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4-13 16:1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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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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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炫之,史通作姓羊。此从《隋书·经籍志》、《唐书·经籍志》及《新唐书·艺文志》。字不祥,北平人。生年不详,约卒于北齐文宣帝天保中。初仕,魏末为抚军府司马。历秘书监,出为期城太守。魏都洛阳之佛寺,甲于天下。永熙之乱(公元五三四年),城郭为墟。炫之行役洛阳,感念舆废,因抚拾旧闻,追叙故绩,作洛阳伽蓝记。洛阳伽蓝记为书凡五卷,(《隋书志》、《两唐书志》及今通行本均同)大约作于魏孝静帝武定之末。(公元五四八年左右)

基本信息

  • 本名

    杨炫之

  • 所处时代

    北魏

  • 出生地

    北平

  • 逝世日期

    齐文宣帝天保中

折叠 编辑本段 人物简介

杨炫之北魏时北平(今河北定州市)人,作过期城(河南泌阳)太守、抚军府司马、秘书监等官职。东魏时曾上书批评佛教虚无荒诞,耗资巨大,僧侣聚敛无度。时世人沉迷于佛事

正迎合了北魏统治者以佛教作为统治工具的需要。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全国寺庙增至三万余所,僧尼200万。永煦之乱,洛阳寺院大都毁于兵火。杨炫之感怀兴衰,于是作《洛阳伽蓝记》。伽蓝,梵文意为僧侣居住的园林,亦即寺院。《洛阳伽蓝记》这部书以记佛事为题,以记佛寺为重点,按洛阳佛寺所在区域,分为五卷。每记一寺,一般先写建立年代,建立人、坐落位置、四邻、规模造型等,然后旁及附近的官署、巷里、名胜,乃至有关历史、地理、经济、文化、习俗等。文中着力描写了每年四月四日佛诞前夕,各种文化娱乐结合宗教活动的盛况。其文体,接近騈俪,行文简明清丽,骈中有散,在勾勒自然界的优美画面和人物方面,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折叠 编辑本段 人生经历

杨炫之,杨或作阳,又误作羊。生卒年不详,北平(今天津蓟县一带)人。北魏永安中(528-530)为奉朝请。历期城太守、抚军府司马。东魏孝静帝武定五年(547),因行役重览洛阳,感于战后洛阳之残破,撰《洛阳伽蓝记》。伽蓝为梵语僧伽蓝略语,佛寺之意。魏末为秘书监,曾上书孝静帝。

曾任北魏抚军府司马,升秘书监。后任北齐朝城(今河南泌阳县)太守。北魏自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迁都洛阳后,大修佛寺,"金刹拥有僧尼200万,寺院多达30000处,东魏武定五年(公元547年)杨行役重达洛阳,目睹洛阳多年战乱,城郭崩毁凄凉景象,抚今思昔,感慨之余,著《洛阳伽蓝记》("伽蓝"即"寺"意。由凡5卷,约成于公元548年)记述洛阳寺院园林之兴衰,对豪门贵族,僧侣地主的骄奢淫逸大加讥评。作者长于叙述,精于描绘。文笔浓丽秀逸,情趣宜人,语言洗炼,格调高雅,是一部具有高度文学价值的史书,其中尤以《法云寺》、《寿丘里》等节为人传诵。《洛阳伽蓝记》被誉称南北朝骈体文范本。

《洛阳伽蓝记》五卷,历叙佛寺兴废,寄托亡国悲慨;语言洁净明快,描写生动精致。今有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

折叠 编辑本段 代表作品

《洛阳伽蓝记》的作者杨炫之,北魏人,生平仕历等均不详。唯据此书中自述及书首所署官衔,知道他在北魏永安中为奉朝请,著书时为抚军府司马。"伽蓝"是梵语寺庙的音译。永嘉之后,佛教在北方日益炽盛,且尤重偶像崇拜,盛行开凿石窟、建立寺庙。北魏都城洛阳全盛时期,一城内外,建寺一千余所。其后政治恶化,洛阳陷于战火,繁华之地,成为废墟。都城亦迁至邺。东魏武定五年(547),杨炫之因公务重经洛阳,面对"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的凄凉景象,感慨伤怀,因作此书。其意盖有三:追记洛阳昔日景象,保存史实;抒发国家破亡、京都倾毁的悲伤之情;揭示统治者沉迷于佛教迷信的祸害。

