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4-25 18:08:00

范文澜 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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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澜(1893年11月15日~1969年7月29日),字芸台,后改字仲澐(一说字仲潭),浙江省绍兴市人,著名历史学家。

1913年考入国立北京大学文预科,翌年进文本科国学门,受业于国学名师黄侃陈汉章刘师培等人,并常聆听鲁迅讲碑帖、金石学,当时曾以继承乾嘉训诂考据之学为己任。1917年在北京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曾一度任校长蔡元培的私人秘书。1918年春,赴沈阳高等师范学校任教;同年夏,往河南汲县省立中学授课。1922年任天津南开学校国文教员,后兼南开大学教授,讲授中国文学史、文论名著和国学要略。1925年,应顾颉刚之约,加入文化团体朴社;在天津出版《文心雕龙讲疏》一书,博得梁启超等人的好评。同年,五卅运动爆发,他参加了天津各界反帝大游行。此后,开始阅读宣传新思潮的书刊,并改写白话文。翌年秋,在天津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秋,开始在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中国大学、朝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中法大学、辅仁大学等校任讲师。1932年10月出任女子文理学院国文系主任,次年10月任该院院长。

他主编《中国通史简编》,并长期从事该书的修订工作,还著有《中国近代史》(上册)《文心雕龙注》《范文澜史学论文集》等。其中《文心雕龙注》一书,征证详核,考据精审,究极微旨,为一时名著。

基本信息

  • 中文名称

    范文澜

  • 别名

    芸台、仲澐

  • 国籍

    中国

  • 民族

    汉族

  • 出生日期

    1893年(癸巳年)11月15日

  • 逝世日期

    1969年(己酉年)7月29日

  • 毕业院校

    国立北京大学

  • 职业

    历史学家

  • 出生地

    浙江绍兴

  • 信仰

    共产主义

  • 代表作品

    《中国通史简编》《文心雕龙注

  • 注音

    ㄈㄢˋ ㄨㄣˊ ㄌㄢˊ

折叠 人物简介

范文澜(1893—1969年),初字芸台,改字仲澐(一说字仲潭),浙江绍兴人。

折叠 性格特点

范文澜对范文澜范文澜于历史研究,提出学习理论、掌握资料、文字表达、言行一致四个问题,勉励后学。他说:“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求神似,最要不得的是貌似。”“理论和我们自己的整个思想意识、思想方法、生活行动全面地联系起来,这样,才叫做马克思主义者在做史学工作。”语重心长,希望甚殷。

范文澜对党的事业满怀责任感。他在延安写作条件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写成《中国通史简编》。他又以高度自我批评的精神,在晚年,毫不疲倦地对 此书进行修订。十年动乱中,他带病工作,直到逝世。[1]

折叠 家庭生活

范文澜夫人戴冠芳是浙江宁波人,长范文澜一岁。范文澜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回到任河南省河北道尹的叔父范寿铭家,与戴冠芳结婚。范、戴是结发夫妻。戴冠芳之父在河南当过县官,年少时她在河南生活过,因而戴会说北方话。范文澜任北方大学校长时,戴也在校中帮忙家务,每天纺棉花、烧火做饭,精心照料范文澜的生活起居。戴冠芳曾对范文澜的学生说:“范老是大学教授,而我却是一个字也不认识的文盲”。尽管两人文化程度相差太大,但范戴夫妻感情一直很好。[2]

折叠 生平经历

1917年,范文澜毕业于北京大学后赴日本留学。1921年回国后在天津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辅仁大学等地教授中国文学。1925年发表了对中国最早的文学评论著作《文心雕龙》的注释书。

之后范文澜转向历史学的研究。1935年因为支持华北抗日运动遭到逮捕,释放后在1940年奔赴延安,任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等职。1941年编写了中国共产党干部的教材《中国通史简编》,1945年执笔《中国近代史》(上册),成为中国历史学界的重要学者。1948年担任华北人民政府委员和中原大学校长。范文澜范文澜

