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3-08 20:4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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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兵变是明朝嘉靖年间的一场军队哗变。

明世宗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农历八月,大同府巡抚都御使张文锦实行残酷的统治,引起了军队的反抗。兵变的主要首领有郭鉴、柳忠、陈浩、胡雄、郭疤子等人。他们在夜间举火为号,杀死贪官张文锦,打开仓库,发放粮食,砸开监狱,释放囚犯,占领了大同城。农历九月,明朝政府派遣蔡天佑、桂勇等人,以"谕抚"为名,设计宴请郭鉴等人,结果,郭鉴等三十多人受骗被捕,惨遭杀害。又过了九年,曾当过山阴总兵的朱振,又组织王福胜等士兵首领在大同发动兵变,火烧总兵府,总兵李道自杀。

明朝派总督刘源清与总兵郜永带兵前去镇压。明军驻在聚乐,以计诱捕朱振,朱振自杀。接着,明军又逮捕、杀害了王福胜等三十多人,才平息了这次兵变 。

基本信息

  • 中文名称

    大同兵变

  • 结果

    后遭分化瓦解,首领黄镇被害

  • 时间

    公元1524年和公元1533年

  • 相关人物

    张文锦、郭鉴

  • 朝代

    明朝

折叠 编辑本段 背景

明朝在推翻了元朝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后,并没有乘胜将元朝政权完全推翻。尽管建国初期曾进行过数次大规模的征伐,但并没有遇到北元主力。而《明史》、《明实录》等史料中大捷之类的记载,经后人考证,多为歌功颂德之类的套话,并不是实情

明朝既然没有与蒙古主力决战,那么蒙古的军事力量就不容小视。虽然蒙古诸部在退居蒙古高原后时分时合,但总是明朝的一大威胁。尤其到明朝中后期,明国力下降,对蒙古诸部已经由国初的主动出征变为消极防御。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河套。明初,河套属明朝统治,明廷在东胜置有卫所。后来,卫所不断向明朝内地迁移,蒙古诸部的领地则不断向南推进。正德年间,边将尚有"搜套"之举。而后,随着国力的下降和思想的保守,河套处于三不管的状态。

面对蒙古诸部的侵扰,明朝边塞守将为减少损失,不得不筑堡遣兵戍守。于是便有了《明实录》的那段记载:"张文锦筑水口等五堡,遣卒二千五百家戍之。皆不乐往。文锦严令趣之。参将贾鉴望风杖其队长,督之行。诸卒郭鉴、柳忠等遂倡乱,杀鉴,裂其尸。是出塞上,屯于焦山墩。文锦虑其勾虏,使副总兵时陈、游击叶宗招抚之。还镇,文锦夜捕官队官关山等廉得其首恶,欲诛之。诸卒恐,乃复相聚为乱。比明,焚大同府门,入行都司,纵狱囚,焚都察院门。文锦仓卒逾垣,避匿宗室博野王所。叛卒拥众围王,索文锦,曰,巡抚不出,我且焚王宫。王惧,出文锦,杀之,亦裂其尸。"

从《明实录》中不难看出,兵变是因墩堡筑成后,士卒不愿远戍,官府督之过激导致的。而兵变中,士卒变乱行为的加剧又是因为巡抚张文锦"杀降"引起的。虽然是欲诛首恶,但变卒人人自危,卒致事变加剧。

折叠 编辑本段 原因

折叠 军事

明朝建立后,北元政权一直存在。明初诸帝虽然多次北伐,但因蒙古实行行国体制,出征成效不大。而后随着明朝国力的衰微,在对待蒙古的策略上,不得不由明初的征伐变为消极守御。并不断在北部修筑边墙、墩堡,设置镇所。大同便是其中之一。大同北面,四望平衍,寇至无可御。《明史・张文锦传》曰:"寇犯宣府不能近镇城者,以葛谷、白阳诸堡为外蔽也。今城外即战场,何以示重?"所以便有了修堡徙卒之举,即"议于城北九十里外,增设五堡,日水口、宣宁、只河、柳沟、桦沟。"而在修堡的过程中,"参将贾鉴督役严,卒已怨。"

折叠 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重生敬死,边卒当然也不例外。而且在明朝国力衰微,蒙古骑兵强大的时候,与蒙古作战无异于以卵击石。《明史》中,记载蒙古某部入犯,明某将殉国,某地遭蒙古大掠的字眼随处可见。边卒身处边疆,熟知边情,所以,当张文锦"欲徙镇卒二千五百家戍之"的时候,"众惮行,请募新丁"。

折叠 社会

从史料记载来看,明代的社会风气显得有些浮躁。《明史・杨廷和传》记载:嘉靖登基之初,杨廷和在与毛澄论及兴献王主祀称号时,一句"有异议者即奸邪,当斩"随口而出,全不在意"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礼仪。而众朝臣在听到张璁、桂萼已到京时,"众汹汹,欲扑杀之。萼惧,不敢出。璁阅数日始朝。"身为大臣,本该行有规、言有度,但此时却集众打人,与市井无赖无二。大臣言行尚且如此,一般百姓可想而知。所以,在整个社会已经变得浮躁的情况下,一旦有风吹草动,利益受损之人必然会结成一体,乘时而动。蒙古的多次南下对明朝边卒造成了心理上的压力,使他们产生了惧战怕死的阴影。出于对自身安危的关注,其行为中的过激倾向自不待言。