杨炫之,生卒年不详。北平人。永安中(528--529)为奉朝请,北魏末任秘书监,著书时任东魏抚军司马。他的《洛阳伽蓝记》有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佛教传入中土以后,到南北朝时期影响日深。北朝除魏太武帝和周武帝两度毁佛外,其他皇帝都大力提倡佛教,佛寺遍布各地。北魏时,寺院有3万多所,僧尼200多万。本书就是这样背景下的产品,序文说:"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今日寥廓,钟声罕闻,恐后世无传,故撰斯记。"可见他的撰述目的。

此书的文学价值体现在作者于浮屠古刹的描述中,穿插人情、地理、风物习俗等方面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叙述中还常常表现出历史兴亡的沧桑之感。

折叠 编辑本段 时代背景

大约公元前六世纪到五世纪,释迦牟尼在古印度创建了佛教。在北魏末共流通佛经415部,1919卷。这些佛经中有许多是印度或西域僧侣与汉人共同翻译的,在翻译过程中彼此切磋,不仅是思想的交流也是语言文字的交流。许多佛经的译本具有文学性,如鸠摩罗什译《维摩诘经》、佛陀跋陀罗译《华严经》。除以上所举译经的名僧外,慧远和达摩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影响也十分重大。佛教的传入和佛经的大量翻译,在当时引起了震动,其震动所波及的文化领域(思想、政治、经济、文学、绘画、建筑、音乐、风俗等)和阶层(从帝王到平民)极其广泛。仅从佛寺的修建情况,就可以看出佛教影响之大。今存的古寺名刹中有许多是建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如甘露寺、灵隐寺、云冈石窟、少林寺、寒山寺等等。梁朝有寺2846座,僧尼八万二千七百馀人;仅建康(今南京)一地就有大寺七百馀座。北魏末,寺院约三万馀座,僧尼约二百馀万人(见唐法琳《辩证论》卷三、唐道世《法苑珠林》卷一二0)。北齐一朝,在僧官管辖下的僧尼就有二百多万人,寺院四万馀座(见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八《法上传》)。这么多的古寺名刹、石窟摩崖,充分证明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盛况。再从佛教与政治的关系方面来看,南朝历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梁武帝尤其笃信,曾四次舍身入寺。东晋名僧慧远与许多权要都有来往。北朝虽然有禁佛事件,但总的看来历代帝王还是扶植佛教的。由此可以看出,佛教已经为魏晋南北朝文学营造了一种新的文化氛围和文化土壤。

文人与佛教的密切关系也值得注意。相传曹植曾为月氏人支谦详定所译《太子瑞应本起经》。又游东阿鱼山,忽闻岩岫里有诵经声,清通深亮,即效而则之。"今之梵唱,皆植依拟所造",世称鱼山梵呗(《异苑》卷五)。谢安"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晋书·谢安传》)。支遁(字道林)也是一位诗人,今存诗18首。他与许询、孙绰、王羲之等都有交往。慧远在庐山与谢灵运、刘遗民、宗炳等许多文人有很深的交往。谢灵运是一位笃信佛教并懂梵文的文学家,他受竺道生影响著《辨宗论》,应慧远之请撰《佛影铭》,又撰《慧远法师诔》、《昙隆法师诔》

、《维摩诘经中十譬赞》。(梁)慧皎《高僧传》卷七《慧睿传》载:"陈郡谢灵运笃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达解,乃咨睿以经中诸字并众音异旨,于是著《十四音训叙》,条列梵汉,昭然可了,使文字有据焉。"《十四音训叙》是他参加佛经的"改治",向慧睿请教后所撰。张野也是"学兼华梵"(《莲社高贤传·张野传》)。齐竟陵王萧子良于齐武帝永明五年(487)在建康召集文士、名僧讨论佛儒,吟诗作文,并造经呗新声。这件事对沈约等人开创永明体诗歌无疑起了催化的作用,而沈约本人也是笃信佛教、精通内典的。著名的文学理论论著作《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曾"依沙门僧佑,与之居处,积十馀年"(《梁书·刘勰传》)。编撰《玉台新咏》的徐陵与智者大师交往密切。江总曾从法则受菩萨戒,后又曾栖止龙华寺。杨炫之所撰《洛阳伽蓝记》记述北魏洛阳佛寺,是这个时期重要的散文作品。

折叠 编辑本段 历史评价

《水经注》奠定了郦道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同样,《洛阳伽蓝记》也使杨炫之跨入了古代优秀散文作家的行列。