1950年范文澜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历史研究所第三所所长等职务。党内职务方面,1956年成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1969年在中共九大上被选为第九届中央委员。另外,他还担任过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届人大常委,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1969年7月2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6岁。五四运动以后被称为史学界的“马列五老”之一,与郭沫若、吕振羽、侯外庐、翦伯赞并称为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第一编上册)多次重印出版,至1978年又易名为《中国通史》分十册陆续出版,与郭沫若主编的另一种《中国史稿》(人民出版社),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人民出版社)、尚钺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人民出版社)、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人民出版社)并称“五朵金花”。

折叠 主要著作

折叠 中国通史简编

(修订本)(4册)范文澜著 人民出版社1978年6月第5版 101.3万字

本书是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系统论述中国通史的通史著作。1941年,该书第1版,从原始社会到清代中叶,先后分两册在延安出版。以后,作者对本书重新改写,分册出版,自1953年至1965年,共出版了4册,写到隋唐五代。终因病逝世,未能完成全部改写计划。本书是作者史学研究的代表作。

折叠 中国近代史

范文澜著 新华晋绥分店1947年第1版 29.7万字

本书是一部中国近代史著作工作者1945年在延安时所写。该书所叙内容的时限跨度为道光二十年(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对抗瓜分野心的义和团反帝运动这61年间。

折叠 捻军

(全6册)范文澜等编 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年第l版 182.6万字

本书是有关捻军的一部大型资料专辑。它是由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一部分,由范文澜,翦伯赞、聂崇岐、林树惠、王其榘共同编著。全书共分6册,包括3大部分:第1部分是专著综合,包括:平捻篇、求阙齐弟子记、淮军平捻记、霆军纪略、磨盾记实、两淮戡乱记,另还有附录篇,有星烈日记汇要、鸿雪因缘图记、茌邑吉悬、斯未信齐文编、蒋子潇先生运集、王文直公遗集、宦豫纪事、蒙难追笔,等等。第2部分是活动地区,记载捻军在安徽、河南、湖北、江苏、陕西、山西、直隶、山东等地的活动情况。本书第2、3、4册辑录这部分的资料,选录了各省的一些县志,还有豫军纪略、河南军情探报、山东军兴纪略等专著。第3部分是函牍文集。第5、6册辑载,共50篇,包括:李文忠公全集、左文襄公全集、刘武慎公遗书、养晦堂文集、养知书屋文集、马中丞遗集、十三峰书屋文集、李文清公遗集、空青水碧齐诗文集、思贻堂集、退补齐诗文集、实其文齐集、坚白齐集、知止齐遗编、周憩亭集、清麓文集、损其先生全书、臣鼐致李鸿章函、学吕致学剑楼主人书、僧某致芝生书、远志齐稿、望三益齐诗文抄、潘方伯公遗稿、心白日齐集、百柱堂全集、知止堂集、麓生诗文合集、无梦轩遗书,等等。本书书首附有"捻军资料丛刊徵引书目",注明卷数、著者、出版时期,有的还略注解题。在选辑的各篇文字之首,还注明了它在原书的卷页次第,查阅比较方便。

“白话版”《沁园春·雪》

抗战胜利后,范文澜因工作调动离开延安,于1946年4月到达晋冀鲁豫解放区,不久就担任了北方大学校长。在这期间,他读到了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被传抄发表的轰动一时的《沁园春·雪》,为这首雄奇瑰丽的词的高度艺术成就所折服。范文澜凭着他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高超的文字驾驭能力,把这首词译成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发表在同年10月20日晋冀鲁豫边区出版的《人民日报》第3版的显著位置上。题目为《沁园春译文》。不过由于时代久远,知之者甚少。《翰墨春秋》(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一书引录了范文澜的部分译文。正因为这本书的引用,引起毛诗研究者的关注,才使得这篇白话译文进入现今读者的视野,重现它的艺术光彩。

折叠 史学地位

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新阶段的出色代表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一项艰巨而宏大的事业。它的主要内涵,是要做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历史的实际恰当地结合,深刻地阐发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的特 点。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的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已经自觉地为此作出成效卓著的努力。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新阶段。在此之前 ,郭沫若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卓越奠基者。