折叠 经济

明代实行屯田制,但出于对土地财富的渴求,作为屯田制基础的耕地一开始就被近侍、外戚、朝臣等以各种名义侵占。《明史・柴车传》记载:宣德六年(公元年1432年),山西巡按御史张勖言,"大同屯田多为豪右占据"。到正德时期,屯田制已被破坏殆尽。张文锦在任时就曾"劾奏阳和天成分守太监李睿,报纳官草,累军采运,侵占庄田,役军耕种,结逆党黄福添等为腹心,"请求"正其罪,别选老成安静者代之。"随着经济状况的下降,兵士的不满情绪也随之生长。在生存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官吏驱使假以辞色,自然更容易引起纠纷。

折叠 政治

明朝边防思想不合时宜。

终明一世,其对蒙古的实际情况并不了解。所以在封贡、战争两者之间犹豫不决。"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明朝在此时处于守势,攻城不可实现,而且因蒙古实行行国体制,也无城可攻。但陈兵边塞,耗费巨大。《明臣奏议・豫防边患疏》载:"宣大二镇共有官军一十四万,延宁二镇又设有官军七万,岁费粮储数百万计。"在屯田制日趋没落的形势下,政府支出增加。同时,因很多民田被占,政府收入减少,所以军费支出比例变大,财政危机加剧。这一多、一少的矛盾得不到妥善解决,边防思想和措施又没有改变,矛盾便一直加剧。而由此也可以看出,明朝中央因循守旧、控驭无方。

法纪废弛,执法不严。

《明臣奏议・豫防边患疏》载:"各镇守臣因循怠忽,不肯豫先料度边情。"身为边臣,不能专职其责、经营边事,其目无法纪可见一斑。而若非法纪废弛,边臣御下无方,士卒不可能会聚众哗变,轻率地杀戮上司。

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大同军卒因"粮饷欠缺"而"欲为乱"。而在事件发生后,只"戮其首祸者五人,以徇次调极边哨守,余悉谕令安堵镇巡等官节制,欠严姑宥之",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粮饷欠缺的问题。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熟读《诗》《书》的朝臣无法采取措施保证粮草,或许有诸多因素制约,但终归没有尽到职责。

从上述可见,无论京官还是边臣,都没有真正的恪尽职守。长此以往,变乱必然会发生。

折叠 编辑本段 过程

朝廷以蔡天佑为大同巡抚,桂勇为总兵官,前往安抚。十一月,又遣军镇压。郭鉴、柳忠等相继被俘杀。鉴父郭疤子又串众起事报复,生擒总兵官桂勇,持至次年二月失败。十二年,大同镇卒不堪军官虐待,再次举事,杀总兵官李瑾,并固守城门,屡挫官军。后遭分化瓦解,首领黄镇被害,指挥马升、杨麟投降,兵变失败。

折叠 编辑本段 结果

后遭分化瓦解,首领黄镇被害,指挥马升、杨麟投降,兵变失败。杨麟自杀。

折叠 编辑本段 影响

从大同一地来看:巡抚、参将被杀,宗藩受扰,府司衙门被焚,不能说兵变的破坏程度不大。从明朝的北部边防来看:大同是边防重镇,九边之一。如果兵变不能得到妥善处理,进而波及其它边镇,明朝的边防力量将会因内部的矛盾而大为减弱,甚至是边防崩溃。而且大同北接蒙古,如果蒙古此时真的兴兵入犯,后果不堪设想。从明朝全局来看:国家的军事力量中,边防部队和京营军士最为精锐。边卒的变乱直接影响到了明朝的国家安定,挑战了皇帝的权威,在皇帝对国家的控制力方面产生了不良影响。

折叠 编辑本段 评价

明代当时的一系列因素导致了兵变的发生。而其中,粮饷问题无疑是最直接的,因其直接关系到边卒的生存。而明朝廷在解决粮草问题上的软弱无力,使得产生兵变的直接因素一直存在。而究其深因,则在于明朝后世之君固守祖制,守边无方。加之明朝中央对边情及蒙古缺乏了解,更是使得朝廷政策无的放矢。而文官集团的重名与无能,使得明代的官僚机构行政效率低下,解决问题困难。所以,尽管此次兵变暂时平息,但因根源一直存在,兵变随时可能爆发。

各种矛盾交织是明后期社会的一个现象。而边患就像一个肿瘤,始终牵动着明朝的统治阶层。尽管边卒待遇微薄,但边费仍耗费了明朝相当的国力。明朝最终在内忧外患的交互作用下沦入灭亡。

阅读全文

1 背景
2 原因
2.1 军事
2.2 思想
2.3 社会
2.4 经济
2.5 政治
3 过程
4 结果
5 影响
6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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