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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 - 2018年周洲执导电影 免费编辑 修改义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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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是由周洲执导的剧情片,程青松监制,池韵领衔主演,于2018年7月25日在第12届FIRST青年电影展首映。

影片讲述了22岁的美丽被人性的自私、命运的残酷逼上了复仇杀人之路的故事 。

基本信息

  • 中文名称

    美丽

  • 外文名称

    MS.MEILI

  • 类型

    剧情

  • 出品公司

    台湾原子映像有限公司 北

  • 制片地区

    中国大陆

  • 拍摄地点

    长春

  • 发行公司

    京万水归海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 导演

    周洲

  • 编剧

    周洲、池韵

  • 主演

    池韵

  • 片长

    88 分钟

  • 上映时间

    2018年7月25日

  • 对白语言

    汉语普通话

  • 色彩

    彩色

  • imdb编码

    tt9664198

  • 主要奖项

    第12届FIRST青年影展最佳演员

  • 出品时间

    2018年

折叠 编辑本段 编辑推荐

​张贤亮是中国第一个写性的,第一个写饥饿的,第一个写城市改革的,第一个写中学生早恋的,第一个写劳改队的……

他是著名作家,是成功商人,在新时期文学领域影响最大、争议最多;

他是著名书法家,本书由他亲笔题名;

独树一帜的“反思智慧”,心系家国的“时代呐喊”;

本书是集作家、企业家、政协委员于一身的张贤亮经验的累积、思想的精华,直指社会各种问题,切中时弊,体现了一个文人对社会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中华民族由于长期生活在专制体制下,处于弱势,所以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知感恩戴德的民族,是最“善良”、最有人情味的民族,是最怀有“盼望救世主”心态的民族。

——张贤亮

折叠 编辑本段 作者简介

张贤亮

1936年生于南京,江苏盱眙县人。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即开始文学创作,1955年从北京移民至宁夏,先当农民后任教员。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因发表诗歌《大风歌》被划为“右派分子”,押送农场“劳动改造” 长达22年。1979年重新执笔创作小说、散文、评论、电影剧本,成为中国当代重要作家之一。1993年在宁夏银川市郊创办镇北堡西部影城,现为其董事长。

代表作品有《灵与肉》《邢老汉和狗的故事》《绿化树》《浪漫的黑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我的菩提树》《一亿六》等。曾三次获得全国优秀小说奖,有多部作品被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其作品被译成30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发行。

折叠 编辑本段 目录

第一辑文人参政

一切从人的解放开始/3

我的态度/31

“三个代表”拓展了中国的未来/39

参政议政应有一定的前瞻性/42

加强地方人大、政协在地方政治生活的作用/46

“公务员法”中应增添家庭财产及收入定期申报条款/48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根本/50

拖欠民工(员工)工资应受法律惩罚/52

建设文化大国/54

中国文化产业概谈/57

西部吸引人才应有新思路新办法/73

莫让孔雀东南飞/75

发展职业教育,树立多途径成才观念/78

关于筹建“文革”博物馆的提案/81

“不可说”/83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应该是有传承性的、兼容并蓄包罗万象的系统/99

第二辑文人经商

“文人下海”/107

宁夏有个镇北堡/115

出卖“荒凉”/134

西部企业管理秘笈/141

“全盘推出,闪亮登场”/165

关于文化产业及宁夏旅游的汇报提纲/170

第三辑 “文革”回想

今日再说《大风歌》/181

美丽/183

第四辑文人观点

也谈“小人”/207

参与、逃避和超越/213

中国土著的廉政观/217

透视中国人的英雄观/220

雨·天话语/222

国际接轨第一功/231

折叠 编辑本段 序言

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倡导的“思想解放”运动,在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乃至中国整部20世纪史上,其规模及深远的社会影响,我认为大大超过“五四运动”。那不是启蒙式的、由少数文化精英举着“赛先生德先生”大旗掀起的思潮,而是一种迸发式的,是普遍受到长期压抑后的普遍喷薄而出,不仅松动了思想上的锁链,手脚上的镣铐也被打破,整个社会突然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张力。从高层和精英人士直到普通老百姓,中国人几乎人人有话说。更重要的是那不止于思想上的解放,一切都是从人的解放开始。没有人的解放,便没有思想的解放。所以,人们才将那个时期称之为“第二次解放”,并且我以为那才是真正的“解放”。