他于1929年著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一次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古代史,证明中国并非“国情特殊”,中国社会同样经历了人类社会普遍经历的各个社会发展阶段。加上郭沫若所著《两周金文辞大系》等书的成就,便奠定了 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的坚实基础。1949年后,范文澜与郭沫若、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等人,成为中国马列主义新史学和有奴派的五名家之一。

20世纪史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中国通史简编》:20世纪史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范文澜以他25年心血浇灌,成功地撰成的通史著作,在唯物史观的运用上达到了阐述人类 社会的普遍规律与中国历史的特殊规律二者结合的更高层次,规模宏大,内容丰富,因而当 之无愧地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中国史学,历来以通史为最重要的著述形式,成就也最高。司马迁著《史记》,提出“通 古今之变”作为本人著史的主要任务和努力目标,要探究自“古”至“今”的历史,考察各 个时代在古今历史长河中如何“变”,并且整个贯通起来予以论述和评论,原始察终,见盛 观衰,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司马迁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因此《史记》成为不朽的著作 ,对后世影响至为深远,“通”成为治史的第一要义。

唐代杜佑著成典制体通史《通典》, 北宋司马光著成编年体通史巨著《资治通鉴》,南宋郑樵著成体现“会通”义旨的《通志》,都成为出色的史学名著。东汉的班固著《汉书》,虽然“断汉为史”,但他本人又明确地 提出“通古今”的要求,在十篇志中记载了有史以来各种典章制度的源流变化,因而《汉书》成为与《史记》并称的纪传体杰作。唐代刘知几著《史通》,清代章学诚著《文史通义》 ,评论历代正史得失,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也都鉴古衡今,突出地体现其通识。章学诚还 把中国史学的这一优良传统概括为“通史家风”,予以彰扬。清代考证史学名家赵翼所著《 廿二史札记》,也凸显出其探究古今历史的重视通史的意识,故在其自序中表示着意于总 结“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治乱兴衰之故者”。

标志着近代史研究进入了科学阶段

《中国近代史》:标志着近代史研究进入了科学阶段《中国近代史》(上册)于1945年在延安著成。这部著作的主要意义是:标志着近代史研究进入了科学的阶段。它所奠定的基本格局和提出的一系列深刻论断,影响了近代史研究达数 十年之久。在此以前,近代史领域的研究处于草创阶段。有的进步学者运用唯物史观作指导 撰成的《中国近代史》,对主要事件有正确的评价,是可贵的创始之作;但是篇幅较小,内容不够丰富。还有的则从唯心史观出发,任意曲解史实,美化侵略者。范文澜的著作,造端 宏大,材料新颖,依据大量中外文献资料加以分析,系统地论述近代社会的基本矛盾和演变 过程,侵略与反侵略、爱国与卖国的激烈斗争,恢复了近代史的本来面目,帮助人民认清帝国主义和卖国势力是造成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灾难深重的根本原因,激发人民进行英勇斗争 ,推翻阻碍中国社会前进的凶恶敌人和腐朽势力。在解放战争期间,在为迎接新中国成立而 奋斗的历史关头,认识这段历史是与当时进行的推翻三座大山的斗争直接相联系的。因此许 多爱国青年读了范著《中国近代史》而奔向解放区,发挥了历史著作的巨大战斗作用。范文澜范文澜

《中国近代史》本来是范文澜撰著《中国通史简编》总计划中的一部分,所以两部著作有着密切 联系。诚如刘大年在《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所评价的:“前一部书试图用科学观点对 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作一番概述,它的印数累计达数百万册,成了一代又一代读者必备的历史 读物。后一部书用新的历史观点给系统地研究中国近代史开了一个头,它的某些看法长期影 响到学术界。它们的问世,过去了四十多年、五十年,至今提起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通史和近代史著作,人们仍然要首先举出这两部分。这种情形,近乎绝无仅有。”

