀歌 (1935) .... 编剧

逃亡 (1935) .... 编剧

铁板红泪录 (1933) .... 编剧

中国海的怒潮 (1933) .... 编剧

青年中国 (1940) .... 编剧

日本间谍 (1943) .... 编剧

草莽英雄 (1986) .... 原著

八百壮士 (1938) .... 编剧

阳翰笙故居坐落于高县罗场镇南华街，阳翰笙故居建于清乾隆年间，迄今已有200余年的历史，故居呈三合头院落形成，座北朝南，总体由主体房、院坝、后花园组成，总占地面积1163平方米。主体房建筑面积约319平方米。

正房为悬山式布瓦穿斗结构建筑，面阔三间12.5米，深两间7.3米，中间不堂屋，左右次间为四间寝室（有阁楼）。大门为双开四抹隔扇门，属典型川南民居。故居内完整地保留了当年阳翰笙同志生前的居室、堂屋、书房等共11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