折叠 编辑本段 文摘

直到1978年底,我还在银川市附近的南梁农场劳动。职业是“农业工人”,而身份却很复杂,头上戴着好几顶“帽子”。为什么说“好几顶”呢?头上戴着几顶帽子自己都不知道吗?难道我是傻瓜或脑袋麻木?当然不是。但那时我确实不清楚。现在我们就来算一算:一顶是“右派分子”帽子;一顶是“反革命分子”帽子,这两顶帽子是“实”的。“实”的意思是有正式文件收进个人档案的。可是什么叫做“正式文件”,直到今天我仍不清楚。

当我在电脑上输入这些字句,想表述明白,让现在50岁以下的读者能够理解的时候,我突然感到无能为力。这要比写小说困难得多。虽然小说有想象的、虚构的成分,但我的写作能力基本还可以胜任,这有我出版的多部小说为证。可是,如果限制我发挥想象力,不加一点虚构地描述那个荒谬的年代,真实地反映那一段历史,我必须绞尽脑汁字斟句酌,仔细推敲。可是,我发现,这一来,我就陷入了要步步为营的迷魂阵。因为,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汉语就逐渐被搞乱了,汉语的词语逐渐失去原本的意义而被另一种“崭新”的意义替换了,更有大量的词语变得粗糙,变得模糊。其实,我们现在说的“拨乱反正”,有很大部分在于词语上的“拨乱反正”。其中很多我们已经“反正”过来了。正因如此,所以现在我用同样的词语来表达就会让今天的读者难以理解。那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语言系统,虽然使用的是同一个词,可是其词义往往不亚于古文和现代语文之间的差别。孔子说了句“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被质疑了上千年,就因为“女”在古文中常作“你”和“你们”解,而现代汉语只当“女性”和“妇女”讲,所以孔子在地下至今不得安生。因而,我觉得写这篇文章要比写小说吃力,在我企图说明一个问题的时候,我还要把这个问题所涉及的词语也加以解释。

同时,作为一篇个人记录,我也不想从已经披露的历史材料中搜寻依据,虽然这已经很方便,敲敲键盘点点鼠标即可,并能减少难度且更为可靠。可是那样一来,文章就成了资料的堆积,失去感觉和感受的色彩,而我正是要写一代甚至两代人的真实感受。现在披露的历史材料包括种种红头文件,在当时都是极其神秘的,只有极少数人掌握,绝大多数人只能受其摆布,即使陷入绝望的境地也莫名其妙,无处求告。所以,我以下的文字可能与历史资料有出入,但它虽非“历史”却是“史实”。这是让历史学家永远头疼的难题:“历史”往往与“史实”不同。

譬如,就拿那时的“正式文件”来说吧。如果今天的中青年人用今天“正式文件”的形式去看,那绝对是非正式的,是个笑话。可是,我说中国人就曾经生活在那种“非正式”的“笑话”之中,而且长达近30年之久,今天的中青年读者又会把我的话当作笑话。难就难在这里。

且让我用事实来说话吧。

首先,是由谁来决定某某人是“右派分子”呢?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全国各地各单位揪出的“右派”当然非常之多,因为那时定有指标,上级规定是按本地本单位人数的5%来“打”(你看,这个“打”字又须有注释,但类似的词语太多,此处只好从略)。因为中国人特殊的政治积极性,“打”出来的“右派”会大大超过这个百分比,所以,最后总应该有个决定性的权威机构。这个决定某人是否“右派”的机构叫做“五人小组”。各地县、处级以上单位都有这样的“五人”。可是这“五人”具体姓甚名谁,各地各单位的普通群众是不知道的。你说是主要负责人吧,可是转眼间这个主要负责人也成了“右派”,可见,还有更高层次的“五人”。总之,说你是“右派”你就是“右派”,别问出处,也问不清楚。

这样一下子,全国就有55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而当时全国可称之为“知识分子”的人数只有550万~600万。55万之说见于后来为“右派”平反的文件,实际远远超过这个数目;550万~600万之说见于1956年公开发布的统计数字。

这里,我仍忍不住想说说这个“打”字。“打”一词,在“反右运动”中是政治积极性的褒义词,我没看过当时公布有某某人被“划”为“右派分子”一说,可是后来给“右派分子”平反时,又一律称为某某人被“错划”的说法,其实应称为“错打”才对。

好了,不说别人,就说我自己,这是最可靠的。

我发表长诗《大风歌》正值1957年7月,“反右运动”最激烈的时候,《人民日报》马上发表了一篇严厉的批判文章《斥大风歌》。《人民日报》今天仍有很高的权威,当时简直就是“圣旨”,于是我当仁不让地成了“右派”,受到处理“右派分子”的顶级惩罚:开除公职,押送劳动教养。