范文澜的近代史著作完成至今已过去半个世纪,这一领域的研究,经过许多学者的努力,探索的广度和深度已有很大的拓展,这是很可喜的。不过,半个世纪来积累的经验,包括最 近若干年提供的经验一再证明:范文澜著作中所揭示出来的,自鸦片战争至人民共和国成立 110年间,中国历史的主线是人民大众英勇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经历艰难曲折而不断高涨 、不断走向胜利,这一反映历史客观进程的真理性认识是不能改变的,是任何时候都必须坚 持的。不错,近代史研究要不断创新,譬如对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课题要作更深入的考察 ,以此更加深化对近代化进程的认识;对于社会结构、下层民众、区域经济和文化以至秘密 结社等等课题都应推进研究;对于一些历史事件、人物、思潮等应进一步作具体分析和全面评价。

但是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都应以上述基本线索作为指导思想来进行,才能得出经得 起 历史事实考验的正确认识,而绝对不能以为“创新”就是要否定、推翻以往人们普遍接受的结论。近代史研究又担负着教育人民、特别是教育青年一代的任务。对于近代百年史如何认 识,是同对当前社会前进的方向,以至对世界政治格局如何由19世纪演变到今天、西方国家 对华政策如何演变到今天的正确认识直接相联系的,同在坚持对外开放之中发扬爱国精神和 民族正气相联系的,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精神支柱。因此,范文澜所揭示的中 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在今天仍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理论上的坚定性和捍卫历史学科学性的勇气

范文澜的著作受到广大读者的高度重视,他的成功经验很值得我们认真总结。范文澜走过 的成功道路,关键在于出色地做到了两项:第一,他的传统学术根柢深厚,而且善于吸收传 统文化中具有科学性和民主性的成分,包括朴素唯物主义、朴素的辩证法、大同思想、民本 思想和民主意识等,这成为他后来接受唯物史观和从事创造性史学研究的基础。第二,范文 澜的马克思主义是在抗日根据地的熔炉中学习的,并以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的事实去对照、 检验,以自己的行动去体验。所以他学习马克思主义得其精髓,并使之成为自己血肉的一部 分。他之所以能对创建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作出杰出贡献,撰写成多部影响 很大的成功巨著,其基本前提,是对理论有自觉的认识、严格的要求,并贯彻始终地为此努 力。延安版《中国通史简编》撰写之前,范文澜在理论上是有准备的。1940年所写《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一文,即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历史阶段的分期,阐述西周封建 说的主张。他明确地提出史学研究的根本任务,不仅要说明中国历史进程符合唯物史观创始 人指出的人类社会共同经历的阶段,而且要全力总结出这种共同规律在中国历史上表现出来 的特殊性。这段话,实际上是范文澜在延安时和解放后史学工作总的指导思想。

至50年代,他又精辟地概括为运用马克思主义要求“神似”,反对“貌似”。强调下苦功夫对具体问题 作具体分析,反复指出摘引经典著作的字句、贴标签式地生硬套用的做法的危害,指出它是 科学工作的大敌。范文澜揭示中国历史进程特点的成功例子甚多,其中影响很大的观点就是 关于汉民族形成的问题。他的分析和论断获得学术界的普遍赞同,是做到把普遍原理与中国历史特点相结合的范例。这样结合,就是“神似”,不是“貌似”。中国史学历来重视“通识”和通史的撰著。范文澜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而加以发展 ,提出写通史要做到“直通”、“旁通”和“会通”。把握好社会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精确地具体地划分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就是直通;分析一定社会阶段内,社会生活中各种现 象的互相联系和制约,考察一切矛盾的趋向和总和,最后归因于物质生产力状况的根源,就是旁通;两个方面的综合,就是会通。并且,他希望全国史学工作者分工合作,或研究断代史,或研究专史,或研究少数民族史,或研究某一主题,局部性的研究越深入,综合性的通史也就越有完好的可能。以局部性的研究来帮助综合性的提高,以综合性的提高来促进局部性的再深入,如此反复多项,达到写出高质量的通史的目的。这无疑是对通史编纂理论的发展。