杨炫之,史书无传,据有关史料记载,他是北平(今河北满城)人,魏末做过抚军府司马、秘书监,北齐时任期城郡(在今河南泌阳县西北)太守。495年,北魏迁都洛阳以后,统治阶级崇信佛教,广建佛寺,京城内外就有一千多座,座座木衣锦绣,土被朱紫,"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十分豪华壮丽。534年,孝静帝被高欢所逼迁都邺城(故址在今河北临漳县西南),佛寺大半毁于兵火。507年,杨炫之重过洛阳,见"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担心后世无传,就撰写了《洛阳伽蓝记》。伽蓝是"僧伽蓝"的简略,即佛寺的意思。全书共五卷,主要是通过对洛阳城内外四十个大佛寺历史的追叙,揭露了北魏"王公相竞侵渔百姓"的罪恶。如他在《寿丘里》中,描述了几个王侯穷奢极欲的生活,刻画了他们贪婪无厌的本性。河间王元琛曾对章武王元融说:"不恨我没有遇见石崇,就恨石崇没有见到我!"要和晋代第一大富翁石崇比富。而当元融看到元琛的豪华胜过自己之后,竟气得大病一场。胡太后赏赐百官任意拿取宫中的绢帛,别人都"称力而去",唯有元融和陈留侯李崇"负绢过任",跌歪了脚脖子。在《高阳王寺》中,高阳王雍身为丞相,"贵极人臣,富兼山海","一食必以数万钱为限",海陆珍馐摆列方圆一丈。使"富倾天下"的李崇感叹说:"高阳一食,敌我三日。"足见他们的生活多么奢侈。

在《洛阳伽蓝记》中,对洛阳城内各里巷的风土人情也作了生动的记述。如《法云寺》一节描写市里的故事,文字简练,情趣宜人。军乐家田僧超跟随征西将军崔延伯作战,每次临战,"僧超为壮声,甲胄之士,莫不踊跃。延伯单马入阵,旁若无人。"显示了军乐鼓舞斗志的巨大力量。尤其"刘白堕酿酒"一段,为后人称赞,传为名篇:河东人刘白堕善能酿酒。季夏六月,时暑赫曦,以罂贮酒,暴于日中,一旬,其酒味不动。饮之香美,醉而经月不醒。远相饷馈,逾于千里。以其远至,号日鹤觞,亦名骑驴酒。永熙年中青州刺史毛鸿赍酒之藩,路逢盗贼,饮之即醉,皆被擒获,因此复名"擒奸酒",游侠语曰:"不畏张弓拔刀,惟畏白堕春醪。"

从"饮之香美"到"骑驴酒",再到"擒奸酒",愈进愈奇,烘托十分巧妙。杨炫之不仅长于叙述,而且也是描绘事物的巧匠。他笔下的《永宁寺》,"高风永夜,宝铎和鸣,铿锵之声,闻及十余里",一派庄严肃穆的气氛;他写的九级浮图,"金盘炫日,光照云表;宝铎含风,响出天外";而《钓台鲸鱼》更是生动瑰丽:观东有灵芸钓台,累木为之,出于海中,去地二十丈。风生户牖,云起栋梁,丹楹刻梅,图写列仙。刻石为鲸鱼,背负钓台,既如从地涌出,又似空中飞下。

这些精细真实的描写,一方面表现了统治者崇信宗教不恤民力,"殚土木之工,穷造形之巧";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高度的建筑艺术水平;同时,又表现了作者极高的文学修养和表达能力。

《洛阳伽蓝记》内容丰富,对当时著名的物产也有记载。如"五寸之长"、"核细如针"的"仙人枣";红色的"表里照彻"的"仙人桃"。还记录了一些怪异故事,如《菩提寺》中的死人崔涵,埋葬十五年之后被挖出复活,诡异曲折,独立成章,极象南朝的志怪小说。但也有佛象流泪致灾一类的迷信故事。

统览全书,《洛阳伽蓝记》以佛寺为题,着重记述当时的政治、人物、风俗、地理以及传闻故事等等,可与《魏书》、《北史》相印证。尤其第五卷关于宋云西行求法的记载,是研究佛教史的重要史料,也是研究古代中亚地理、历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十分宝贵的资料。前代不少史学家如北宋的司马光、宋元之际的胡三省等对它都很重视。它不仅是一部优秀的史书,同时也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尽管它比《水经注》更多骈俪成分,但它叙事简括,文笔隽秀,称得上是《水经注》的姊妹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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