“正式文件”是怎样的呢?当时压根儿没给我出示。到1979年我平反时,给我平反的有关单位从我的个人档案里只找到一张21年前押送我到劳改农场的小纸片,类似“派送单”这样的东西。我名字后面,填写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坏分子”,而不是“右派分子”。除此之外,再没有一份证明我是“右派分子”的法律根据,更没有说明为什么要把我“打”成“右派”的原因,即具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这张纸我见了,只有巴掌大,纸质脆薄,比现在公共厕所里放的最差的厕纸还差。我认识这种纸,那叫“雪莲纸”,用稻草造的,因为它不经磨损,不耐存放,一般只写个便条,写信都不用它。而这劣质的“雪莲纸”却奇迹般地在我的档案中静静地陪伴了我22年之久,拿出来还灿然如新。

然而,麻烦也就来了,如果我是“坏分子”,我就不在专门针对“右派分子”而制订的中央文件的范围内,按1978年另一份中央文件精神,“坏分子”早就该“甄别”了。可是,22年来我明明是被当作“右派分子”对待的。怎么办呢?

幸好,这已经是1978年,开始实事求是了。原来我的大麻烦,即当年《人民日报》及地方报纸、文学刊物对我的批判,又成了我是“右派分子”的证明,从而让我有资格“享受”文件精神予以平反。“不幸”与“幸”的转换,需要我等待22年。后来,我碰到一位当年主持把我打成“右派”的前领导,问他当年为什么把我订为“坏分子”而不是“右派分子”。他笑着说:你只发表了一首诗,没有其他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年纪又轻,我们研究了一下,尽量照顾你的政治前途,就定个“坏分子”算了,“坏分子”总离政治错误远一点吧。我理解他们的宽厚,“地富反坏右”这五类分子中,看起来只有“坏”没有政治性。他们哪知道后来“地富反坏右分子”通通在一个菜篮子里,最后“一锅烩”了。我也笑着告诉他:到了地狱,不分你是吊死鬼还是饿死鬼,都是一律同样对待的。他却说:那不是你的一笔财富么?不然,你怎么能有今天?于是,那个“五人小组”又仿佛成了我的恩人。

这样看来,“五人小组”能网开一面,当然也能指鹿为马,把不应是“右派”的人打成“右派”。同样也说明了,当年报纸杂志上的白纸黑字具有真正意义上的“众口铄金”的功能,都可以作为罪证置人于死地。当年,众口一词很快会转化为约定俗成,大家说你是什么,你就成为什么,何必有“正式文件”!

你看,我受了22年苦,就因为这张薄薄的“雪莲纸”,这就是“正式文件”!

我生于1936年,但直到今天我的户口本、身份证上填写的却是1938年出生。这也来自“正式文件”。

1968年2月,我第二次劳改释放,手拿劳改农场给我开具的释放证到分配我去就业的农场报到。这个我去就业的农场也是1965年押送我去劳改的农场。这么说似乎有些绕口,干脆点说,就是我从这里出去劳改一趟又回来了。农场政治处干部看看释放证,丢给我一张纸,那是照例要填的农场工人登记表。在出生年月日一栏,我如实地填上“1936年”。干部凌厉地打量我一眼,说:你明明生在1938年,为啥填1936年?我奇怪地问:哪来的1938年?干部指着释放证说:你看,你看!这上面写得清清楚楚的,你还耍赖!好像我非争取在1938年出生不可似的。我一看释放证,又是那倒霉的“雪莲纸”,劳改农场干部用蘸水钢笔写1936的“6”时可能蘸了一下钢笔水,6在纸面上洇成了更像8而不像6。我哪敢跟干部犟嘴,他说是8就是8吧。

这个“正式文件”从此之后减了我两岁,不知是否能让我多活两年。

费了这么多笔墨才大致把当年所谓的“正式文件”交代明白。这个“明白”也是我自以为是的,尚不知今天的中青年读者能否明白。回忆往事,常常用“隔世之感”这句成语,我想,自古以来没有哪个时代中的人回忆起往事有如此的“隔世”。近30年中国的变化不仅仅是世代之隔,简直就是两个世界之隔。由此产生的老少之间的隔阂不止是代沟问题,根本上是阴阳两界的问题。所以,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在老少之间的交流上有我们中国人这样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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