范文澜在理论上的坚定性和他捍卫历史学科学性的勇气,突出地表现在当教条化和“左” 的倾向盛行的时候,敢于挺身而出,坚决予以抵制。1959年以后,他针对当时高校和学术界 相当流行的“以论代史”、空洞地套用唯物史观的术语、不要史实,把历史进程的生动内容 变 成生硬公式的推演的错误倾向,一再在重要会议上发表讲话和撰写文章,提出严肃的批评。 1961年4月,他发表《反对放空炮》一文,批评这种主观的、浮躁的有害学风,指出踏踏实 实进行科学工作的重大意义,要求让严肃的学风在学术界发扬起来。同年5月,他在一次重 要的学术会议上,严肃地批评史学界当时流行的“打破王朝体系论”和“打倒帝王将相论” ,指出“这种论调好像是很革命的,实际上是主观主义的”,“打破王朝体系,抹掉帝王将相,只讲人民群众的活动,结果一部中国历史就只剩下农民战争,整个历史被取消了”。并要求大家起来反对这种谬论,坚持严格的历史主义。当时,范文澜、翦伯赞、郭沫若都 为我们树立了坚持科学态度、抵制错误思潮的典范。

对于戊戌维新运动的评价,也是检验理 论上是否成熟和坚定的试金石。在相当长时间内,思想界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要抬高革命 ,必须尽量贬低维新和改良,因此不敢对戊戌维新运动作出应有的积极评价,若讲到戊戌变法事件,总是要迫不及待地贬责一通。对维新派人物梁启超的历史贡献也不敢作恰当肯定,有的论者甚至认为梁启超于1915年策动护国军反对袁世凯称帝之举是“投机”。范文澜则一贯对戊戌维新运动的进步意义予以明确的肯定,尤其对其爱国性质和冲破封建专制、要求民权,冲破满清禁例、争取民营工商业获得法律上的承认等进步作用作了积极评价,直至1958 年在纪念戊戌变法一百周年大会上,提出戊戌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的论断,表现出非凡的胆识!

而在《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这篇纲要式文章中,又对梁启 超的反袁行动评价说:“袁世凯宣布自己做皇帝。当时以梁启超为首的反帝制运动,立宪党人站在最前线,革命派反而落后了。”这在当时同样是勇于抵制流行的各种貌似革命的见解 ,而作出的清醒、公正的评价,是难能可贵的。在《中国近代史》书中,反对封建专制、争 取民主权利,批判闭关锁国、狭隘拒外,是全书主线之一。他称“林则徐是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20世纪80年代成为人所共知的警句。

在《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四册终篇结束语 中,他由唐文化的繁荣谈到各国文化系统的重要性:“各种文化必然要取长补短,相互交流 。娶妻必娶异姓。男女同姓,其生不繁。文化交流也是一样。所以文化交流愈广泛,发展也愈充分。文化输出国不可自骄,文化输入国不必自卑,某一国文化为别国所吸收,这种输入 品即为吸收者所拥有。譬如人吃猪肉,消化后变成人的血肉,谁能怀疑吃猪肉的人,他的血肉是猪的血肉而不是人的呢!”这段话写于1965年,处在“文革”前夕,可是范文澜这样鲜明地提出反对闭关自守,主张对外开放、互相交流的思想,令我们读起来觉得好像写在粉碎 “四人帮”后改革、开放的年代一样,这正证明范文澜思想的深刻性和前瞻性。他是一个热诚的爱国者,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的战士;同时,民主、科学、开放、进取又构成了他的基本精神。    

折叠 人物评价

范文澜范文澜范文澜对于历史研究,提出学习理论、掌握资料、文字表达、言行一致四个问题,勉励后学。他说:"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求神似,最要不得的是貌似"。"理论和我们自己的整个思想意识、思想方法、生活行动全面地联系起来,这样,才叫做马克思主义者在做史学工作。"语重心长,希望甚殷。

范文澜对党的事业满怀责任感。他在延安写作条件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写成《中国通史简编》。他又以高度自我批评的精神,在晚年,毫不疲倦地对 此书进行修订。十年动乱中,他带病工作,直到逝世。

在范文澜逝世十周年的时候,近代史研究所同人选录他的文章十七篇,分为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历史研究的方法和对资产阶级历史学的批判、中国经学史、思想史的专题研究四组,编为《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出版,以作纪念。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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